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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面传神——江西省石邮村傩面艺术的人类学考察

  • Update:2014-09-02
  • 陈圣燕 江西师范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第6期
内容摘要
江西省南丰县石邮村傩仪式性比较突出,艺术性表现都围绕着仪式性和神圣性而展开,呈现出独特的魅力。简洁、直接、古朴、强烈、夸张是其艺术上的特征。石邮村傩的面具,是诸艺术性中最强烈的一项,正如许多描述石邮村傩的文章所描写的“戴上面具是神,脱下面具是人”,面具是中国历史上的傩和现代流传的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石邮村的傩面共11 8 类角色,其中有两组四个是重复的,有三类是相关的角色,它们是傩公婆、双伯郎、大小鬼。村人又根据形象特征分为武像和文像,武像有关公、开山、纸钱、雷公、判官、大小鬼,文像有傩公、傩婆、双伯郎。下面逐一分析石邮村各傩神像的造型特征:

傩公:老人形象,面色白皙,白须飘逸,微张的右嘴角上翘,朗眉笑颜,鼻准高隆,整个神态喜气洋洋并显开朗直爽。头戴黑色方巾,绘有花纹并饰以金色。

傩婆:少妇形象,面色白皙,抿嘴微笑,右嘴角微翘,含蓄典雅,善眉细眼,呈富足富态之感,与傩公的开朗相呼应。头盘黑色发髻。

一郎:英俊青年,面白唇红无须,剑眉凤眼,额饰第三只眼,双层下巴,略显宽厚富态。头顶留空,饰蓝色鹖冠。

二郎:与一郎相近,惟独没有额间的第三只眼。

关公:红脸壮汉,黑须五缕飘飘,金睛剑眉,环眼宽鼻,眉头微皱,神情严肃,不怒而威。头戴绿巾帽,饰以金色兽面。

钟馗(判官):黑脸恶相,黑须乱射,怒目横眉,宽鼻红嘴,眉间紧锁,脸颊、鼻梁、下额饰金,眉毛、眼白用金色描绘,神态稍显忧郁。戴乌纱帽,鬓角上翘。

开山:赭脸红发,环眼宽鼻,火焰眉,血盆宽嘴獠牙,牙上饰以万纹,额装一铜镜,脸颊、鼻梁、鼻翼、下额饰金,眉毛、眼白用金色描绘。头戴金色环圈头生白色两小角,上画黑色点斑纹,红色鬓角竖立。

雷公:绿脸红发,猴头鹰嘴,额头有金色第三只眼,环眼鹰鼻,火焰眉,鼻梁、两颊、唇沟饰金,眉毛眼白金色。额有两环状金饰,红色鬓角竖立,头长白色黑斑两小角,中戴紫金小冠。

纸钱:赭脸红发,环眼宽鼻,扁嘴乳牙,额头、脸颊、鼻梁、下额饰金,火焰眉毛,眉毛、眼白用金色描绘。头生两白色黑斑小角,高额红鬓竖立。

大鬼、小鬼:两神像基本相同,蓝脸红发,红鬓火焰眉,环眼宽鼻,血口獠牙,眉毛、眼白、鼻梁、脸颊、下额、鼻沟间用金色装饰,只是眉间和嘴巴稍有不同,大鬼眉间多一金色饰物,小鬼嘴巴往上弯曲,显得可怜而可爱,大鬼的嘴巴往下弯曲,感觉神情凶悍。大小鬼都是头戴金箍,中饰人头,头生白色黑斑两小角。

