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由“瓷之韵瓷器精品展”看中西技术和文化交流

定制瓷的器形
16 世纪早期以前，中国瓷器主要出口到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欧洲人从土耳其、伊朗等地将这些造型和图案完全中式的瓷器带回本国。16 世纪后半期，为了在造型上迎合并满足西方人的审美取向和使用习惯，或修补残缺，在这些珍贵的器物装配贵金属（通常为银鎏金）配件的工艺在欧洲蔚然成风，甚至在金属配件上錾刻铭文以示纪念，瓷器的昂贵程度可见一斑。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Lennard c u p”是最早加装英国配件的中国瓷器，金属配件上刻有伦敦的印记。瓷器的加装是从模仿西方金银器开始的，“德国加装鎏金银支架杯”（图17）是一位德国贵族为纪念兄弟[8] 在慕尼黑加装的，将从土耳其带回的中式瓷碗模仿欧洲金属高脚杯的形制加装上錾刻狮子装饰的金属底座。
“青花银托架执壶”（图18）的原形是短流无把的克拉克风格“军执”[9]，经过加装银质狼首长流、把手、盖和圈足之后变为“执壶”。18 世纪，法国商人将加装瓷作为奢侈品在上流社会推广，使之成为室内装饰和彰显身份的必需品。不仅如此，这时期的瓷器加装甚至切割原有瓷器以期符合设计师们的创意。“法式铜鎏金座架香炉”（图19）在100 年间经过两次加装，而且炉身切割自德化的细颈瓶并另配炉盖。说明这个时期的进口瓷器不若从前昂贵；欧洲人在漫长的模仿中国瓷器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对瓷器自主的审美意识。
17 世纪，景德镇开始生产模仿西方器形的定制瓷，模本一部分来自水手带入中国的日常盛器。“青花耶稣死亡与复活图方瓶”( 图12) 就是模仿16 至18 世纪欧洲日常用来盛酒或药液的方柱形玻璃瓶。这种方柱形瓶在运输过程中不易滚动且节省空间，使用玻璃吹塑工艺生产非常简单。但用瓷器仿制则需运用泥板粘接的方法，工艺复杂，成品率低，只能作为高档的工艺品而非日用品。“加装银盖双颈调味瓶”（图20）的器形完全模仿欧洲的一种内部完全分隔且两个流反向弯曲的玻璃器皿，它们在圣餐中相独立的盛放圣水和圣酒，在世俗生活中则可以同时盛放两种调味品。[10] 茶叶和咖啡的进口，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饮茶和咖啡在欧洲风靡。起初随茶叶一同进口的茶杯为中国传统无柄茶杯，但随着品茗作为习惯在欧洲固定下来，欧洲人开始从中国定制欧式有柄茶具和咖啡具。“英国纹章咖啡壶”（图21）此件高筒形咖啡壶的流在把手的三点钟方向，这种流与把手成90 度角的形制来源于18 世纪上半段流行的一种银质咖啡壶，英国本地的斯塔福德郡等地也曾仿制过类似造型的陶器。“英国皇家纹章共济会茶壶”（图15）的造型则来源于欧洲本土的陶器。同样，“瑞典船员定制大酒杯”（图2）的直筒形杯身和把手的形制充分说明它出自欧洲低度酒饮器。“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果篮及两只盘子”（图22）不论从图案还是形制都完全是欧式的。其上的镂空工艺最先由中国传到欧洲。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由于欧洲吃甜点和水果风气的盛行，陶瓷的镂空甜点餐具变得愈发精巧，并在之后通过来样加工的设计图纸甚至是欧洲本土生产的陶瓷成品传回中国进行仿制加工。

17. 德国加装鎏金银支架杯约1540—1566 年，高16.7 厘米，直径11.5 厘米，中国景德镇和德国慕尼黑，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18. 青花银托架执壶约1600 年， 高24.1 厘米， 宽21.5 厘米， 中国景德镇和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19. 法式铜鎏金座架香炉约1700 年， 高19 厘米， 宽12厘米，中国德化和法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0. 加装银盖双颈调味瓶约1690 － 1700 年，高20.4 厘米，中国景德镇和荷兰，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1-1. 银质木把咖啡壶1705 或1706 年，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1-2. 英国纹章咖啡壶约1730 － 1750 年，高24.5 厘米，中国景德镇，大英博物馆藏

22. 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果篮及两只盘子约1800 年，篮高11.3 厘米，大盘宽26.5 厘米，小盘宽23.5 厘米，中国景德镇，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3. 克拉克盘约1573 － 1620 年， 直径31.5厘米，中国景德镇，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4. 徽章和题字纹克拉克碗约1600 － 1620 年，高17. 厘米，直径34.5 厘米，中国景德镇，大英博物馆藏

