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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出民族主义文化立场的锐性之思

  • Update:2010-05-31
  • 来源: 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


引言

  在一篇文章中交代一下自己的阅读视野和写作动机也许是必要的。
  如果比较一下民国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性气质和其格局,当下的中国学术是非常水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从表象上看,是我们的问题视野一直拘谨在民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视野中,在社科方面是宪政讨论,经济学成为显学不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突出后,西学持续东渐的产物;在文学方面,艺术走向依然如旧。以启蒙为色彩的国民性批判写作一直踏步不前,以感伤失落表现情爱题材的都市小说随者个性解放让我们看到了精神失落的时代下半身写作那赤裸裸的冲动,以乡土为镜像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没有对苦难的切身体验沉迷在社会动荡中的自怨自艾。而思想界已经成了可以被随便奚落的代名词,记得以个人用这样的方法骂人: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撇开骂人的具体事件不说,这样的骂法实在太经典了。 知识精英,思想英雄,在这个时代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精英知识分子不是台面上的知识分子,我关心的是那些虚空的高论大行其道是否遮蔽了青年的读书视野,是否是在制造一个看似华美,实则垃圾的阅读空间?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更新一下自己的问题视野,我们难道真的走不出54之后的文化格局?若有,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些阳春白雪的声音输入一个通俗的管道?
  中西文化的争论已经持续百年,这是好事。问题是,与比较随之而来的争论结果如果已经水落石出,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在喋喋不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89年问世,我读到修订本的时候已经是02年。 就是在这本书中,我走出了所谓精英的大义玄言,开始了漫长的经典阅读之旅。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读书方向,那就是从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为思想立场,以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方法,以传统文化和民国的文化变迁为镜像,通过自己的中西文化比较,获得自己的写作自由!
  这也许只能是一个梦,因为精神贵族已经在有钱阶层断裂了,最后的贵族可怜的封存在我们记忆的闸门中,只有经受者物质和精神双重考验的人,才能以自己的血肉打开那道闸门,卑微的窥视着那些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可是一个为衣食所迫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精神漫游的梦想呢?就如雅斯贝尔斯所预言的,精神贵族从各个阶层产生。但是,在中国,精神耕作,与生命相关的精神耕作已经历史的放在平民身上。这里涉及到一个人写作与思考的真诚问题,只有在窘迫的环境理依然为着人类生存的意义执著追求的人才可以称作精神贵族,而商品社会,写作的功利性直接威胁着写作的真诚,那些台面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为我不屑,最主要一条原因就是被生存俘虏,以名捉利,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多了,而后继者也必将层出不穷。这是中国转型期一个独有的文化现象。重建贵族精神,以人格的光芒照耀这个暗昧愚弱的世界,这是每个读书人都应该扛起来的写作使命。
  当然,这样的看法有点偏激了,学术思想本来是非常神圣的,不过它现在只是看起来神圣,其实不过是媚俗罢了。学术媚俗是事实,但是依然有人高擎理想主义的写作旗帜。比如张志扬先生,他的《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才印了3000本。一种声音,越是经得期时间的考验,越是在自己的时代被束之高阁 ,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发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声音,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早就该在《拯救与逍遥》这样的声音中停止了,可是我们看到,西方启蒙、读经运动、新儒家等诸多文化现象依然困扰着中国知识界。说白了,这不过是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价值诉求在作怪罢了。推崇民族文化的读经运动者,其理性被民族感情所替代,渴望宪政启蒙的写作大多回避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准备。所以,所有的争论都很难在一种语境下进行,结果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
  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不过是在民族主义文化立场上重复一下刘先生的言论,加之自己学养有限,时间有限,行文中难免焦灼粗陋,请朋友们包涵。
  
  

语境的分离与精神行动

  五四前后,对待西方文化,中国思想界有两种声音最为激越。胡适和鲁迅都主张全盘西化,鲁迅甚至发出不读中国书的呼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登场就是在这种论调有了大众的支持之背景中开始的。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一种有病乱头医的现象。这也许是无可避免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当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认为中国缺少科学和民主,这不错,可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评传统文化,真的就那么科学合理吗?
