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民间艺术中的蝴蝶形象解读

苗族民间艺术中的蝴蝶形象造型生动，形式多样，主要集中在民间绘画、服饰的装饰图案和银饰品中，多以抽象纹样和几何图形为主，有的与植物花卉纹样相互配合应用，也有独立的蝴蝶纹样形式，其应用非常广泛，并且具有很强的精神指向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民族的精神象征。

 

 

我国民族众多，苗族是我国人口数量列居第四位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据史料记载，苗族最早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是可考证的苗族最早的文化源头。从古至近代，苗族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发生在远古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称“涿鹿之战”。此后不断的战争使苗族部落逐渐被瓦解，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中游地区迁徙至今洞庭湖、鄱阳湖之间，形成了“三苗部落”[1]。第二次是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由于西周的征战迫使苗族的先民离开家园，进一步向西向南迁徙，大部分进入现在的武陵山地区（现今重庆、贵州、湖北交界地之间）。第三次是秦汉时期，从武陵地区向贵州、云南一带逐渐进入。第四次是在元、明、清时期，大规模地深入贵州、云南、广西等腹地。

 

在不断的战争与迁徙中，苗族人口锐减，加之居住的地理环境较差，使之生产力低下并长期与外界隔离，保持了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元、明、清时期，苗族由于不堪封建制度的压迫，多次起义。随着中央王朝的建立对其镇压迫害加剧，使得苗族部落逐渐分散，向人烟更为稀少的深山退居。此阶段的苗族人民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生存状态，精神上祈求安定但又时时处于战乱之中。这种矛盾如何得到自我的调和？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精神寄托于祖先与神灵，祈祷祖先与神灵能带来美好、安定、繁荣的生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独特世界观与宗教习俗，并随着部落从北到南逐渐的迁徙中得到融合、发展和成熟。

 

苗族的宗教文化中对自然、祖先的崇拜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苗族人的眼里，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他们认为苗族的祖先是蝴蝶的化身，具有超强的能力和美丽的外表，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传说与神话故事，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更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现今贵州黔东南一带流传的苗族古歌中有大量关于苗族祖先起源的传说故事，其中比较常见的作品有《枫木歌》、《蝴蝶歌》、《妹榜妹留》和《十二个蛋》[2]等。

 

 

在苗族民间文化艺术中，有众多关于蝴蝶的内容，民族古老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是蝴蝶形象出现最早的记载，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里关于蝴蝶的神话故事经常寓于古歌和史诗当中。苗族的民间工艺美术更是蝴蝶形象的直观呈现，这些艺术形象千姿百态，有写实的、有写意的、有抽象的、有复合变形的。尤其在黔东南地区苗族民间艺术中蝴蝶形象的图案最为典型，造型最丰富。如服饰、挑花、剪纸、首饰制品、蜡染、织锦、绘画等反映出的蝴蝶形象多为装饰性很强的抽象性图像，颜色浓艳鲜亮，主要以大红、大绿、蓝、紫为主。银饰中的蝴蝶形象造型主要以装饰性图案和蝴蝶造型元素进行再创造的纹样为主，个别也有较为写实的形象。艺术形式上有单独的蝴蝶纹样制成的饰品，也有与其他纹样相互结合形成的综合性图案。

 

1－5.刺绣中的蝴蝶形象

 

6－8.蝴蝶元素的运用

 

9－11.首饰艺术中丰富多彩的蝴蝶纹样

 

 

蝴蝶形象融入苗族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艺术形式。对自然与自然物的崇拜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在其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的物象形式是一种精神化的新形象。苗族对蝴蝶的崇尚是宗教图腾崇拜的一种形式，尽管目前有学者对苗族的蝴蝶图腾崇拜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其神秘的文化特性的探索。同时苗族民间艺术中对蝴蝶形象的崇尚隐含了整个民族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这一崇拜符号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在其背后必定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人文背景。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蝴蝶从卵孵化成幼虫，再到结茧发育成成虫后交配产卵，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因为蝴蝶的美丽，人们便把蝴蝶的这些生活习性和特点加以美化，认为蝴蝶是美丽与自由的化身，借喻幸福、美好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譬如在自然界中蝴蝶为求偶常常相互追逐被赋予“比翼双飞”、“成双成对”的寓意 ；恋花的蝴蝶寓意甜美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 ；蝴蝶的破茧而出被人们寓意经过长久的酝酿后“破茧成蝶”的爱情成果。另外，从字面上理解“蝴”与“福”、“蝶”与“迭”谐音，寓意“福运迭至”，由此可见蝴蝶深受人们喜爱，被赋予了丰富的吉祥寓意。