2003 年重刻的面具中,村民首先认同的是武像,对大多数的文像保留了他们的批评意见。2004 年,在为面具开光时,傩班弟子把前一年刻的面具和当年补刻的面具取出来,头人和部分村人就拿着手中的照片与新刻面具做比较,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评价是新作不如就作,但同时认为武像刻得好于文像。这一年重刻的面具有四幅:开山、傩婆、双伯郎,文像占三幅(文像共四幅),而武像开山不是因为刻得不好或者不像(村人的认可标准),而是由于前一个刻得不够大,跳傩时戴着不舒服的原因。其实比较照片,武像的变形不比文像少,甚至更多,但为什么村人可以接受武像的变形而不能接受文像的变化?原因是武像在形体塑造上夸张变形,形体的凹凸变化大,特征强烈(傩公没有重刻,就是因为他的神情夸张,特征明显),色彩丰富,对比强烈[1]。但是,也要注意武像的表情特征并不强烈,也不丰富,一般是呲牙裂齿,圆目暴凸,只要抓住形体的特征点,表情是可以忽略的。南丰县傩面雕刻艺人也多是创作武像,夸张变形,特征强烈,耐人寻味。而文像是比较写实的人物形象,色彩单纯,不比武像对比强烈,它们所注重的是微妙的表情变化。如傩婆是少妇式的含蓄斜嘴微笑,符合其身份特征。笔者曾看过三个不同时期的傩婆面具,那眉眼的区别以及微笑的刻画,真是天壤之别。双伯郎是眉清目秀的富贵年轻人形象,重刻的原因是原来刻的神像的下巴窄了,显得不够富贵。刻画这些文像,特征和表情的把握是关键,稍有变化就能让人发现其中的不对之处,因此村人特别挑剔。

 

1. 傩公、傩婆

 

在跳傩表演中,每个面具都有固定的名称,代表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每个面具都有传说故事说明它的来历,有着不同地域的多种文化内涵。石邮村傩是闭口傩,戴上面具就不能开口说话,这是傩班弟子都共同遵守的规范,哪怕是到了现在。“面具在石邮村是神圣的,跳傩的人戴面具的过程是一丝不苟的,没戴时,我们和弟子们可以很自然地谈论说笑。快到哪个弟子的节目了,他到箱笼前戴上了面具,一下就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调整了角色关系。刚才温文尔雅的弟子一下变成了开山、纸钱、傩公傩婆,不仅形象变了,行为变了,同时也带了一种威严感,玩笑自然开不成了,连一般的对话瞬间也说不出口了”。[2] 面具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天生就具有的呢?本人虽在其他地方听说过许多关于雕刻神像或者面具时的诸多禁忌,但在石邮村似乎对开光前或未开光的神像的态度是比较随便的。刚刻的面具是素底的,也就是没有油漆的面具坯子,这些面具经过开光后就具有了神性,不可乱动乱摸。在这次开光时,把上世纪90 年代去日本演出时请人刻的另一套表演面具拿出来开光(当时日本邀请他们去表演,头人不让带老面具去,跳傩的伯请人刻的,到外面跳傩表演时都是这套面具,但这套面具一直没有得到头人的认可[3]),因为这是目前存在的石邮村最老的面具,在石邮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越老就越好(所以问到什么问题而无法回答时,就会说,这是以前一直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这些面具被请了出来,获得了认可,并被当作比照的标准,与新刻的四个面具一起接受开光。