25. 青花“美第奇瓷”盘约1575 － 1578 年，直径25 厘米，意大利佛罗伦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6. 青花盖罐约1700 － 1715 年， 高19.9 厘米，直径10.8 厘米，法国圣卢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7.“伯特格尔瓷”瓶约1715 － 1720 年，高18.7 厘米，最宽11.3 厘米，德国麦森，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8. 梅枝纹汤盆约1750 年，高19.4 厘米，长30.7 厘米，深25.5 厘米，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29. 青花中国人物花卉纹汤盆约1753 － 1755 年，高23.8 厘米，长44.5 厘米，深32 厘米，英国伍斯特，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外销瓷在制瓷技术和文化审美方面的对欧洲的输出
中国瓷器的输出，引发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仿制风潮，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制陶业水平。克拉克瓷[11] 主要指中间主体纹样开光，环以多个开光装饰风格的瓷器，在16 世纪早期开始出口到欧洲、中东、东南亚和美洲，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王宫的棱锥形天花板就是根据一件万历年间的克拉克风格瓷盘的纹样来装饰的。这种风格由于出现较早并传播广泛，成为欧洲和中东等地竞相仿制的品种，但鉴于当地的工艺水平，仿制品多为锡釉陶或软质瓷。（图23、24）当时，欧洲贵族只能收藏到很少量的中国瓷器，作为文艺复兴中心的意大利，仿制这种珍贵舶来品的步伐也先于其他国家。当时，意大利还是各自为政的城邦国家，最著名的统治者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最有名的艺术供养人，在弗朗西斯克一世主持下研制的“美第奇瓷”[12]，在技术上改进了土耳其制陶工艺，将玻璃粉和白黏土混合烧制成一种软质瓷，在图案上则完全模仿中国青花瓷，从同题材图案的细节信息不断衰减和丢失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仿制的过程。（图25）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圣克卢的工厂开始烧制釉下蓝彩的软瓷[13]，装饰图案的细节借鉴了青花瓷，但交替的带状装饰布局则是源自宫廷设计师简·伯瑞等人的版画。（图26）1708 年，德国炼金师破解了硬质瓷的配方，于两年后在德累斯顿附近的麦森设厂，以高岭土和雪花石膏混合烧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波特格尔瓷”[14]，该瓷厂在1717 年掌握釉下彩[15] 技术之前，更多生产奶油色的贴塑瓷。（图27）之后麦森瓷厂的制瓷技术被工业间谍窃取到意大利，进而传遍欧洲。其他地区还有许多重要窑口，如意大利发明青花转印技术的多西亚瓷厂、法国用利摩日黏土烧制硬质瓷的塞夫勒瓷厂[16]、英国被称为“新广州”的鲍氏瓷厂（图28）和伍斯特瓷厂（图29）等。除此之外，单色釉贴塑瓷器、镂空瓷器（图30）、窑变釉瓷器在欧洲都被大量仿制。
中国外销瓷除了在制瓷技术方面对欧洲有决定性的影响，更是中国文化对欧洲的一次强势输出。在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背景下，中国瓷器上描绘日常世俗享乐和山水美景的图案、洒脱与写意的装饰手法，恰巧迎合了人们逃脱中世纪以来的神权禁锢和对现实生活重新关注的渴望，亦是18 世纪“洛可可”风潮形成的直接动因。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在《洛可可的形成》一书中说“在工艺美术方面，尤其在法国，全面地学习中国，抛弃各种文化上的中世纪残余，以理性来统一一切，使它们从现实生活、从艺术享受上全面地前进了一步，形成法国的理性和享乐的近代文化”。这种影响遍布建筑、家具、软装、金属工艺、纺织品甚至园林等各个方面，欧洲艺术家对那片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尽情的臆想，许多由欧洲常识和异域符号混合产生的对中国传统一知半解的纹样出现在欧洲本土陶瓷上。
欧洲多数瓷厂都经历了仿制青花瓷的时期，并且在模仿五彩（图31）和粉彩（图15）瓷的时代来临之后，他们依旧承认青花瓷在审美领域的地位，许多重要瓷厂至今仍在生产中国风格的青花瓷。“花鸟纹摆件”（图32）是欧洲由假发托演变来的装饰品，切面绘制有与中国花鸟纹样“貌似神异”的图案，这件出产于荷兰代尔夫特工厂的蓝彩锡釉陶器是“代尔夫特陶”[17] 的代表。由于欧洲制瓷技术的发展，这种陶器在18 世纪末逐步退出了市场。“青花中国仕女图瓶”的器形来源于中国仿青铜器“斛”的瓷器，间隔配以鼓腹盖罐作为一套，成为17 世纪末到18 世纪王公贵胄壁炉或搁架之上不可缺少的陈列。（图33）数量为奇数5 至9 件不等，与中国的物必成双的习惯不同。“青花中国人物花卉纹汤盆”（图29）是典型的欧式中国风瓷器，其上的林泉山涧、文人仕女是经过欧化的中式图案，搭配以纤巧华美的花草装饰，这种浓郁的洛可可风格不论在东方人抑或西方人眼中都充满异域风情。此种类型风格的图案在流传过程中被标准化，如当时流行的“南京”和“柳树”图案。标准化的图案不仅可以用于青花转印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也更为广泛地用于其他的各种装饰形式之中，时至今日仍然在纺织品、壁纸和瓷器中随处可见。
当然，中西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中国唐代曾模仿波斯纹样，元代时为适应出口需要，引进“苏麻离青”并生产了大量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明清之际，中国进口西洋彩料并实现国产化，无意识的模仿、误读再到慢慢理解有关西方宗教、社会、文字和审美的诸多纹样，从而实现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文章前半部所述的定制瓷的发展正是中国吸收西方文化过程的最好例证。中国外销瓷器所携带的对世俗世界的关注、对精致生活的享受的浪漫气息，恰巧符合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反对神权反对思想禁锢的氛围。自然主义和启蒙思想在萌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向中国瓷器中携带的中国文化信息汲取灵感；而贵族和手工业者对中国瓷器不懈的学习和模仿，并且最终独立生产也成为资产阶级兴起的一个缩影。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在发展和保护本土瓷器生产的背景下，极大地削减从中国的瓷器进口。因此我们可以说，外销瓷兴于反神权的文艺复兴之际，却在反王权的启蒙主义声浪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注：本文中所有图版的著作权均属于大英博物馆或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30-1. 中国镂空咖啡壶1873 年，高19.1 厘米，宽13.4厘米，法国塞夫勒，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30-2. 设计图1844 年，亚历山大·布龙尼亚的《陶瓷制造技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31. 麒麟凤凰纹盘约1770 年，直径22.4 厘米，英国伍斯特，大英博物馆藏

