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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观音堂陶塑瓦脊及其文化价值

  • Update:2014-10-20
  • 黄贤辉
  • 来源: 《装饰》杂志第8期
内容摘要
观音堂是澳门著名的三大古刹之一,其建筑群遗存的陶塑瓦脊有着清晰的工匠名款和年款题记,在佛山石湾瓦脊艺术中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同时,瓦脊雕塑的吉祥纹样、戏剧场景、日常生活和花鸟鱼虫等装饰,也是清代末期岭南地区风土人情的综合反映,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
关键词 :观音堂、瓦脊、标本价值、民俗价值
一、澳门观音堂及其脊饰遗存
 
澳门观音堂又名普济禅院,据传肇始于元朝时期,现存建筑群的具体建造年代不可考,仅零星石刻上有诸如“天启七年七月吉日立”、“澳门望厦村之观音堂,创自明末天启年间”等记录[1],显示大约创建于明末天启年间,至今已近 400 年历史。观音堂是澳门三大古刹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最具特色的庙宇,历来是澳门佛教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观音堂建筑群以厅堂和天井作为基本单元,除山门外,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是大雄宝殿、长寿殿、观音殿,西侧依次为天后殿、地藏殿、祖师堂,东侧依次则为关帝殿、大客堂、檀越堂[2]。(图 1)观音堂建筑群的布局是典型的广东民居型制,均为硬山式样的屋顶,尽管等级不高,但其山墙封住承受屋面的檩条,具有绝佳的防雨、防潮、防火、防台风效果,是一种有地域优势且美观实用的屋顶形式。硬山式样的屋顶只有正脊,成为观音堂陶塑瓦脊装饰的当然“舞台”。实地勘察显示,观音堂建筑群的山门、大雄宝殿、天后殿、关帝殿、长寿殿、观音殿各有一条 10 米或 11 米的陶塑瓦脊,其制作又以山门(图 2)、大雄宝殿、天后殿、关帝殿最为精美,是岭南瓦脊艺术在港澳地区的集中呈现。
 
 
1. 观音堂平面图
 
2.观音堂山门正脊(1876 年烧造)
 
二、瓦脊纪年名款的标本价值
 
瓦脊又称“花脊”,是岭南传统祠庙建筑装饰中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装饰性构件,以其位于建筑物的屋脊之巅而得名。作为祠庙建筑的重要代表性构件,瓦脊有着增加屋顶防台风能力的结构性作用,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祠庙建筑的艺术表现力。由于瓦脊一般为单面装饰,民间工匠往往忌讳瓦脊烧造的“有前无后”而不愿意落名款于其上,使得瓦脊烧造历史中的著名工匠往往无法匹配相应的作品。现存于观音堂山门、大雄宝殿、水巷廊墙等处的瓦脊或墀头陶塑上,分别有着“嘉庆丁丑岁”(1817)、“光绪二年”(1876)等年款(图 3)和“新怡彰(璋)造”、“石湾奇玉造”、“奇华造”(图 4)等名款,指明这批瓦脊的烧造时间、工匠和窑口地点为清代中晚期的佛山石湾。
 
 
3. 观音堂陶塑瓦脊部分年款
 
4. 观音堂陶塑瓦脊部分名款
 
石湾土陶的烧造久负盛名,有着“石湾陶,景德瓷”的美誉。与景德镇的官窑身份不同的是,石湾窑是为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而逐渐发展壮大的民间窑口,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日用陶瓷,也有包括瓦脊在内的品种繁多的美术陶瓷。石湾陶塑瓦脊的烧造在清晚期和民国时期达到历史发展的高峰,成为石湾制陶业大小二十八行中品类最丰富、成就最高的“花盆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清代中期开始,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传统祠庙建筑的修饰日趋繁丽,花盆行也随之发展壮大,陶塑瓦脊的烧造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快速发展阶段。然而,目前已知有年款题记的瓦脊多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如佛山祖庙光绪乙亥(1875)、光绪二十五年(1899)等瓦脊,广州陈氏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辛卯(1891)、光绪壬辰(1892)等瓦脊,观音堂几条光绪二年烧造的瓦脊也处于这一时期,但其大雄宝殿、天后殿、关帝殿三条烧造于嘉庆丁丑年的瓦脊却比前述诸多瓦脊的年代早了半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纪年瓦脊中年代最久远的一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观音堂这批瓦脊年款题记的出现,不仅明确了瓦脊烧造的具体年代,为观音堂现有建筑群的建造或修缮年代的确认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也为石湾瓦脊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标本。
 
清代中晚期,石湾花盆行最主要的产销商号、作坊或窑灶主要集中分布在石湾镇区中心及东南侧一带,包括文如璧、(吴)奇玉、利玉、宝玉、美玉、龙玉、金玉、新怡彰、巧如彰、宝源、黄古珍、同和堂、广万安、广祯祥等 30 余个[3]。其中,现存广州陈氏书院瓦脊留有“文如璧”、“美玉”等名款,越南胡志明市天后庙瓦脊留有“同和堂”、“宝源”等名款,以及散布其他各地的瓦脊中也有部分涉及目前已知的石湾瓦脊产销商号。对比这些商号,我们可以将观音堂部分瓦脊的名款进行对应,如“新怡彰(璋)造”、“石湾奇玉造”,不仅少见于其他地区所发现的陶塑瓦脊,在已知商号中未见其名的“奇华”也能对现有商号的研究进行资料补充,对相关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瓦脊装饰题材的民俗价值
 