  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认为,西方精神追求支配自然,科学发达而人心沦丧,中国的道德超脱精神悠远适意,这种论调自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对个体的精神安慰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吗?
  无论用科学理性批判传统文化,还是用道德直观批评科学理性,都是一种语境上的分离,都是感情左右了理性之后一叶障目式的愤青式叫骂。《拯救与逍遥》中开篇就指出,西方精神未必只是理性的分析、自然界的逻辑化以及对精确科学的追求。科学理性不过是希腊精神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不能概括西方精神的素质。的确,无论在爱之深式的责骂,还是爱之深后的护短,都犯了一种基本的逻辑错误。这不是一两个知识精英的问题,这是我们民族整体上的积极认同。以为西方人已经道德沦丧,而中国文化道德资源可以弥补西方人的价值真空,有点道理,最少在语境上它是成立的。但是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主张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缺少科学和民主的理性精神。这里只有一个人冲破了这样的思维定逝,那就是鲁迅。鲁迅在乎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它对所谓旧道德的批判不单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上升到对人本质的接近的基础上,以自己对人的绝望感所衍生的本质语言对人本身展开批判。问题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达成的共识是否可靠?
  启蒙主义者首先拉起西方科学理性的大旗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全局进行漫长而持久的的批评,而且把火力集中在传统文化的道德谱系中。科学理性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以科学和民主的理性攻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谱系,看似合理,实则大非。无论是呼唤科学理性,还是呼唤民主理性,不过是对西方重视逻辑推理这种异质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推崇,可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能混淆语言环境上的差异,无论是批判还是讨论,必须在一种语言环境种展开,西方的科学理性只能在中国的科学理性上实施批判才能保持其有效性;西方的民主理性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上的设计上展开才能实现其合理性。当然,两者都可以在西方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上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在五四并非没有,但是讨论的结果常常是为中国的道德精神进行辩护。西方人精神是物化科学精神,只有中国人才追求一种真实的超远的精神生活。说到底,还在以道德直观批评以理性知识为根据的科学理性。
  20世纪的西方,启蒙理性在历史舞台上占尽了风光,人的异化与虚无主义同时登场,中国的现代贤儒争是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后沾沾自喜,“以为西方科学理性已经把传统的上帝信仰扫除干净,只剩下以个价值虚无的空间等待中国的伦理精神去填充”②,这里首先就经受不主以事实为证据的推论。刘先生在书中指出西方启蒙精神大举入侵,转换了中国思想界的格局。首先,我们在比较中忽视了西方人的道德谱系,在分离的语境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震动。其次这场入侵是由我们中国学人发动的。因为物质上的征服与文化上的征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完全由力量拒绝,可是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博大而惶惶不安?诚然,西方大哲也由人幻想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工业社会的道德沦丧,比如罗素。但是更多的西人在比较了中西文化后,失望而归,比如奥尼尔。中国文化的魅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在演戏罢了。刘先生还指出:“现代儒学明白这一点后,开始改变方略,要么证明原儒已有宗教精神,要么证明儒道精神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再不然就竭力寻找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
  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有多少人是从哲学的反思入手思考个体解决生存的意义问题的。哲学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辩护,这就是我们现代贤儒的文化走向!
