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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川地区笔锥形文笔塔探析

  • Update:2014-04-27
  • 刘剑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3期
内容摘要
本文就云贵川地区的笔锥形文笔塔进行了分析,探求了笔锥形文笔塔在形制上与佛塔之间的关联,讨论了文笔塔在景观上的形胜意义和文运祈望的文化内涵。笔锥形文笔塔以文笔的意象表达了文运兴盛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相通相融,体现了古代“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

14 世纪以降,我国县城村镇修建风水塔之风气日盛。因风水塔源自佛塔,所以其形制多与佛塔相仿。有一种风水塔,形制与佛塔差异较大,仿毛笔而成,名为文笔塔,较为独特。此类文笔塔以今贵州、云南两省分布最多,广东、湖北、山西、河南等地亦有分布。今对云贵川三地分布之笔锥形文笔塔的形制进行分析,尝试对其形式与观念上的源头进行探索。

1. 贵州省镇远县文笔塔


2. 四川省开江县文笔塔


3. 贵州省施秉县文笔塔


4. 贵州省思州县文笔塔


5. 云南省虹溪镇文笔塔


6. 贵州省盘县文笔塔


7. 河南省嵩岳寺佛塔

一、形式各异的笔锥形文笔塔
文笔塔仿毛笔形状而造,就视觉艺术效果而言,以笔锥为主体者胜于笔杆为主体者,所谓笔锥形文笔塔即是指前者。云贵川地区所分布的笔锥形文笔塔虽都以笔锥为主体,但它们在形制与建造工艺上还是各不相同,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枯燥乏味。
1. 塔身整体为笔锥之文笔塔
贵州省镇远县文笔塔(图1)、四川省开江县文笔塔(图2)、贵州省施秉县文笔塔(图3)及云南省弥勒县麟马村文笔塔皆以笔锥为整体塔身,四者形制却差异明显。镇远县文笔塔形制清瘦尖锐,形似狼毫笔锥。施秉县文笔塔弧线明显,中部略显肥硕,似羊毫大白云。开江县文笔塔和麟马村文笔塔形式整体相仿,弧线曲率较小,整体略显清瘦;然开江县文笔塔六棱锥型形,且有塔檐装饰;而麟马村文笔塔圆锥形,塔顶有火焰宝珠形宝瓶塔刹。在建造工艺上,镇远县文笔塔塔身用方石镶筑而成,塔端部分以大型方砖嵌砌,以桐油、石灰加糯米浆混合勾缝,整体光滑,无粗糙之感。施秉县文笔塔则以大块方石砌成六棱柱作为塔基,塔身以方条石砌成椭圆形边圈,中间用石灰与鹅卵石掺拌,整体亦显光洁。开江县文笔塔和麟马村文笔塔都以砖或块石砌成,墙体肌理不如前两者光滑,麟马村文笔塔甚至块石之间的空隙都未勾缝,看上去较为粗率。
2. 塔端为笔锥之文笔塔
与上述四座文笔塔不同,贵州省岑巩市思州县文笔塔(图4)、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文笔塔(图5)及贵州省盘县文笔塔(图6)是以笔管为塔基或塔身,塔端为笔锥。思州文笔塔用精工凿制的青岩料石垒砌,筑有0.7 米高的塔基,塔身是高12.9 米的圆柱形,塔端则为高3 米的圆锥形。整体看去,恰是书破蓝天的文笔。比思州文笔塔之筒笔形,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文笔塔则是方形文笔。塔身以青石和方砖垒砌而成,塔端为圆锥形笔尖,铜筑而成。贵州省盘县文笔塔,以块石垒砌,由八棱体形塔身和圆锥形塔尖构成,与虹溪镇文笔塔的形制有相同之处。塔身有小圆孔八个,较为独特。以笔锥为主体的文笔塔与传统的佛塔或墓塔,形制迥异。然而,文笔塔与佛塔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且文笔塔与佛塔在形制上亦有相同之处。
二、文笔塔与佛塔之间的关系
1. 佛塔形制之由来
塔这一建筑形式,本来源于印度的“窣堵波”,其本义指覆钵形坟丘。后成佛教僧侣埋瘗骨灰之地,又进一步成为供奉舍利之所,最终成为佛教的纪念性及象征性建筑样式。佛塔传入中土以后,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形式上的演变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原来的塔的形式与中国原有的阁楼建筑形式相结合而形成高层建筑。在向中国高层建筑塔的形式转变的过程中,塔曾位于支提窟中的中心位置,作为佛教徒礼拜的中心,也有位于石窟中心作为支撑柱者,其形式有借用阁楼形式者。印度原有窣堵波与汉代阁楼建筑能够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可能来源于佛教传入中土初期,佛老不分的情况。后建立之道教是融合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而成的宗教流派。《史记》记载,汉武帝曾因信方士之言,以为神仙好居楼,而在长安建造蜚廉寿观、桂观,在甘泉作益寿观、延寿观,使公孙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1]佛教传入中土,汉人以神仙视之,将佛像、舍利放于高处供奉应在情理之中。久之,印度窣堵与中国阁楼等高层建筑融为一体而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塔。窣堵波演变为塔刹,居于佛塔之最顶端。
