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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俄罗斯:从国家起源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艺术

  • Update:2010-08-26
  • 王小茉
  • 来源: 装饰杂志社
展览时间:2010年3月5日至5月24日
展览地点:法国巴黎 卢浮宫
 
由于地理原因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俄罗斯在15、16世纪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彼得大帝(1672─1725)进行“西化政策”之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落后于西欧国家。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封闭”,俄罗斯艺术在10世纪末至18世纪的九百年间,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它延续了拜占庭艺术的圣像传统,形成与西欧、北欧地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今年是俄罗斯文化年,此次在卢浮宫举行的“神圣俄罗斯”展,被多家法国媒体以“盛况空前”来形容。四百件从俄罗斯全国重要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及修道院精心挑选的展品,让千余平方米的展厅也略显局促。展览按年代共分为八个主题:“皈依(10世纪至11世纪中叶)”、“基督教的首次辉煌(11世纪中至13世纪初)”、“蒙古时期”、“中世纪的艺术重镇(14世纪至15世纪)”、“莫斯科初露峥嵘”、“莫斯科:第三个罗马(1502至1598)”、“动荡的岁月(1598-1613)”、“从米哈伊尔到彼得大帝”。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的文字介绍十分详实,通过它们的串联,配合艺术品的展示,观众在欣赏的同时,也有幸通览了俄罗斯的早期宗教及国家发展史。
基辅罗斯公国(Kievan Rus’)形成于9世纪,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公元988年,其统治者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958-1015)接受洗礼,宣布皈依基督教,统一国家宗教信仰,与当时强大的邻邦拜占庭帝国结盟,遵循东正教的宗教仪式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制度。关于为什么选择拜占庭的基督教,罗斯人曾有这样的传说:罗斯人拒绝伊斯兰教,因为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拒绝犹太教,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印象,于是他们选择了拜占庭的基督教。这个传说意味深长,基辅罗斯位于多种文化的交叉口,它不仅与拜占庭以及其他基督教邻国交往,而且与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人建立的穆斯林国家和远在基辅罗斯东南方的其他穆斯林国家有联系,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也有来往。换句话说,弗拉基米尔和他的臣僚们的最终决定,使他们成为基督教的东翼,而不是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如此,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得以输入,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从此打上拜占庭的烙印[1]。宗教皈依一直被视为欧洲各国的历史大事,它们绝不是浅层的个人宗教行为、或者是被狂热的宗教信仰轻易驱使,而是通过谨慎抉择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大事。统治者借助宗教信仰凝聚民族力量、划分国民身份,确立或改变文化、习俗的发展,当然也包括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行为准则的约束。因此,更长远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方向和基调,从弗拉基米尔时代被确立了。
 
图1. “弗拉基米尔受洗”,该手抄本原成书于12世纪,15世纪复制,是惟一一部讲述基辅历史的珍贵文献。纸质,15世纪,高31.5厘米,宽21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图书馆。
 
1019年,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1019–1054在位) 在王位争夺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英明统治令基辅罗斯达到一个历史高峰,同时,基督教艺术也迎来了它的首次辉煌。这一时期,宗教建筑开始大规模兴建。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于1040年左右完工,五年后,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圣索菲亚教堂竣工。教堂的建筑风格仿照拜占庭式,但体量却大于后者。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建筑装饰由君士坦丁堡的工匠完成,选用马尔马拉岛的大理石,镶嵌马赛克。俄罗斯圣像艺术的帷幕也在此时拉开,第一批圣像产生,包括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像”(Virgin of Vladimir),其风格依旧是拜占庭式的。1056年至1057年,第一部福音书《Ostromir福音书》制作完成。该书装饰华美,在金地上嵌金丝、涂珐琅彩的装饰技术源于希腊地区,11世纪末期在基辅罗斯达到顶峰。
 
图2. 圣像画:圣Boris与圣Gleb,俄罗斯使徒圣传中最著名的两位圣徒,他们是基辅教会最早的两位殉道者,同时也是弗拉基米尔的儿子。画中人物身材纤细,线条垂直僵硬,手脚比例过小,表情庄严呆板,却又刻画了各自的容貌特征,其服装和手持物(宝剑、十字架)反映了其贵族身份和最终作为殉道者的命运,通过这些元素,可判断作品的创作年代为1340年前后。木板蛋彩画,14世纪中叶,高1. 62米,宽1.04米,现藏于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
 
