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数字化环境下当代建筑雕塑化趋向的思考

  • Update:2014-04-27
  • 方 睿 上海理工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3期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技术在当代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不同定位,进而试图分析在不同的定位下,当代建筑的雕塑化趋向如何被强化。最后,在此基础上辩证地思考了对数字技术过分依赖的建筑雕塑化趋向对建筑美学发展的潜在危险,认为需要从社会价值判断重新思考建筑的本质,以避免渐趋形式主义的误区。

20 世纪80 年代,人们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绘图软件绘制建筑平立剖图和细部图,其后数字技术向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渗透。时至今日,人们对这种数字渗透逐渐开始习以为常。近几年帕特里克•舒马赫有关“参数化主义”的论断重又引起业界对数字技术的广泛争论。关于“参数化主义”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一是对造型特征的定义,舒马赫称之为禁忌原则和信条原则;二是数字技术与建筑设计的关系,传统的塑形过程被转换为以“关系”及“规则”寻找形式生成原则。前者有关形式,后者有关设计方法。在这样的技术导引下,建筑更趋向于关注雕塑化形态的生成和视觉刺激,而非建筑的文化内涵以及社会价值判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数字技术的过分依赖是否会成为形式主义的滥觞?而更深入地探讨建筑设计中的数字技术,回归建筑的社会与文化根基,从社会价值判断重新思考建筑的本质是避免这一误区的合适切入点。