以观音堂、莲峰庙等为主要代表的澳门传统寺院建筑,在整体上并不过分追求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的丰富多彩。然而,包括瓦脊、墀头等部位却以极具地方特色的陶瓷、砖雕、彩绘等形式,装饰各种吉祥纹样、戏文故事、日常生活和装饰小品等,形成了具有重要民俗文化价值的装饰题材。
 
明清以降,传统装饰纹样的吉祥表意倾向逐渐显露,成为中国吉祥文化最主要的表达途径,烧造于这一时期的观音堂陶塑瓦脊自然也脱离不了吉祥纹样装饰的范围。整体上来看,瓦脊装饰色彩主要以蓝、青、赭石等石湾传统陶塑釉色为主,其吉祥纹饰主要通过搭配八仙贺寿、香山九老(图 5)等各种人物一道出现,包括八宝如意、福寿平安、博古花件、飞禽走兽(图 6),以及不同形制款式、雕刻精美的亭台楼阁等。
 
 
5. 山门香山九老装饰瓦脊
6. 关帝殿吉祥纹饰装饰瓦脊
 
自清咸丰以降,粤剧逐渐发展和兴起,以传统粤剧剧目戏文故事为主的题材,成为石湾瓦脊艺人塑造表现的重点,是石湾瓦脊艺人典型的重要创举之一。观音堂瓦脊装饰题材中屡见源自传统粤剧的戏文故事,尤以出现在关帝殿—大雄宝殿—天后殿三处瓦脊装饰的折子戏为代表。这套烧造于嘉庆丁丑年的瓦脊,塑造了 51 身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共同组成传统粤剧的经典剧目《汉宫惊魂》的全部。瓦脊装饰从关帝殿东头开始,展开了一幅幅包括“郭妃设计椒房殿”(图 7)、“刘秀醉斩股肱臣”、“光武帝太庙请罪”、“误会得解君臣乐”(图 8)等故事情节。
 
 
7. 大雄宝殿戏文故事装饰瓦脊
8. 天后殿戏文故事装饰瓦脊
 
从装饰程式上说,关帝殿—大雄宝殿—天后殿瓦脊戏文装饰较为单一,在人物、场景以及不同人物、人物与场景的配置分布上留有较大的空间,场景则多以实景布置为主,呈现出“连环画”式的叙事模式。而烧造于光绪二年的山门和东、西水巷等几处瓦脊戏文装饰则更为繁巧(图 9),人物组合、层次更加丰富,千姿百态,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从整体布局上来看,大小人物错落有致,呈现出更加恢宏的整体气势,较前者而言主题也更加突出。从关帝殿—大雄宝殿—天后殿到山门、东西水巷瓦脊上戏文故事装饰繁丽程度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自嘉庆丁丑年到光绪二年 50 多年间,佛山地方戏即传统粤剧发展及其在建筑装饰上逐渐被开发的过程。
 
 
9. 西水巷戏文故事装饰瓦脊
 
在对装饰构件的处理上,陶塑瓦脊往往与鱼龙吻、狮、凤鸟等装饰小品搭配。观音堂瓦脊上的陶塑鱼龙吻呈鳌鱼状(图 10),是印度神话中摩羯鱼中国化之后的产物[4]。鱼龙吻当然不具备防火功能,仅仅只是民众主观上对灾害的抗拒,从而在装饰上具有象征意义而已。当然,较为高大的鱼龙吻本身及其与瓦脊合力形成的重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正脊的压顶功能,具有实用主义的功能特点,也反映了岭南民众崇尚务实的民俗特征。
 
 
10. 关帝殿鱼龙吻小品装饰
 
除了表现神话传说故事、粤剧戏文故事以及装饰小品之外,观音堂瓦脊装饰也不乏表现岭南民众农耕、渔猎等日常生产、生活的题材(图 11),与前述各种吉祥物事一道,共同谱写了一曲崇尚吉祥的平民牧歌。穿插其间的各种丰富的瓜果蔬菜、花鸟鱼虫等题材,装饰华美却不张扬,彰显了岭南文化的内敛气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观音堂陶塑瓦脊上的装饰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等民俗文化特征,对岭南民俗研究而言具有较为典型的价值。
 
 
11. 大雄宝殿农耕题材装饰瓦脊
 
结语
 
进入近代以来,澳门华人社会原本保留的文化基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观音堂作为维系传统华人社会的重要场所,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澳门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因素,使得这批瓦脊避免了近 200 余年间的兵祸和人为破坏,具有重要的实物和标本价值。这批瓦脊装饰在当时亦属奢华,体现了澳门华人对修缮观音堂的重视,而其装饰题材的丰富与以普通工商市民为主的澳门华人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平衡和祈求幸福的社会心理,都是包括澳门在内的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
 
注释 :
[1] 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社、澳门星光出版社,香港、澳门,1986,第 213 页。
[2] 许政:《澳门宗教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北京,2008,第 111 页。
[3] 李婉霞:“佛山祖庙陶塑瓦脊的工艺文化价值探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10。

[4] 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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