2. 文笔塔的佛塔渊源
塔本为佛教礼拜佛祖或佛祖舍利之物,传入中国与儒道两家的思想相融合,便产生了用以镇妖及兴文运的风水塔。“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是《智取威虎山》中无人不晓的暗号台词。“宝塔镇河妖”一句暗语正道出了佛塔传入汉地以后所具有的风水功能。从已知的文字资料来看,从风水的角度使用佛塔可能至唐代时已经较为成熟了。《西藏王臣记》所记载的文成公主改善西藏风水的活动中即有以佛寺、佛塔等镇压穷山恶水之事。[2] 此若可信,这说明唐代已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支撑佛塔或佛寺用以镇山压水了。《赣州府志》载兴国《朱华塔记》记有唐代建造的风水塔,其云:“(唐)大顺间(890—891),士人曾文辿请于西山横石竖塔,补缺障空,大光官曜……圆润塔夷于横石,明兴塔废于西山。”[3]
尽管唐代即有风水塔之营建,但是风水塔的兴盛则在明清之时,尤其是安徽南部、江西、广东、海南等地尤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赣南一带,现存的风水塔有43 座,另有记载而已毁坏的风水塔22 座。[4] 陕西省也拥有不少于51 座的风水塔。[5] 如此数量的风水塔,立于青山秀水间,自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笔塔在形制上是否由佛塔逐渐演变而来,今已难考。但是两者之间在形制上的相同之处可以看见。河南省嵩岳寺塔,整体为略带弧线的圆锥形,若将其叠涩隐去,与开江县和施秉县的文笔塔相差无几。(图7)由此可以推测,散落在乡镇的文笔塔,其形制可能根源于佛塔。但受到建造成本的限制,便省去装饰的工艺,以简洁形体寓意文笔。文笔塔的形制与佛塔在形制上尚难形成连续的演化谱系,但是由佛塔形制脱胎而来。
三、文笔塔的形胜之美与文化内涵
文笔塔作为风水塔的一个类别,以兴建者的角度来看,一是增添风景美色,二是寓意文风昌盛。增添风景美色,往往是在建塔之初就着重考虑的,塔往往因应周边形势而立。陕西省韩城市有一座文星塔,建于清雍正年间,有《文星塔记》:“盖闻宇内有不及者,而赔补需焉。炼石补天,断鳌培地……盖从来墺地名区,天公居其半,人巧亦居其半。……曰:‘作之、屏之、平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则知人力之培补为不可少。’世宗宪皇帝御极元年,分府杨公摄县掾,流览韩邑山水,不甚额喜。第巽峰微不耸拔,议云建一浮图培补之,上塑魁星,北建文昌庙,……工始甲辰之四月,迄丙午乃高竣。”[6] 风景名胜,天工人巧各居其半,人力之培补,塔居其一,文笔塔也在其列。明《嘉靖普安州志》将贵州盘县文笔塔列为普安十景之一,题为“文笔插天”[7],可见文笔塔在营造形胜景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文笔塔作为一方文运兴盛的寄托,也是较易察觉到的。麟马村文笔塔塔身刻有祝祷之词:“崔巍文壁耸其峰,人为亦可夺天工。秀插云霄如玉笔,响传风雨若金镛。钜族从此家声震,子孙绳继受荣封。”[8] 可见此塔所蕴含的文风兴盛、家族显贵的寓意。清《乾隆宝丰县志》载有兴建河南宝丰文笔塔之事:“……前明邑令以科目勖士,信术士之说而为之,名曰文笔峰塔。”[9] 依据风水学说建塔、祈望文运兴盛,应是常见的现象。
四、文笔塔与“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
透过文笔塔,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国古代“制器尚象”的设计思维。“制器尚象”这一观念源于《周易•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10] 对于“象”的理解,学者多认为是“卦象”。《周易正义》言:“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谓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11]
