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徽商的文化“义举”说起——文化重建还是文化拆卸

       舆论界嚷嚷得最凶的所谓“文化重建”在我心目中其实是个负面词。因为在我的经验里,我们往往是在通过不断破坏“文化”来进行“重建”的,更可悲的是,“破坏”可能恰恰是打着“文化重建”的旗号才得以合法展开。举个例子,我前年到徽州开会,会议特意安排参观一个集中反映徽州特色的新修园林景观。主办方介绍说,这个园子是一位有文化关怀的富商,为了抢救徽州文物而特意投入巨资修建的,这颇具品味的“儒商”不惮劳苦亲自到徽州各地搜集文物,小到各种饰物匾牌,大到整栋老房的建筑材料,然后用高价收购,拆卸搬运回来,集中修建了这座园林。同行的人似乎完全被这位儒商的“义举”深深感动,觉得他为徽州人民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举动是对文化原生态的结构性破坏。

　　一个文化物品之所以具有传统的含量,恰恰是因为它生长在相对原生态的氛围里,一个“文化”物件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恰恰是在一个具有清晰历史脉络的环境孕育中,其源流和特质才能得到认定,如果单独被强行拔出其生存的环境,顶多是一件博物馆意义上的单件文物。当所有“文物”被拼凑汇集起来,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化重建”的工程时,“文化破坏”的程度实际上就被加深了一层,传统的部分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又像重新遭受一次洗劫,这不叫“文化重建”,而叫“文化拆卸”。

　　不难发现,斩断文化的内在脉络和演化流变,然后加以拼贴重组,大多与一些商人的介入有关,他们成为对“文化重建”下定义的一个幕后力量。商人介入文化生产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明末清初的徽商即是现代“儒商”们的祖宗,他们经常宴集群儒,附庸风雅,但和当代“儒商”的最大区别是,他们基本要附和士人阶层的审美准则,不会破了规矩自立一套。但在当代“儒商”们看来,徽商的作为可是太小打小闹了,有了大把的银子可不能仅是雕几首唐诗时文,或藏几个宋刻版书那么简单,他们要把“文化”做成一个市场,一切“文化”都要纳入其中加以精密计算,做成可以到处买卖的产品,甚至那些属于抽象层面的“文化”事务的价格也要按照市场的需要定价。从网上拍卖少林寺秘笈,标价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倒卖佛庙家底,到通过发掘曹操墓鼓动地方旅游GDP增长。“文化产业化”变成了“文化重建”的最好招牌,也最终堕落成变相破坏文化的杀手锏。
　　在有意无意不断破坏“文化”的境况下大谈“重建”是不是显得有些滑稽?可这正是目前文化建设的现状。“文化重建”反而变成了“文化破坏”的原因何在?我以为,正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观,或以此作为把握各种人文叙事的基调和依据,其中包括历史叙述,当然还有影像叙述。我们国家原来奉行的历史观,基本上是革命史观,在这套史观里面,各种“文化”内涵的定义必须服从于政治性的逻辑,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观得到了修正,学术界基本上把现代化的整个进程看做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年国内拍了个纪录片叫《河殇》,用影像叙事的手法表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观”,它所叙述的逻辑其实很肤浅,中国文明的内涵被简单形象地比喻为黄土,而“黄色”是个很糟糕的颜色。西方文明因源起于海洋,则被涂抹成了“蓝色”,“蓝色”美妙得没有任何瑕疵。影片设计得很煽情,一个男中音不断提示说,黄土这东西就像腐坏基因一样,搞得中国人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我们扑向蓝色文明就得救了。黄色文明奔向蓝色文明乃是历史的必然,这个论断里面包含着内在的强制规范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质疑。仔细考量可以发现,现代化历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认同与张扬,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影像或者历史叙事在表达这个必然性主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握在这个“必然性”的不断表现过程中,具体的“人文”位置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既然都昭显的是一种普遍必然性,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必然性服务,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也属正常和自然,人文的所有东西也就由此变成了各项发展指标的附属物,即使貌似必要,也仅是以成本计算为名的盛世点缀。
　　那么,在《河殇》时代过去以后,我们的历史观有什么改善吗?只能说有些“疑似”的进展,但仍苍白得那么没“文化”。比如近年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也采取的是一种变相的政论片样式,讲的是一些欧洲大国的历史演变进程,其内在的表述还是一个极端推崇现代化的思路,而且更加简化成了一个暴力逻辑,甚至所谓大国崛起可以概括成一个“黑吃黑”的定律。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书名就简单粗暴,内在意思是,你原来侵略了我们,我们崛起之后也要吃掉你们,或者通过某种博弈关系,我们在利益和成本上将占据最大的份额。很糟糕的是,这套话语是打着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旗号出现的,却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早期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期的冲动、蛮横与无行。在这套逻辑面前,所谓“文化”或“人文”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谈什么“重建”?