1. 米拉公寓/安东尼•高迪


2. 格拉茨美术馆/ 彼得•库克和科林•福涅尔

3. 巴赫音乐厅/ 扎哈•哈迪德

一、数字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不同定位
所谓建筑的雕塑化趋向,一方面是指在造型语言上,建筑和雕塑趋同,状如放大了的架上雕塑,不仅造型动感新奇,而且从所处环境和其他众多建筑中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特别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指在情感表达上,类似雕塑艺术的象征和隐喻方式,建筑师试图用建筑造型本身呈示个人风格,成为主观与叙述的艺术。这时,建筑本身的造型意义超越其实用意义,成为一种观念的象征物。在数字化环境下,建筑呈现出何种雕塑化特征与采用何种数字技术,以及这些数字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定位直接相关。因此,需要把数字技术与造型的雕塑化连接在一起思考。对数字技术与建筑设计的关系,在当代建筑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定位:
盖里、扎哈•哈迪德、李博斯金等建筑师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辅助设计工具。李博斯金曾说,“手才是数字技术力量的来源,计算机应当根据手来描绘而不是手根据计算机来描绘,因为建筑的本质存在于心灵和想象中,不可思议的建筑不是来自模糊的概念而是人”。在形成创作理念时,造型本身与数字技术并无直接关联,以西雅图体验音乐博物馆设计为例,造型的最初灵感来源于“摔碎的吉他”。一把摔碎的吉他分解成四块抽象的塑性体块,这些体量被施以不同的颜色,并被叠加与汇集在一起。从中能清楚地看到解构主义的抽象逻辑:建筑本体被不断拆解并不断产生多重新义,因此产生了语义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同时这些差异性却被微妙地同化于一个意义的总体性陈述,于是使建筑始终处于生成与消解的矛盾张力中。这种解构轨迹才是盖里的雕塑化建筑通过非理性的反美学造型所要暗示的重点[1]。数字技术是在概念草模完成后介入的。CA T I A 系统的手持式探测仪通过扫描实体模型的每个曲面,将模型的复杂曲度输入计算机并形成数字记录,以制作具有曲面形态的三维数字模型,再由“C A D - C AM 一体化”工具完成方案深化与施工。于是盖里的建筑从最初需要在规整结构上外挂不规则表皮,变成了结构和形态本身的复杂曲面空间。
一些先锋的建筑理论和实践把数字技术与参数化方法结合进行设计。在这种设计理念下,数字技术远非工具这么简单。因为,由建筑师的设计灵感引导的形式创造过程变成了通过控制形态生成过程中的参数,配置、分析和调整动态拓扑模型的形式求解和优化过程。于是数字技术成为设计的出发点,非逻辑的建筑塑形过程被纳入理性的框架。为此,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专门成立了“CODE”研究组,用计算机编程设计工具应对形态、功能以及环境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是这种设计方法的倡导者,并将其视为一种和现代主义并列,甚至将会是全球化的风格,称之为“参数化主义”。
二、建筑设计数字化前后建筑雕塑化的外在表现
基于上述对数字技术与建筑设计的关系的两种定位,建筑的雕塑化趋向被数字技术强化了哪些特征,可以从数字技术介入建筑设计之前的“前数字化阶段”、数字技术作为工具辅助建筑设计的“数字化工具阶段”,以及在近几年兴起的“参数化主义”理念影响下的“参数化探索阶段” 三个技术上的承递来讨论。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三个阶段仅指涉对数字技术的定位,并非指时间上有明显的断裂式发展。
1. 前数字化阶段
回顾历史可以了解,建筑与雕塑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高迪(AntonI Gaudi)那些具有自然有机形态的建筑实践伊始(图1),雕塑即已不单单作为建筑的装饰性附属物存在,而是开始在形体美感上成为建筑的塑性造型的灵感。在现代主义排斥装饰、追求几何抽象造型的设计准则指引下,雕塑性语素不仅没有从建筑中清除,而且转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从建筑造型的宏观层面对建筑施加影响,比如朗香教堂、悉尼歌剧院。现代性消除的只是雕塑作为建筑装饰性构件的作用,却通过建筑形式与结构特点的妥善组合,形成抽象的、具有现代感的雕塑效果。与现代性对系统性结构的简单拆解或否定不同,解构主义开始关注本源与构成本源事物之间的关系,关注结构的封闭性[2]。然而在盖里(F r a n k G e h r y)等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中引入“CAD - CAM” 等数字技术之前,具有解构主义哲学内涵和雕塑化造型的建筑探索在最初可谓举步维艰。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探索多于建筑理论,扎哈•哈迪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建筑作品建成,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早期也专注于研究和出版书籍[3]。
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点:一是传统的机械或手工施工技术难以完成复杂有机形态,特别是大跨结构弯曲造型的设计与施工;二是即使在技术上能够完成,所花费的时间与造价也相当可观;三是传统的传播媒介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当时“先锋”设计风格与样式的流传;四是受限于施工与传播的双重困境,这种相对实验和小众的设计思路难以撼动既有的社会审美价值取向,也难以被社会普遍接受。
2. 数字化工具阶段
数字技术的进步解除了上述困境。三维数字模型能够模拟空间形态的演化过程,精确计算结构参数和用料,并以此估算建筑造价,达到施工的深度。在施工过程中,与三维数字模型相连的电脑切割机直接切割下料,并在工厂中预制加工构件,最后在施工现场组装成最终的建筑。即“CAD-CAM 一体化”。这种数字技术介入建筑设计之后,建造雕塑化造型的手工式单件构件不仅能方便地制造,而且所花费时间和成本与统一生产的大批量构件相差无几,被称为单件生产批量化。因此,从生产上具备了单件复杂造型可低成本快速生产的可行性。
除此之外,数字化的网络传播媒介也使得这种新风格或新样式的流传迅速地完成。正是基于数字化设计方法和网络传播媒介双重因素的作用,具有雕塑化造型的建筑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消费市场的轨道,逐渐由边缘进入主流建筑实践中。因此,虽然通过雕塑化造型转译解构主义哲学的建筑探索在前数字化阶段已经开始,不过却仅在数字化渗透的近20 年才逐渐有建成作品。建筑造型的雕塑化特征至少在三个方面得到强化:
其一,以扭曲、分裂、断片、怪异的不规则形态打破理性美学逻辑,比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迪斯尼音乐厅等;或援用自然机体的曲线形态和结构作为形式原型,比如彼得•库克和科林•福涅尔设计的格拉茨(G r a z)美术馆(图2),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未来家居、早月餐厅、沙丘形态等,建筑和雕塑通过对造型本身的关注趋于同一化。
其二,上述怪异造型只能由N U R B S 曲面建模、C AM 构件制造和动态模拟形式生成等数字技术处理和建成。反过来,数字技术对复杂曲面处理的便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建筑师逐渐脱离最初的美学观念,开始沉迷于对造型本身的极化追求。
其三, 较之以往更明确地与环境割离,状如放大了的架上雕塑。建筑不再是与周围环境相连的存在,它已成为艺术品本身。雷姆•库哈斯把这种形式追求演绎得非常彻底,C C T V 大楼以一个巨大的扭曲形态横亘在空中,把对传统建筑规定性的颠覆和挑战作为表现的中心。