  为了维护中国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以时间来证明大华文化的伟大,上下五千年,能不振奋人心吗?时间可以证明文化的伟力吗?假如这种文化以开始就对人性有着可怕的腐蚀力,那时间之于中国文化可就是一可怕的问题。
  最后的论调浮出水面了,刘先生批判了历史文化心理学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手脚。西化有这样的危险,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就亡国灭种了,因为文化塑造着我们的心理结构,如果认同了西方文化,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这多么可怕?民族主义文化立场到现在在赤裸起自己的面孔,中国人的魅力又在哪里?一个泛道德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一个暴力思维源源流长的民族,何以能鼓动出如此巨大的民族感情?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体身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应该以人为目的,为人幸福腾出一片肥沃的土壤,这样的文化才值得推崇,才值得拥护。民族的感情确实是人发出来的,是属于很多个体的感情倾向,但是这不能成为一中要求,个体有权利为自己的幸福进行任何一种选择,个体更有权利对自己置身的文化环境进行质疑和反思。我不否认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它也是包罗万象的,里面必有我所取所需。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一种考量,无论是文化寻根,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是在寻访那些对现时生命有所关怀的生命指陈。而不是为了民族这样耀眼的字眼去辩护?
  霍克海默看到人类内心生活的消失,外在世界对人的异化从西方开始,迅速把这种精神痼疾传染给中国。刘先生指出:“人类思想在20世纪面临的致命问题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都遭到正当性的会议,从一方径直走向另一方都不是出路。”所以他呼唤一场纯粹的精神行动,以个体的身份,跨历史的、跨文化的精神行动。
  20世纪,哲学在语言上的研究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本相。从语言那里,最容易得到人类的先验规定。怀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为语言的明晰性划开了一个轮廓,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隐含着理性与先验的直接关系,所以才有了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从逻辑上确立了人之成人,抵达彼岸的超验可能。可以说,正是西方精神的内在反思传统给了是现代世界整个世道凌迟的种种思想可能,站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的道德谱系确实非常值得重视。拯救成为刘先生此书的主要基调,这种思想预设的成立关系着个体的阅读背景,我们必须走出自然本体的天问之外,个体才能获得足够的精神资源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反思批判,从而实现真正对个体有终极关怀的自由生存选择。我必须感谢刘先生这本书,这几年来,我一直关心着存在主义、舍勒的哲学、以及西方的神学谱系。我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精神在抚慰个体的终极作用上的脆弱,看到了现代所带来的无所不在的个体生存危机。告别语境分离上的思想争峰,来一此客观的个体精神行动,寻找那些能够对生命本身发出关怀的思想英雄的声音,我确信,这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在本体高度上的哲学批判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现代贤儒的学说基本是一种民族感情上的辩护。应该说把现代贤儒的言说概括为大力推崇道德——审美精神是比较公允的。刘先生认为,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代替基督教精神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要问,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是否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事实上,就是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其批判传统道德的精神资源也是本土化的,刘再复和李泽厚曾经借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对传统文化有过比较有进展的考量。但是他们借用的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本体论设置。他们
  建立在本土道德谱系的批判本身就是旧道德观念的一种延续,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进行处理。应该客观的指出,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背景中展开自己盲目的文化联想——“20世纪有如人类传统文化的末日,任何民族文化传统。不能逃脱重新塑造的命运。”①20世纪是一个现代的世纪,外在世界的变形异化着人类的心灵,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视野中,放在人类心灵的进化史中考量,这是大幸,也是大不幸。
  索洛维约夫在《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中看到上帝在整个世界无时不在的力量,对神权政治的确信在世俗社会看来当然是在痴人说梦,当然上帝始终是隐蔽的,但是这种博大的力量是真实的,也是漫长中逐渐清晰的。上帝以他的大能,以神迹帮助犹太人完成了两种使命。即,成为基督的胎盘,作为上帝前基督时代的使者。犹太人命运不可思议的地方,恰恰是解释上帝大能的所在。索启示我们,人类的心灵从整体上看,也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如果创始纪中的神话可以暗示人类的精神本质的话,人类的始祖也并非是完美的,不然驱逐伊甸园的事实就不可能成立。基督的临世恰恰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下,是上帝大能又一次投注给人类心灵的灵丹。旧约的言说反复在确立的是人的罪性,只有到了基督那里,爱才走出民族主义的阴影,成了人间可以超越一切藩篱的力量。上帝是一种爱,这种爱也有一个显发的过程,被神遗弃的角落都将有神恩降临,这是上帝的预言。我们从这样的角度看开待西方的入侵,开待中西文化冲突,那就可以承认:20世纪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世纪。