　　现在舆论界谈“文化重建”,具体地说就是谈“国学”复兴,谈“传统文化”,再具体就是搞读经、唱京剧、穿汉衣。这些活动都是从属于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下进行定位的。但我以为如果不改变这种大国崛起论式的粗放型历史观,任何所谓重建都是急功近利的举措,因为在成本计算的框架里,任何慢性的靠气质温润养成的文化行为都会遭到嘲笑。
　　“文化重建”也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问题。现在都在大谈“人文”“文化”“传统”“经典”,但是我们对人文和文化精神的理解及其转化路径却难以真正影响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正因为当代“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因此在面对西方压迫的时候,总是采取一些极端的对抗形式,好像不如此就无法彰显表达自己的特质。很明显的例子是,每当“文化”的重要性突然受到重视或张扬,往往均发生在国难深重或追赶西方的关键时刻。“传统文化”的复兴往往是通过逆反西方必然性的发展逻辑而提出的命题。可仔细审视这些传统复兴的内容又觉得尴尬无比,比如我们开口闭口总谈“国学”,可到底什么是“国学”?其内涵到底如何界定?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说法。现在舆论界学术界实际上大体是按“汉学”的标准来界定“国学”。“汉学”是西方人到中国之后,好奇地发现许多与西方学问大有差异的内容,然后把它转换成非常精巧非常专门化的一门学问,比如当年西方人在中国敦煌及中亚地区游历后就根据当地的史料发掘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学风格。

　　“汉学”延续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历史,这套认知方法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后,变成了一种“杂交”式的学问。由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中国人所标榜的最传统的学问其实仅仅可能是学习西方学问的一个后果。“国学”被提出有特殊的背景,表面的理由是很民族主义式的,有人认为是在近代中国挨打时被揍出来的学问,借助李零的生动表述是一种“国将不国之学”。“国学”恰恰是在中国国家需要复兴的时候出现的,国学其实就是“复国之学”。“国学”打出的旗号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恢复的却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法文译名为 L,Institut de Sinologie 即“汉学研究所”,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面都印得很明白。也就是说,无意间“国学”可能以畸形变相的形式堕入了西方所构建的知识学谱系,也有可能不自觉地变成西方学术在中国的表述样本。国学固然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利器,也可能恰恰表述的是当年殖民地式的文化逻辑。
　　“文化重建”当然与如何选择文化有关。从唐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非常包容多元的样态,特别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甚至唐代皇室的血统都与“夷狄”纠葛不清。我们总有一个误解,认为少数民族单向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故有陈垣先生的《西域华化考》之作,同时也构成了一套近代以来的“汉化史观”。其实,以汉族为中心构建历史观基本上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情,所谓“华夷之辨”作为历史观的基础是很晚才出现的,属于“发明的传统”。中国史界却把这种“发明”当做核心的历史理念加以捍卫和推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认识系统,而没有考虑到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演变框架下文化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品格。

　　记得曾看过影视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拍摄的一部片子,叫《虎日》,他用影像记录了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集体戒毒的过程,当村里发现某个村民吸毒后,全村会专为此人举行一个仪式,仪式需要举行很多天,据说其戒毒效果高达70%以上,比戒毒所的效果强得多。这个仪式如果放在科学评价系统里完全像是一套巫术,在政治评价标准中则会被视为封建糟粕,但正是这类仪式对人本身的精神状态起到非常重要的调整作用。这里面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据的戒毒方式和传统习俗体现出的干预作用哪个在实际生活中更加有效?基层民众的习俗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底层的基本文化状态,是不是应更多地纳入我们的探索视野?中国历史学原来强调大的历史叙事和事件的功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号召眼光向下,做田野、口述史方面的调查,鼓励从生活在民间底层的民众主体本身的眼光来反观上层运作的方式,从而提供另一种叙事模式。这个转型引发了历史学叙事的革命性变化,且已波及影视制作等方面,包括对独立纪录片制作的影响。怎么样把这种变化有效地纳入到主流叙事里面,变成整体文化重建的资源,应该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