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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地域文化对民间枕顶绣图案纹样之影响

  • Update:2014-10-09
  • 田露
  • 来源: 《装饰》杂志第7期
内容摘要
乌江民间枕顶绣图案纹样是乌江地区民间艺术的经典代表,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乌江地域文化的考察分析,着重从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两方面来阐述枕顶绣图案纹样的形成原因、艺术特色等要素,继而发掘乌江地域民间枕顶绣传统图案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乌江、图案纹样、民族地域
我国各地曾经广泛使用手工刺绣的绣花枕作为寝具,绣花枕兴盛于清末民初,流传至今。绣花枕在满足睡眠功能的同时,还具有美化装饰、文化传播等艺术功能。[1]
 
绣花枕因其刺绣工艺精湛,针法多样而著称。其作为一种审美和实用兼备的用具,不仅装饰纹样丰富多样,而且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绣花枕在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风格也各不相同。枕顶绣是乌江流域民间刺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受乌江地域多元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枕顶绣具有造型美观、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创作主题鲜明等特点,尤其是在刺绣的图案纹样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乌江枕顶绣纹样大体可分为五种,包括植物图案、鸟兽纹样、人物故事图案、器型符号和文字图案等类型。究其原因,乌江刺绣的风格与其自身所处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乌江枕顶绣图案纹样与乌江自然条件
 
在艺术的起源因素中,地理环境对艺术的塑造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古希腊盛产大理石,埃及盛产花岗岩和砂岩,雕刻艺术在两地有了先天物质条件,造型艺术和技术也因此而发达。在乌江(古称内江水、涪陵水、延水等)流域亦是如此,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河,发源于贵州,流经贵州、云南、重庆、湖北三省一市共55 个区县,流域面积广大。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看,乌江流域盛产葛、麻、棉、毛、丝、蜂蜡、石灰、蓝靛、丹砂、生漆等资源,可谓物产丰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乌江流域民族民间刺绣、泥塑、蜡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与此同时,乌江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也给民间美术提供了多样的表现题材和创作土壤,在乌江流域的艺术特色中不乏地域民风和山乡野趣的表现。乌江流域一直以来也是多民族的杂居区,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深溪绝谷、崇山峻岭和鸟兽众多的自然环境中,因此自远古时代就以狩猎、农耕交互的生存方式为主,这必然使人们通过生产生活与自然建立起情感纽带。而这种感情在艺术创作中也以自然主题为题材的形式表现居多,他们根据实用功能再结合生产活动中获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诸多动植物形象以图案的形式自发地运用到民族服饰、剪纸、刺绣、蜡染等各种民间工艺当中。在枕顶绣艺术的图案创作中,以自然为表现主题的题材图案就有“虎爪花”、“猴手”、“鸡冠花”、“蝴蝶花”、“野鸡尾”、“猪脚迹”、“蜘蛛花”“蚕龙”、“鱼龙”、“梅花鹿足迹”、“喜鹊闹梅”、“双凤朝阳”、“蝴蝶戏花” 、“蕨蛙草木图”等。尤其“蕨蛙草木图案”中的蕨草颇有乌江地域特色,这种图案也是少数民族图案装饰的经典,它有别于汉族刺绣图案的文化属性,凸显了清新质朴的自然主义风格,在民族生活的淬炼中形成了极富生命活力和山野情趣的纹样。(图1)类似图案在乌江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还有很多,如有“藤条花”、“蕨叶花”、“麦穗条”等图案纹样 ;还有直接来源于自然生活和社会风情的,以人物造型为主,四周加以山川、日月、建筑等图案,重新组合,设计成不同形状和规格尺寸的纹样,如“姜央变月”、“土家人取亲”、“春耕图”、“斗牛图”、“蝴蝶戏花”等,赋予图案纹样以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意蕴。如黔江的一件土家族民国时期新婚用的枕顶刺绣“斗牛图”(图 2)就是采用在红色棉布上挑上黑线,图中的牛、花、蝴蝶、龙凤表现得栩栩如生,其创作题材采用了《四月八》的传说故事。土家族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从事农耕,自古以来养成爱护耕牛、尊重耕牛的传统, 在枕顶上绣上牛的图案也是土家人动物崇拜的具体体现。画面中的图案都是采用不同长短、粗细、曲折的线,横竖、交叉组合而成的,色彩鲜艳,纹样夸张生动,合理运用了形式美的构图法则,如重复、均衡、统一与对比、呼应联系、节奏与韵律等,使画面和谐统一,造型古朴稚拙,富于生命力。
 
 
 
 
综上所述,乌江枕顶绣图案纹样的形成与乌江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图案的多样性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彼此关联,是乌江人民对自然之美的萃取和升华的表现。
 
