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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之于图像 :羊子山汉墓石刻造像的审美解读

  • Update:2014-10-10
  • 邹 璐
  • 来源: 《装饰》杂志第7期
内容摘要
汉代石刻艺术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它由众多佚名雕刻家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面貌及艺术成就,是古代雕刻艺术最为精彩的体现之一。本文拟以羊子山地区汉墓独具特色的石刻造像为体验对象,思考探究汉代石刻的审美价值与独特的艺术语言。
关键词:石刻造像、羊子山汉墓、画像石
石刻艺术作为我国汉代特质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都羊子山汉墓石刻作为石刻造像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在重庆三峡博物馆隆重陈列展出。展出实物极其丰富,一件件精美、大气的汉墓石刻及拓印画稿深深地吸引着我。从古朴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汉代文化的“深沉雄大”[1],感受到的是汉代石刻独具特色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力。羊子山石刻造像为我们直观生动地展现出巴蜀地区特有的文化品貌及风格,昭示出远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具有的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物化心智”精湛技艺,对研究巴渝地区汉代的绘画、装饰及雕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当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我们再去凝视羊子山石刻画像作品,用心聆听古人内心的声音,重新审视和思考充满生命力的汉墓石刻传所递出的艺术精髓,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本文也拟从石刻造像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意蕴等方面粗略谈点自己的看法,借此来探寻羊子山石刻造像丰富的审美价值所在。
 
一、羊子山汉墓石刻造像的文化根源
 
汉代石刻画像实际上就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等用石材建构的艺术,本质意义上就是一种祭祀性的丧葬艺术。丰富的装饰图案造型多雕琢于墓壁、墓门、立柱以及石墩、石椁、石棺等石质建筑构件中。从产生的根源来看,石刻造像的产生与封建社会风俗有着密切思想根源,反映出人们对天国及神话的信仰。《盐铁论·散不足篇》谈到“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从黄帝到臣子将相乃至普通百姓,都会幻想着能把生前享受到的东西,死后统统带到梦想的天国去继续享用,并且这一思想直到今天还有残存。羊子山石刻造像的整体风貌,也无一例外地反映出当时的这种社会风俗及思想根源。
 
羊子山汉墓石刻位于成都北郊,是成都平原地区考古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根据对羊子山地区的考古发现,在距今1 万多年前成都平原上就有先民们生活和居住的痕迹。从地质学角度讲,成都平原属新生代冲积平源,地势平坦,水源丰沛而易积蓄,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先民们的狩猎、采集和其他生产耕作活动,正由于创造这些条件,才促成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孕育出巴蜀独特的审美情怀。羊子山地区汉墓石刻最核心的审美追求也在于热爱自然,依附于自然,广泛接触、利用自然并顺应自然,追求“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3] 与
自然协调的观念,并在不断的艺术实践积累中,逐渐形成朴实、自然的审美观。
 
二、羊子山汉墓石刻造像的审美取向
 
从我国石刻造像的分布状况来看,主要分布在山东、四川、河南南阳、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等地。纵观各地汉墓石刻造像的艺术特征,不难发现不同地域画像砖、石,题材内容及表现出的艺术形式不尽相同,相比之下羊子山地区的石刻造像整体风格粗犷不乏灵秀、概括不乏精致。如果说画像石的外在的组织形式确定了其外部艺术特征,那么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则在内部确定了它的内涵和思想。根据题材内容我们可以把汉代的画像砖、石归纳成三大类 :第一类为神仙灵异,第二类为历史故事,第三类为社会生活。从画像石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题材丰富,包罗万象。如河南南阳等地作为汉画像石产生和发展的中心区域,画像石极为丰富,题材表现多以神话灵异类为主。而陕北晋西地区汉石墓画像石在题材内容上则多涉及从仙人世界到现实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普遍都刻有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周围有仙人、奇禽异兽的陪伴。[4] 而巴蜀地区的羊子山汉墓石刻则属于第三类,内容表现多以社会生活为主,把农耕文化与社会生活完美结合,有表现劳动场景的播种、收割、放牧,有描绘社会风俗及生活场景的宴乐、杂技、舞蹈等,还有帝王将相乘车出行等宏大场面。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艺术体验,在羊子山石刻造像的审美研究中,艺术特征如下 :
 
1. 造型之灵动与随性
 
当我们默默凝视羊子山石刻这些实物时,情绪很容易就被触动,仿佛能感受到石刻中的人或物就活跃在你眼前。如《伎乐杂技》(图 1)展现的是一组百戏杂耍的场景,也是当时社会底层大众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展现。画中杂耍人物不需要太多的写实刻画,随性而自然,人物姿态灵动、夸张而充满张力,无不展示出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羊子山石刻造像表达强调的是一种画面整体的律动感,善于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情节表现在一个场面中,通过流畅的线条和优美律动来诠释主题。律动的线条与弱化的细节描绘,使画中的质朴与随意得到观者进一步的认同,也折射出汉代艺术创造中丰富的艺术感染力。
 