图3. 《Ostromir福音书》插页,该福音书为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教堂而制作。基辅或诺夫哥罗德,1056-1057,羊皮纸,高35.5厘米,宽29 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
 
图4. 双柄多棱圣餐杯,圣餐杯表面的浅浮雕人物是耶稣、圣母、圣彼得和圣雅纳达西亚(St. Anastasia),之间以卷草纹间隔、装饰,圣餐杯的双柄也为卷草形。在圣餐杯的底座有刻字,提到金匠的姓名Kosta及杯子的重量。银、镀金、乌银镶嵌,高21.5厘米,宽35厘米,口径21厘米,现藏于诺夫哥罗德国家博物馆。
 
在深受拜占庭影响的同时,罗斯通过联姻的手段加强与西欧各国的联络。本次展览中体量最大的展品“苏兹达尔圣母诞生大教堂的金门”(La cathédrale la Nativité de la Vierge à Souzdal),便是其文化交往的例证。金门高四米,上有28块方形薄板表现《圣经·新约》中的故事。画面的人物形象虽未脱离拜占庭的艺术风格,但其装饰技法借鉴了罗曼金属工艺的技巧,被称为“chrysography”。“chryso”在古希腊语是“金”的意思,“graphy”为“写”。它的制作方法是,在铜片上刻划出图案,之后在其余的地方涂以棕色清漆,以金箔调以适量的水银,鎏金。通过这件作品,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艺术(13世纪初)已经在继承与模仿中开始革新。
 
图5. 苏兹达尔圣母诞生教堂的金门(西门),鎏金铜片、铁框架,13世纪中上叶,通高3.77米,宽1.31米,先藏于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国家博物馆。
 
成吉思汗的领土扩张使罗斯陷入征战,诺夫哥罗德虽然幸免,却又受到瑞典和德国的威胁。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re Nevski)决定通过与成吉思汗结盟以抗击瑞典人与条顿人的入侵。成吉思汗对基辅的占领,中断了罗斯传统艺术的风貌,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然而,军队的多次洗劫最终导致基辅的彻底衰落。1299年,罗斯教会大主教马克西姆(Maxime)弃城逃至弗拉基米尔。
 
图6. 项链,1822年在旧梁赞地区(Staraïa Riazan)发现,是前蒙古时期最为华美的金属工艺之一。五个镶嵌宝石的金圆盘被镂空的橄榄形金珠子连接,圆盘上的人物采用金地上嵌金丝、涂珐琅彩的装饰技术。中间的圣母圆盘很可能于10至11世纪在拜占庭制作,又被再次使用。旁边的圣伊勒内(St. Irene)和圣芭芭拉(St. Barbara)则在基辅罗斯完成。这条项链精湛的金丝细工可被视为罗斯艺术与西方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梁赞,12世纪或13世纪初,金、珐琅、宝石、珍珠,金圆盘直径7.3至8厘米,金珠子直径4.2至4.5厘米,现藏于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博物馆。
 