村人一直认为面具每刻愈下,一次不如一次,也正如我们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以“文革”后刻的面具为例,笔者曾比较过照片,1979 年刻的面具其实并不如1987 年刻的面具传神与精美,但许多人还是认为那次刻得比后一次好。这次新刻的面具族人更是不满意。石邮村族人认为老面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老面具虽非精雕细刻,但特别传神;二是视野开阔,戴上面具和没有戴面具的视觉一样;三是面具大小适合,不论什么人都戴着合适。第一个不同之处,比较照片可以看到,老面具特别注意大形,外形敦厚,注意五官的特征。而现在的面具多注意细节的起伏,但对于神情的细微处,如五官特征不特别注意。第二个不同之处,主要是体现在眼睛的开挖处,老面具眼睛都挖得很通透,也就是面具内面靠近眼睛的地方挖得特别薄,眼睛可以活动的空间大。而现在的面具只是在眼睛处挖个孔,没有把眼睛边的木板挖薄,视野就容易被挡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内部鼻子处的处理很不讲究,只简单地挖了个三角形的孔,容易磨痛与磕碰鼻子,因此与面具的切合度就不紧密,影响视野与视线(我曾比较过石邮村傩面与萍乡傩面,萍乡傩面的处理就很讲究)。第三个不同之处,是老面具比较宽,外形比较方正,因为面具戴在头上,是顶部受力,所以宽些就大小戴着都合适。而现在的面具,越做越长,脸颊变窄,显得小气。比如2002 年刻的开山,就是因为颧骨处太窄,搜傩时会磨人颧骨,所以那年的四伯换了个面具,而与头人发生了争执。现在刻的面具不为老人们认同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不注意细节的位置,比如鬓角和耳朵的位置等,因为现在的面具是根据照片刻的,看照片和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区别,毕竟照片是平面的。

面具对于石邮村的族人来说是传神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每一次重刻面具都很慎重,请最好的师父。1987 年的重刻更充满了传奇色彩。首先是村里的干部北上南下,去找曾在“文革”前拍摄过石邮村傩照片的记者和文艺工作者,向他们要来傩面的原始照片。其次是请来最好的师父,原来师父因为有事情不能及时来到,村人三次邀请,在他决定要来的路上出车祸死了,村人就归因于怠慢傩神的原因,这样的传说进一步神化了傩神的灵异。再次是在刻傩面前,先由村里的老人根据回忆,用泥土塑出傩面的形象,然后根据泥塑雕刻,其中有三个没有刻好,又重刻了。在2002 年,考虑到外村跳傩,把这套面具带来带去,怕损害或丢失,又请人刻了一套(这一套是头人认可的,不是用来表演,是为了到邻村跳傩的,与上世纪90 年代跳傩的伯私自刻的那套待遇是不同的)。结果这两套共29 个面具都在次年被盗。被盗后当年就重刻了一套,因为觉得其中四个不理想,又于次年补刻了四个,并且头人多次提起还要请人刻更好的,感觉是要把雕刻面具进行到底。对于新面具吹毛求疵,而对于老面具则是盲目认同,连变形都被认为是灵异之处,比如原来的开山面具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变形,下巴变长并歪在一边,村人不觉得它不好,而是认为很神奇,谈起来的时候显得特别自豪。

 

石邮村傩舞的“近戏乎非真戏也”体现的是仪式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在娱人的同时达到娱神的目的,神、鬼和人并不是两分的,在某些时候或特殊的空间,特别的人身上可以沟通融合。“任何一个艺术传统都是强有力的,它通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使意义符号化”。[4] 美是由文化过程产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艺术美化或强化的目的都是要使人成为仪式中的神或感受到仪式中神的降临。艺术性是为了人的神性化、神秘化、神力化。“中文中的宇宙二字,都有表示房屋的宝盖形,中国人就是从自己的房屋之中去体会宇宙的,中文的天字就是人字上面一横,中国人就是在自己的日常实践活动中去体会天道的。因此中国文化之道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外在于人的道,而是在人之中的道”。[5] 所以“神界高于人间,神明高高在上,造神无非是有求于神,乞求神的护佑。然而民间神本来就起源于民间,又为民间崇奉,所以凡人又把自己的禀性赋予了神灵,不仅凡人具有的喜怒哀乐神也具有,而且凡人的种种劣迹也常常会表现在神的身上”。[6]

注释:

[1] 陈圣燕:“傩神‘开山’的误解成型与传神”,《农业考古》,2008.5,第210 页。

[2] 鲁忠民:《石邮跳傩》,未刊稿。

[3] 村里专门管理傩班的组织,以各家族为主,共24 人,后又加了村干部等数人,基本代表村里的意见。

[4](美)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2,第4 页。

[5] 张法:《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第14 页。

[6]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2,第148-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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