二、乌江枕顶绣图案纹样与乌江历史人文
 
通过对乌江枕顶绣的图案考察发现,除了自然地理对艺术形成有所影响之外,历史人文因素对刺绣图案纹样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枕顶绣中蕴含了各族先民朴素的原始宗教和审美意识,他们在刺绣图案里模仿和塑造了龙、牛、狗、虎、蝴蝶等动物和各种花草树木形象,并且将这些图案与各自民族的起源关联起来,使得这些图案具有某种图腾特性,成为承载部落血缘关系和具有社会组织教化功能的艺术作品。比如在图案中体现原始宗教观念和诸神崇拜的图腾象征和神话,就有“蝴蝶妈妈”、“公鸡唤阳”、“葫芦兄妹”等故事。在这些图案当中积淀了其民族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和本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过程。[2] 比如贵州台江苗族的“蝴蝶妈妈纹图案”,在乌江流域随处可见,亲切动人,就是在蝴蝶体内布满了人、龙和其他动物的刺绣图案,由上下两层纹样构成,上层由方块图案组成,以中间大块左右对称的蝴蝶纹样为中心,向两边延伸发展,在整个构图上追求整体和谐、变化统一的关系。又如刺绣作品女英雄“勿么细”(苗族女英雄),春、夏、秋、冬四季的花卉在同一个画面开放,以自然流畅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勿么细”撑着伞与情人幽会的主题形象。画面四周以蝴蝶、猴子、麒麟、鸟、花草等动植物形象环绕,主要用来烘托主题,整个画面把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全都组合在一起,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平面构图手法,画面的层次和空间鲜明,给人强烈的装饰美感。[3] 他们对“空间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二维空间上,停留在对某些物象的简单客观模仿和主观推测上 ”。[4] 在刺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一个事物的几个特征同时表现在同一画面里,因此出现了四条腿并列而立的动物,人物为正面形象而两条腿是侧面的,而动物头部的同一侧面却如比目鱼般同时长着两只眼睛。这些图案造型反映出他们受原始思维方法的影响,以及他们缺乏写实的能力,但是他们“从写实的愿望出发,演变到写意的效果,并造成规模化的特定符号形式,突出了归类化抽象化的特点”。[5]
 
历史上乌江流域有苗、土家、布依、彝、仡佬、回、侗、白等多个少数民族,该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据统计,“乌江流域的经济生活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兼渔猎经济的混合型经济形式。农耕经济以稳定的安居生活为前提,农业收成一般受季节、气候、天气以及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长期以来依赖、敬畏和崇拜天地等自然物,认为天地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形成了朴素的整体自然观和价值理念。首先,乌江流域各族信奉万物出自同一个本原和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观念。譬如苗族认为天地自然界都起源于云雾,由云雾生白泥和黑泥,白泥形成天,黑泥形成地。而天地产生万物,天地人、万物皆出自同一个本原云雾。彝族、侗族等认为天地是由混沌产生,万物来自于天地,天地是人类之母”。[6] 加之汉族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对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道教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观和佛教的因缘论等进一步强化了各族人民的整体观念,如土家族、布依族等每家每户都在堂屋正厅设神龛,供“天地君亲师”神位。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对汉族艺术常见题材有广泛的吸取,纹样的象征和寓意也大体相同。汉族民间信仰通常为儒、释、道包容并蓄,枕顶绣中也不乏以佛、道为题材的绣品。其中有许多以功名利禄为主题的图案,如“三星拱照”、“魁星点斗图”、“独占鳌头图”、“鱼跃龙门”、“五子登科”、“马上封侯”等吉祥图像。孩子诞生意味着家族的香火得以延续,母亲就会在枕顶绣上祝愿孩子登上仕途的“鱼化龙”纹。神话传说中的祥禽瑞兽也被广泛用于枕顶绣,如“狮虎瑞兽”、“麒麟吐书”、“龙凤呈祥”等。
 
 
 
在道教的影响下,道教中的神化人物也常出现在乌江流域的枕顶绣中,如八仙、和合二仙、金童玉女、王母娘娘、麻姑等,甚至道教传说中的仙兽也成为象征长寿吉祥的动物。而在渝东南及武陵山区和贵州一部分的土家族刺绣中最常见的图案则要数“八宝图”。(图 3)八宝即八吉祥,是佛家的八件宝物,此八件宝物依次为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刺绣八宝主要是将几件主要宝物运用抽象手法,将其进行平面化组合。通常将法轮放居中心,法螺用声音传播放射性抽象意念表现手法表达,莲花衬托并包围着法轮与法螺,而花瓶则用鲜花概括,盘长似肠子,因肠与长谐音,取长之意,无休无止,象征着子孙绵延、福禄不断、财源滚滚、万寿无疆、爱情永久等等。八宝图可以说是佛教文化与民族文化互相渗透的一幅经典之作。[7]
 
综上所述,乌江地域由于其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基础,因此在枕顶绣图案的表现上也体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生活对图案的持续性影响,图案纹样在立意、叙事、构图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乌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总结性和创造性的艺术表达。
 
结语
 
乌江流域地区的民间枕顶绣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和自然文化内涵,蕴含了丰富的民风民俗,充分反映了各民族融合交流的特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枕顶绣作为乌江流域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在图案造型、布局、用色等方面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我们了解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优美丰富的图案设计对现代刺绣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很强的启发借鉴作用,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注释:
[1] 李友友:“民间绣花枕文化内涵解析”,《包装工程》,2011.10,第 124 页。
[2] 余继平:《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重庆出版社,2012,第 273 页。
[3] 同 [2],第 253 页。
[4](清)杨英 :《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7,第 260 页。
[5] 石磊 :“建和村卑南族的社会变迁”,《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5.40。
[6] 田华银 :“乌江流域宗教文化的生态伦理效应”,《学理论》,2010.36。
[7] 余继平 :《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研究与集成》,重庆出版社,2011,第 192 页。
 
参考文献:
[1] 李宏复 :《枕的风情——中国民间枕顶绣》,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5。
[2] 田鲁 :《艺苑奇葩——苗族刺绣艺术解读》,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3] 郭宪:《中国民间美术解读》,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2006。
[4]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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