32. 花鸟纹摆件约1686 － 1701 年， 高23.5 厘米，最宽13.8 厘米，荷兰代尔夫特，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33-1. 为舞会梳妆的妇人约1684 － 1690 年，法国巴黎，大英博物馆藏

33-2. 英国纹章瓷摆设约1750 － 1770 年，高23.8 厘米，中国景德镇，大英博物馆藏

注释：
[1] 英国的第一家东印度公司“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进行贸易之公司”于1600 年成立，1708 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为“荣誉东印度公司（HEIC）”，并于1711 年在广州建立商行。
[2] 1782 年爆发圣徒之战，英国舰队中圣奥尔本斯号的舰长是查尔斯· 英格里斯， 他在东印度公司做董事的兄弟为他订制了这件瓷器（Howard 1977, p. 50, fig.9）。
[3] 17 世纪，潘趣酒“panch”由水手从印度带到英国，这种饮品是将葡萄酒或白兰地等酒与果汁混合而成，用敞口的大碗盛装。
[4] 故事描绘了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在婴儿时期被浸礼的场面，母亲手握他的脚踵将他浸入冥河，因此阿喀琉斯只有脚踵不能刀枪不入，即“阿喀琉斯之踵”。
[5] 故事描绘了《圣经·旧约》中以斯帖和末底改兄妹拯救犹太人的故事，亦是犹太普林节的由来。
[6]“IHS”在希腊语中为耶稣名字的首字母，在拉丁语中是“耶稣，人类救星”的缩写。因此这个字母组合兼具1534 年成立的耶稣会标志和“救世主”两个含义。
[7] 澳门圣保罗大教堂始建于1594年，历时8 年建成，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其中的耶稣派学院具有大学职能。目前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即为此教堂的正立面。
[8] 金属配件上的铭文是“1583 年，埃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将此杯作为合适的礼物从土耳其带回并加装支座，以纪念他永远留在布兰肯海姆的兄弟赫尔曼伯爵”。
[9]“军执”又名军墀、君迟等，其造型源自印度，词源为梵文“kundika（净瓶）”，大量出口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10] 这种玻璃调味瓶由意大利传至法国、德国等地。16 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已经生产此种形制的软瓷双颈瓶，17 世纪30 年代德国麦森瓷厂成功仿制出中国出口的这种瓷质调味瓶。
[11] 1603 年，荷兰人在马六甲附近劫掠了一艘葡萄牙的“加橹船”，荷兰语称之为“Kraak”，船上的10 万余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震惊整个欧洲。
[12] 美第奇瓷1575 年开始烧制，底部绘有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和字母“F”。
[13] 圣克卢软瓷的底部绘有发光的太阳款识，与当时的统治者“太阳王”路易十四有关。
[14] 以炼金师约翰·夫里德里克·伯特格尔的名字命名。
[15] 梅森瓷厂开始釉下彩绘之后，在器物底部绘制两把成“X”状交叉的剑作为款识直至今日，四个世纪之中款识在形制上有多种变化。
[16] 18 世纪中叶，为解决财政危机，法王路易十五掀起“日用品革命”浪潮，号召熔化贵金属器物充归国用，以瓷器取而代之，并敕令授权予与皇家关系紧密的塞夫勒瓷厂垄断生产。
[17]“delftware”通常只在荷兰、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生产的锡釉陶器。

参考文献：
[1] 叶文程：《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1988 年版。
[2]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 年9 月版。
[3]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2 月。
[4] 吕章申：《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精品》，中华书局，北京，2012年版。
[5] 郑培凯：《中国外销瓷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2005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