3. 参数化探索阶段
如果说,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实施,建筑的雕塑化造型出现在多样的个别性创作中而不具鲜明的总体风格,那么,参数化设计概念下的建筑作品,其造型的雕塑化则呈现出相对统一的形式原则:一是转向整体化的柔性雕塑化外观。参数化主义将形态生成过程定义为由内外因素的复合多向力拉伸物体的结果,即建筑形态的变化是由内部功能逻辑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内部逻辑使形态依据一定的规律动态地变化;而外部因素则将场地信息作为动态体系中的控制内容。因此必然要求形态变形由信息决定,即具有柔性的渐变,避免缺少延展塑性的刚性形状。因此,与传统建筑的块状几何形体(立方体、圆柱体、四棱锥和半球体)不同,参数化设计的基本要素则是动态的样条曲线,n u r b s 曲线曲面及细分表面。通过编程脚本,这些基本单元间建立起属性的关联,形成连续流动的自由形态。二是由参数控制系统间的“关联性”。这种决定建筑秩序的“关联性”在形式上的反映则是避免独立、不相关联的元素的拼贴,避免缺少多样性的简单重复,所有形式都是差异化的。因为参数化主义认为任何物体( 几何、位置、颜色、透明度等) 的参数( 属性或关系) 都与其他物体( 或物体群组) 的参数相互关联。内部关联性包括构成设计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各单元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外部关联性是指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附着性,这是自组织系统的先验要求[4]。
三、数字化背景下建筑雕塑化的审美价值之辨
可以说,虽然在数字化工具阶段和参数化探索阶段建筑雕塑化的表现各自不同,但数字技术使建筑师积蓄已久的创作力获得了酣畅淋漓的释放,一片繁荣。当代建筑在挖掘雕塑化表现力方面也可谓登峰造极。当然仅依据近二十年的雕塑化建筑实践就对其下定论为时尚早,但从这些雕塑化表现能够看到的是,当代建筑的雕塑化趋向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它一方面发挥了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天马行空的建筑复杂造型付诸实践,展现出建筑与特定时代和特定技术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看似炫目却缺乏社会价值判断的设计方案。数字化工具阶段的建筑试图以雕塑化形式本身诘难现代主义建筑文化和审美范式,参数化设计的探索则借由差异和关联的原则建构复杂的建筑秩序,并试图以此全面取代现代主义。然而,从扎哈的巴赫音乐厅(图3)、涌现组采用生物学及数字模型的方法设计的沈阳2013 全运会文娱中心及比赛会场等建筑可以看出,由数字技术推动的千奇百怪的形态较少涉及更深的思想层面,相对缺乏社会文化根基和内在驱动力。当然,以参数化方法建构建筑秩序作为设计方法值得称道,但是,建筑所处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是否能够被目前的脚本语言和参数所涵盖,是否能够被定量分析;建筑的内部功能逻辑和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否可以由算法模拟,并通过形态构成意义的准确表达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些技术的确能促进建筑在形式层面的探索,但却忽视了建筑的本质。或者说,对技术的单纯依赖使建筑渐趋中立与非政治化。
它一方面以富于个性色彩和主观情感的另类形式挑战平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建筑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沉溺于自我审美陶醉。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建筑的雕塑化倾向同时暗含着一种架上雕塑式的极端形式追求。为了凸显自我、实现所谓的“新奇”,建筑师开始采取激进的建筑语言和怪异的造型,并且使建筑由客观的艺术转向个人的主观抒情。然而架上雕塑的逻辑追求的只是个人探索,没有公共环境因素制约,而建筑从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它具有一般艺术品不具有的公共与环境属性。建筑一旦落成,就矗立在环境中,落入公众的视野中[5]。这些与环境隔离的造型撕裂了主体与环境间的天然关系,甚至于把与环境因割裂而产生的创口作为表现的中心对象[6]。鸟巢(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或是阿隆索(Hernan Diaz Alonso)怪兽般的仿生建筑形态,以激进的塑性造型以个性消解现代性的一元规范,结果却以一种更霸权的形式侵蚀了地域性,在文化上开始趋于另一种同一性。同时呈现出个人主义的表征,对社会与文化的忽视抹煞了现代主义一向秉持的社会价值判断。它一方面挑战了理性美学逻辑,追求有深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又难免陷于就形式论形式的窠臼,沦为先锋语言的形式游戏。当怪异形式与功能性和逻辑性出现冲突时,功能和逻辑性往往被义无反顾地舍弃。因此,即使是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也存在三分之一内部空间的浪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一些构件也只是为获得形式而存在,不具备功能上的逻辑性。另外,在数字时代“快”文化语境下,“差异新奇”的审美趣味成为应对当下审美疲惫和求新欲望的一般解法,于是愈发需求建筑造型的翻新出奇,这直接激活了建筑在形式层面的极端探索。更甚于此,网络化的数字媒体传播对差异、新奇、自我表现的极端追求,促使一些建筑师在形式探索上无所不用其极,这最终将动摇建筑的根基。
当代建筑的雕塑化趋向对突破传统的美学限制、对演绎数字技术美学、对建构自由的美学精神、对塑造个性色彩和主观情感均意义重大。但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其中对新奇形式的极端化追求、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与环境和公众出现割裂等因素对建筑美学的健康发展蕴含着潜在危险,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否则当代建筑在刚刚挣脱既有审美逻辑时,难免迷失于更大的困局。在建筑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前提下,对数字技术的未来可能性的探索才不是徒劳的。
*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项目编号:14YS047)
注释:
[1] 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01,第132 页。
[2] 岛子:“ 无从建构处何以上手解构”,《美术观察》,2002.4。
[3] 汪克艾林:《当代建筑语言》,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07,第109 页。
[4] (德)帕特里克•舒马赫:“参数化主义——参数化的范式和新风格的形成”,张朔炯、罗丹译,《时代建筑》,2012.5。
[5] 方晓风:“建筑:时尚还是永恒?”,《装饰》,2011.3。
[6](日)隈研吾:《反造型——与自然连接的建筑》,朱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0,第13 页。

 

 

评论

暂无评论!
填写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没有用户名?
[发言请遵循国家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