14世纪初,俄罗斯处于封建割据的阶段。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诺夫哥罗德。在1478年被莫斯科灭亡之前,它的职能机构由富足的寡头商人和地主组成,这些人又管理着他们各自的地区。诺夫哥罗德地处商业枢纽,在此地的德国商人也促进了这里与西欧国家的联系。因此,诺夫哥罗德成为中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城市和贸易中心。建筑和艺术学校在社会精英和教会的资助下得以建立。同时,艺术学校也在其他城市发展。普斯科夫(Pskov)的艺术学校虽延续着拜占庭的传统风格,但在色彩上更为大胆明快。而特维尔(Tver)地区的绘画则同样在遵循拜占庭风格的基础上,追求色彩的协调和细微的渐进变化。
莫斯科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编年史中的时间是1147年。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不断提升公国实力,逐渐摆脱鞑靼人的桎梏。1328年,罗斯教会大主教决定从弗拉基米尔移驾莫斯科。宗教中心的转移,更推动了莫斯科的崛起。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俄罗斯发生了几件与宗教有关的大事。14世纪中叶,刚满20岁的修道士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耶夫(后被封圣,被称为圣谢尔盖耶夫,St. Sergius of Radonezh,1322-1392)建立了“圣三位一体”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Trinity)。与以往设在城中或近郊的修道院不同,它处在偏僻的森林深处,组织的教规也更为严格,宣扬谦卑、仁慈、兄弟之情以及爱等美德的身体力行。从14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圣谢尔盖耶夫及其追随者共成立了大约150家修道院,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罗斯北部的广大地区。他后来的影响之大,被公认为罗斯的精神领袖,并对当时的经济生活和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圣像画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实际都在意图揭示圣谢尔盖耶夫精神的真谛[2]
在中世纪的俄罗斯,宗教建筑与圣像画是其艺术方面的两个主要成就。天主教虽然也表现圣徒故事(其内容多以Jacques de Voragine成书于1261至1266年的《金色的传说》为蓝本),圣像画这一艺术形式还只是在东正教中得到了发展。尽管没有将其与天主教圣徒进行比较,但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被封圣的人物多种多样,从王宫贵族到宗教领袖再到无名隐士。1339年,罗斯教会首领彼得(St. Peter,Metropolitan of Moscow)在莫斯科逝世(1326)仅13年后,便被封为圣徒。对于圣徒和圣像画的意义,梁赞诺夫斯基认为:“圣徒一如既往地反映着罗斯人面临的问题与心中的渴望……圣像直接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并在实际上得到了那个世界的具体形象。如果说圣像可能会传播迷信甚至偶像崇拜,那么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在理解诸如耶稣的道成肉身和上帝创世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最勇敢和最有效的尝试之一。另外,在封建割据时代,图像毕竟为没有受到教育的普通大众提供了舍此便无法获得的信息与教育。[3]
1448年,罗斯教会宣布结束对拜占庭的效忠,俄罗斯东正教独立自主的时代由此开始。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东正教这一派的传承,自然落在了正处在上升阶段的俄罗斯的身上。到了16世纪,莫斯科被一位来自普斯科夫,名叫菲洛费的修士(Filofei of Pskov)赞美为“第三罗马”,当旧的罗马教会(“第一罗马”)和被称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皆不复存在之后,莫斯科无可辩驳地成为另一个带有宗教象征和旗帜意义的城市。
莫斯科的真正辉煌来自伊凡三世(Ivan III)的统治(1462-1505)。借助武力,伊凡三世对俄罗斯进行统一,结束了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1485年之后,伊凡三世自称“全罗斯大君主”。另一个词“autocrate”——专制君主,俄国沙皇的专用称号——也从此时使用。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侄女Zoe-Sophia Palaiologina。这位希腊公主拥有意大利教育背景,意大利建筑师Aristotele Fioravanti、Alvise Nuovi、Marco Ruffo和Pietro Antonio Solari被邀请至俄罗斯建造克林姆林宫。通过这次联姻,伊凡三世与摩尔达维亚及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联盟。而这种开放,并没有对俄罗斯东正教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克林姆林宫的皇家作坊肇始于伊凡三世,在伊凡四世统治期间(1533-1584)达到创作顶峰。15世纪末之后,优秀的国外艺术家及工匠来到莫斯科为国王和教会服务。伴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加强,新的服务对象产生,宫廷艺术出现。它的艺术风格不仅继承了俄罗斯传统,也受到西欧,甚至东方和伊斯兰艺术的影响,在技巧和装饰方面进行革新。金匠在金像(圆雕)上饰以珐琅彩,或在雕刻之后乌银镶嵌。圣像画方面,在圣像画大师狄俄尼索斯(Dionysius)和他的学生们的影响下,15世纪莫斯科地区的绘画风格得以改良,作品更加复杂、精致,有时带有样式主义的特征。至16世纪下半叶,这种圣像画风格已遍布整个莫斯科公国。
由继承问题引发王位争夺将俄罗斯拖入了“动荡时期”。它的时代划分从1598年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继承俄罗斯皇位开始,到1613年米哈伊尔(Michael Romanov,1613–1645)被选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建立为止。政局稳定之后,米哈伊尔朝的一部分工作便是收集圣物,扶持克林姆林宫的皇家作坊,在尽力抹去“动荡时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的同时,积极建立教政合一的形象。
这一期间,Stroganov家族的工艺、绘画作坊及其“Stroganov风格”占有重要地位。Stroganov家族原为来自白海沿岸的商人,在伊凡四世和罗曼诺夫王朝早期,他们把握住俄罗斯向乌拉尔河和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的机会,大规模发展家族商业,从中获得巨额财富,提升了社会地位。其家族主要位于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地区(Solvytchegodsk),维切格达河(Vytchegda)[4]的制盐业也是他们发家的主要产业之一。16世纪末,Stroganov家族创立刺绣作坊。在Dimitri Stroganov的夫人Anna Ivanovna的主持下,该作坊在1650至1680年间达到鼎盛。此外,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一系列为其创作的或受其资助的绘画作品,由来自皇家作坊的艺术家完成,如Procope Tchirine、Nazarii Istomin,被称为“Stroganov画派”(Stroganov school)。画派风格矫揉造作,人物形象纤弱、优雅。
自1647年,米哈伊尔的儿子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is Mikhailovich,1645–1676)及其继任者费奥多尔(Feodor,1676–1682)分别向西和向太平洋方向继续着俄罗斯领土的扩张。与此同时,总主教尼康(Patriarch Nikon,1652–1658)推行的教会改革导致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分裂。在艺术领域,风格逐渐西化,其表现在肖像画尤为突出。沙皇的圣像画家开始尝试西欧绘画的自然主义,传统与巴洛克风格的革新,有时会共生出令人称奇的表现手法。17世纪之前,由于宗教在社会中的控制作用,艺术之所以可以较长时间地保持不变,而当宗教的势力和中心地位因教会改革而瓦解,让位于君主集权的时候,风格便会向着新的服务对象的审美意愿和他的价值观念倾斜。圣像画平和、隐秘的氛围已不再能反应沙皇的心志和抱负,艺术和国家都需要活力。到了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变化更为明显。1712年,地里位置与西欧更靠近的圣彼得堡成为首都。城市中新建的教堂摒弃穹顶,遵循巴西利卡结构。彼得大帝召集了欧洲各国、特别是荷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前往。北欧巴洛克风格在圣彼得堡得到发扬,并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传播至俄罗斯全境。
 