 
 
2. 线、面结合之装饰
 
画像石作为西汉后期流行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非常注重石刻造像中的装饰之美。我们都知道装饰与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为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羊子山汉墓装饰主要出现在墓室砌墙的侧壁上,重复雕刻的各种纹饰图案除了几何纹样外,还包括人物、车马、树木、狩猎、虎豹等形象。石刻装饰技法也多采用单线阴刻及线、面结合式浅浮雕技法,表现的人物及一切形象都是平面突出,密密的细线铲底形成装饰的石面。如羊子山画像石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车骑出行·宴乐杂技》(图 2),位于羊子山一号墓室的左右壁上,整幅图景石壁长 10 余米,气势恢宏。车骑仪仗出行场景宏大,前有导骑、导车开路,中有吹手奏乐助兴,后有驷马人车载主人一路飞驰。整个出行场面声势浩大,再现昔日达官显贵们出行的声威。空间场景的表现采用上为远,下为近,通过形象的大小与前后叠加来加强画面的前后空间层次感。人、车、马等众多形象均采取平行、重复的排列方式形成画面的装饰效果。运用的装饰手法有 :(1)大量运用简约含蓄的面性装饰。图中的奔马、坐在车上的人及骑手昂首挺立的生动姿态刻画都是采用轮廓写实但对细部不做忠实描绘,单纯夸张近似平面化的剪影式造像方式凸显丰富的装饰效果 ;(2)刚柔并济的线性装饰。线可以是造型的边缘线,也可以是构图中的无形线,在羊子山的石刻造像中线的表现力也极为突出。图中马的造型,概括而富有变化的线条勾画出胸体宽阔的奔马矫健轻盈步伐和威风凛凛的气势,通过线不同排列组合的装饰,使得石刻造型运动、速度和张力得以完美的呈现。
 
 
 
3. 主题内涵之意蕴
 
羊子山石刻尽管稍显拙、重、陋,然而它却古朴中透着华丽,粗犷中不乏细美。自然形态经过审美主体抽象化或含蓄化的表现,形成某种特定画面来诠释主题,并内藏意蕴,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状况。在汉代“以石为地”、“用刀代笔”创造形态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属于他自己的意蕴表达和情感释放的一种方式。《淮南子·天文训》曰,“天地之袭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5],把百姓种植收割、打渔狩猎、酿酒煮盐等生产活动作为美好的事物来表现,本身就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美学意蕴。巴蜀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在羊子山石刻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羊子山画像砖《戈射收获》是人们很熟悉的一幅画像石经典作品,画中的稻禾、飞鸟、游鱼、狩猎、耕作等场景,形态逼真,勾勒简洁,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恬秀、流动之美感,也折射出人们对收获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与祈求。(图 3)
 
 
 
三、羊子山汉墓石刻造像的精神价值
 
羊子山汉墓石刻造像作为墓穴遗留下来的陪葬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艺术家或工匠创造的重要精神产物,而选择石质的材料构件所表达禁忌与避邪观念数千年来延绵不断,彰显着其生命的韧性。巴蜀地域人们主体审美形态的物化,其隐含的审美价值就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追求。而这种精神力量追求又和我们传统的家族血缘意识、祖先崇拜意识、巫术传统礼仪以及阶级统治中的皇权思想是分不开的,原本作为墓葬装饰用的汉代画像石,是汉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如果非要把羊子山地区的石刻艺术与我国其他地域的石刻艺术做一番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精神追求的异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羊子山石刻题材并不会刻意地神化自然,少了神话传说中的光怪陆离,而多用人化自然形态。这种人化自然反映出的是一种朴实审美观,从而印证了汉代文化精髓“天人合一”,成为石刻创作者的理想追求。《车骑出行》(图 4)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呈现的是汉人充满力量、运动和速度的阳刚之美。不求奢华的表象,不求造作的装饰,而以朴素、简练、大气的精神追求形与意的极致,这不正是西方一些现代大师从东方艺术中汲取的艺术精神所在吗?在这里我们探寻汉代艺术产生的精神动机,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汉石刻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在笔者看来,汉代石刻产生的精神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并随着历史的积淀,其精神内涵将会得到更深刻的诠释。
 
 
 
羊子山石刻产生于经济、文化快速上升的汉代,精美的石刻造像最终呈现出的是汉朝统一后巴蜀地区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古拙大气的汉风文化促进了画像石艺术的鼎盛。我们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探讨,感受不同历史时期审美风尚变迁,其本身也是对人类审美语言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邹 璐 长江师范学院
 
注释:
[1]《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6,第873 页。
[2]《盐铁论》,十二卷。
[3]《乐府诗集》,十三卷。
[4] 蒋英炬、杨爱国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北京,2001,第 108-133 页。
[5] 朱存明 :《汉画像石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5,第 91 页。
 
参考文献:
[1] 黄雅峰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美学”,《南都学刊》,1989.3。
[2] 顾森 :《秦汉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0。
[3] 信立祥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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