  20世纪的西方,上帝好象被启蒙理性杀死了,在中国,孔家店第一次被打倒了。人类在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浩劫,这一切都是从西方开始的,没有入侵,我们绝对不会反思自己的文化倾向,没有启蒙理性,上帝不会被尼采放上这样的判断。可是启蒙理性从哪里来,还不是西方文化的母体,还是不基督教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自我意识的崛起首先意味着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多么强大了,这种自由很早就包含在圣经对人的本质规定中。人的存在前提,就在于人的本质规定了的自由选择,是在罪与爱中的双向跳跃。人类必须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由选择,对上帝的信靠才能坚实起来,我们看到,20世纪整体上的价值虚无正是在自由得以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自由后精神天地的无所依附,是现代人失落感最深层的表现。西方诗学的发达有赖与此,在审美的自我陶醉中,常常使诗人接近生存的深渊。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抒情诗在古代如此发达,而今竟然可以出现海子神性写作的一个广阔的背景。没有绝对的价值支撑,审美确实是一种值得享受的精神安慰,所以中国古人的精神意向,最高级的就是庄子的逍遥精神。但是个性的解放之后,审美已经是一种更彻底的精神困境。美可以支撑一个人的生存意义吗?我歌唱我自己真的那么富丽堂皇之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美与道德的双向要求中,人类的生存悖论出现了。
  20世纪的美学倾向是自我的,是为自己进行的近乎疯狂的歌唱,道德在个性解放的事实中阳痿,再也很难遏止恶之花所带来的那种沉迷自我的力量。可是自我在自我的歌唱中呢?有多少泪水淹没在美的近乎残忍的接近真实的生存过程?
  20世纪西方诗歌的美学倾向位移到中国,这个古来抒情诗就非常发达的大国,能够异质成另外一种美学范式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现代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表征符号,自我意识的勃发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虚空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古代抒情诗可以满足个体的心灵自足的话,今天的抒情诗恰恰为心灵挖出了几眼枯井!鲁迅的《野草》就是这样的心灵轨迹,我们临进深渊,却无以抵达彼岸!就是在后来的海子的歌唱中,深渊与拯救依然是个反复疑虑的问题,重建八别塔,为不幸而美丽的人探询天空那一无所有的精神魅力,这是海子的努力。
  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从一个时间段考察是断裂,从另外一个时间段,也就是整体上看就是连接。中国的诗人谱系无疑是复杂的,但是,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赖诗人的言说展开。为什么?因为诗人的生命接近一种生存真实的努力,诗人就是精神的代名词,在诗人那里,苦和乐都有着极致般的演绎。刘先生在自己的精神行动中,选择了中国诗人谱系中三个关键人物,首先是屈原的天问,他说:“显然,我不是把《天问》做诗歌作品来考察,而是一种寻求解决某种困境的途径,一种精神存在赖以确立的行动”。事实上,即便刘先生曲解了屈原的天问本身,都不影响“天问”本身在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影响,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在很多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精神困境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文化环境规定了我们的本之何在,那就是天!人穷所返本,屈原走到穷途,限定他所追问的以及能够追问的,关涉着屈原自杀事件所呈现的原初的全部生存状态。无论屈原是天问之天是人格化的天,还是纯粹自然界之天,他的天问没有走向超验之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常常是在世俗生活理想的破灭之后,才有了对有限世界的悲苦体验。政治失意之后才纵情声色,游山逛水,很少有像庄子那样,真正看到社会历史的肮脏混乱后逍遥的真实而感性?政治失意失意的精神走向,要么沉迷声色,要么归隐田园,前者是以假我之酒浆浇真我之块垒,后者以心体的宁静守住自己最后的精神家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可是天地精神又是一个人格化的天地,谁赋予天地的感性特征,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虚伪的超脱的谜底?失意在一个层面上说是悲苦,一个层面上说是真实,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才见真空。空了之后呢?空就是永恒的边界,要完成在有限的世界扣问到一个终极的支撑,从自然界的大美中仿佛不太可能。这才是屈原的悲剧,君子的人格担当在荒诞的政治生活中游离出来之后发现——忧心愁悴,思无所依。
  促成屈原的悲剧还是只是君子的人格担当,中国文化在《红楼梦》里又演绎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个体生存悲剧。五四前后,已经有学者从中国角度分析红楼梦的精神指归。佛教、道教、儒家思想都来为宝玉的精神和生存引路,可是宝玉是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况且他有美的包围,大观园里的女儿国,特别是黛玉的泪水,养大了他。以一个有情的世界抗拒世俗意义的诱惑——出仕,抗拒精神生活的魑魅——逍遥,宝玉何去何从,曹雪芹只能用太虚幻境安排宝玉的命运——宿命!