 

 

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有关蝴蝶的传说也很多，其中最经典的爱情故事是《梁祝》。梁山伯和祝英台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幸福生活，对抗封建势力的威逼而双双殉情，死后化为一对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形影不离，实现了理想中的自由爱情。云南大理广为流传关于蝴蝶泉的传说《杜朝选的故事》和《霞郎雯姑的故事》[3] 也是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蝴蝶泉的传说与《梁祝》如此的“类似”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文化的同源和对蝴蝶寓意的深刻体现。

 

 

苗族历史上社会生活动荡，在此过程中使其文化艺术也被不同地域文化艺术所影响和渗入，被注入了新的元素。但是，向往家园与故土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始终保留了文化的“纯正性”，即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遗风。当下苗族民间大量的祭祀活动和民俗娱乐活动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现今在苗族的主要聚集地，无论是重要的祈祷、祭祖活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务都要举行一些传统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都要面朝东方，如祭祖活动中牛头要朝东方，修房造屋仪式要朝东方，送葬也要朝东方出发，等等，充分体现了他们不忘祖先的诞生之地，对根源的向往与寄托的情思。在中华传统节日中，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有赛龙舟的习俗，在现今黔东南苗族地区同样存在，只是在传说故事上有区别。我国民间关于赛龙舟的传说很多，其中在《诗经》中有这样的描述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4] 记载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远古时期有祭祀河神的习俗，其中描述的情节与当下黔东南苗族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龙舟节”极为相似。在黔东南苗族民居大门上方时常看见贴有镇宅的符签，内容为“泰山石敢当”。而远在山东一带的民间房屋上有同样内容的符签，这并非巧合，应该是文化渊源的结果。

 

 

苗族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是苗族民间艺术的土壤。苗族民间艺术中呈现的多姿多彩的蝴蝶形象，主要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蝴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物，有绚丽的色彩，美丽的形态，又有极强的繁殖能力，正符合苗族人民对生活、对种族发展繁衍的美好愿望。

 

无论是从苗族的起源和文化发展与变迁，以及现今苗族民俗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来看，苗族民间艺术中的蝴蝶艺术形象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神。苗族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生动化、个性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造就了独特的鲜明的艺术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蝴蝶形象作为苗族民间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其来源并非只是因为某个传说或是神话故事。再者，这些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是否真的存在过，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苗族民间艺术中的蝴蝶形象已经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综合载体。

 

 

苗族民间艺术崇尚蝴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蝴蝶吉祥美好的寓意，其次是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最后是苗族独特的宗教信仰与祖先的崇拜意识使他们赋予了蝴蝶更为神秘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苗族人民在长期迁徙动荡的生活中善于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创造了独特的蝴蝶文化，产生了丰富的蝴蝶艺术形象。其作用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自然物，而是对生活的向往，对生命的崇敬。深入认识和理解苗族民间艺术中蝴蝶形象的文化内涵是解读苗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对研究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记载，三苗是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一古民族，也被称为“三苗民”、“有苗”、“有苗氏”、“苗民”。

[2] 参见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委会编印 ：《黔东南苗族古歌》（一），1958，第 203、220 页。马学良、今旦译注 ：《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京，1983，第 288 页。

[3] 尹明举 ：“关于蝴蝶泉的故事哪个真哪个假？”，《大理日报》， 2006.08.31，A3 版。

[4] 参见 ：《诗经》之《九歌· 河伯》。

 

参考文献：

[1] 杨元龙、张勇选编 ：《苗族始祖的传说》，贵州民族出版社，贵阳，1989。

[2] 李文明：《贵州黔东南》，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