今人顾颉刚也如此理解《周易•系辞》中的“制器尚象”。他解释说:“圣人看了易象而制器是怎样一件事呢?照《系辞传》中的话推测起来,是把许多东西分配在八卦之下,再把重叠的两卦看作两件东西合在一起时的样子,如果能彼此得到一个解悟,一件新器具就可以产生出来了。”[12]与孔颖达、顾颉刚等人的理解不同,胡适认为“象”并非专指卦象。他说:“《系辞》本说‘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所谓观象,只是象而已,并非专指卦象,卦象只是象之一种符号而已……瓦特见水壶盖冲动,乃想到蒸汽之力,此是观象制器。牛敦见苹果坠地,乃想到万有引力,同是有象而后有制作。”[13] 由此可知,胡适认为“象”是指具有相类特性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就设计的形成机制而言,这一思想更具价值。显然,文笔塔是尚文笔之象而成。
只是与一般的器有所不同,文笔塔所尚之象,不仅是形体上的象,还有文化上的象征与祈望。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卷四十七《器服略•尊彝爵觯之制》之中详解尊彝罍爵之类“皆量其器盛之多寡,而象禽兽赋形之大小”[14],以明古人“制器尚象”的礼器设计思想,使后人更容易把握“象”与物序人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尚象制器”的设计思想,意在通过器物彰显自身与自然的相类特性而具备象征意义,使设计成为连接文化与器物的纽带。文笔塔即以自身的文笔形态而具备了崇文的象征意义,从而成为一个地区文风兴盛的理想载体。
结语
分布于云贵川地区的笔锥形文笔塔,以其独特的文笔形态,往往成为地标性建筑。虽然文笔塔的形制与一般意义上的塔差异较大,但都是由佛塔发展而来,且其原型为印度窣堵波和先秦两汉的道家神仙楼观建筑。增添风景形胜之美色,承载文运兴盛之重托是人们赋予文笔塔最主要的两大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笔塔的设计者继承了古人“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即以文笔形态所具备的崇文内涵,使文笔塔成为地区文风兴盛的理想。通过器物的自然意象形态去传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实现人与自然的相通相融,这对当今的设计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注释:
[1]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 北京,2005,第14 页。
[2]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北京,2000,第26 页。
[3] 转引自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第266 页。
[4] 万幼楠、万珺:“赣南的风水塔与风水信仰”,收录于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第253 页。
[5] 赵克礼:《陕西古塔研究》,科学出版社, 北京,2007,第106 页。
[6] 转引自罗哲文:《罗哲文古建筑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113 页。
[7]“ 嘉靖普安州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普刻本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第48 页。
[8] 黄光平:“ 弥勒三座文笔塔”,《云南日报》,2003.6.16。
[9] 转引自巫鹏:“千年文笔山今朝现新颜——冬日踏访宝丰文笔山”,《平顶山晚报》,2006.12.19。
[10](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潘雨廷点校,中华书局,北京,1994,第589 页。
[11]《 周易正义》聚珍仿宋版,中华书局, 北京,1912, 第383 页。
[12] 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古史辨》第3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1 页。
[13] 胡适:“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古史辨》第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6 页。
[14(] 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北京,1995,第7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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