  宝玉由幻入世带来什么?不外“情痴情种”。刘先生要反思的是:“情”能否在大荒无稽的世界中重新确立。女儿国的美与情可以多大程度上抚慰个体的生存?
  浸染庄禅精神的个体踏入红尘,是因为没有补天这样的政治梦想,宝玉的价值在于情意。可是情意在《好了歌》的空空之唱中,还能有什么呢?宝玉的儿女之情能够抵挡世俗生活的诱惑和精神世界的魑魅吗?宿命的安排是否意味者曹雪芹无法安排石头的合理生存走向?
  刘先生在文中提出补情的说法,认为《红楼梦》以寓言的形式似乎在说庄禅精神走回头路,通体“情根”的石头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已经清楚的表明,红楼情案要补的,不是儒家精神的历史之情,而是本来被道家保留,却被禅宗涤除的自然意情。石头本来是无情的,要石头补情,是否意味着预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悖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出场?
  鲁迅与红楼梦中的石头形象确实有可比性,鲁迅很早就认为老庄精神是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根子。而且对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非常了解,魏晋名士的狂狷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许寿赏形容他“魏晋文章,托尼思想”,也得到了他的默认。他批评礼教吃人,看穿了造物主的把戏,儒家思想造就不能支撑他的人格信念了。但是魏晋名士的狂狷呢?刘先生说,鲁迅所置身的文化传统,从来都没有为他提供国爱心等无限信赖的信念。在庄禅精神的培育下,在石头的生存悖论的催生中,鲁迅发现了人本来如此,也就应该如此,如此是什么,是恶。唯一能支撑鲁迅的生存信念的,就是愤诉,所以他说,他只是跟黑暗捣乱,别人来真的,我是玩玩而已。为什么要玩玩而已呢?因为无意义的世界里,只有玩玩的心态才可以最彻底的向这个世界发出抗争,鲁迅的悲剧体验是中国文化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曹雪芹石头化身人形之后,在中华大地上的血泪之旅!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文化本身有问题,但是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哲学上的反思和批判可能有点牵强。我认为,刘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反思推进到本体论的高度,这样的创见真是振聋发聩!
  他认为:“德感是乐感的根据,乐感是德感的显发。没有德感意向,酣然生意、陶然机趣的乐感无从确立,没有乐感意向,沛然自足、弥纶天地的德感意向无从显现,德感和乐感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意向结构。”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本体,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建立在自然本体上的基础之上,缺乏一种超验的价值之维。这才是中西文化深层的不同。在东西方都面临着的价值危机中,西方的道德谱系既是这场危机的发动者,也为这场危机铺陈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各种条件,条件不是答案,尤其是不个体的答案,我们必须来一次精神冲突的对话,这是20世纪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走出我们民族主义立场,进行一次真正的精神行动,其现实意义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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