 
左:图7.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御容(pokrov),“pokrov”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刺绣或绘在织物上的圣像,它用于覆在墓中逝者的遗体上,有时也在葬礼中使用。御容像中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着僧侣服,不是以王者,而是以圣人的形象表现。作品还刺绣着复杂、考究的几何图案,由著名的Stroganov作坊制作完成。缎、布、丝线、金银,索里维切戈茨斯克,Stroganov作坊, 1670–1680年,现藏于谢尔吉耶夫镇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右:图8. 圣像画:圣John Climacus、圣乔治和圣Blaise。左右两位圣徒的体量远小于居中的圣John Climacus。如果说这种带有等级意味的表现手法来自拜占庭美术的话,如此悬殊的人物比例也是不多见的。作品具有典型的13世纪下半叶诺夫哥罗德绘画风格:不朽的、带有纪念感的人物形象,红色背景,画面中色彩间的渐进关系,装饰味浓厚的细部。此幅圣像画反映了蒙古入侵之后诺夫哥罗德地区的艺术特征。诺夫哥罗德,13世纪下半叶,木板蛋彩画,高108厘米,宽67.5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图9. 圣像画:圣乔治屠龙。圣乔治骑着白马,持长枪将恶龙刺死在它的洞穴口。画面的右上角,上帝之手从天际伸出,为圣乔治赐福。在基督教艺术中,圣乔治屠龙的故事被多次表现。在15世纪,他被视为胜利的化身而成为莫斯科和国家保卫者的象征。画面构图清晰,线条简练,中大红色的背景与马匹的亮白色形成强烈对比,加深了作品意图向我们呈现的紧张感与戏剧化的瞬间。诺夫哥罗德,15世纪中上叶,木板蛋彩画,高58.5厘米,宽42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图10. 圣像画:圣Demetrius。圣Demetrius原是希腊萨洛尼卡地区的军队首领,后被封圣。12世纪,他的圣物传入俄罗斯。在1380年著名的库里克服会战中,圣Demetrius的圣物作为护佑神物从弗拉基米尔带着莫斯科,并被认为对战争的胜利中起到重要作用。受拜占庭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影响(the Palaiologan period),圣徒的表现自14世纪发生转变,人们更愿意将圣徒刻画成悲天悯人或者冥想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位战士或者保卫者。这幅圣像画便是上述风格影响的最好体现。画中的圣Demetrius纤弱、优雅,富有贵族气质,他身上的甲胄和手中的盾牌也被完全装饰化。普斯科夫,15世纪中上叶至15世纪中,松木板蛋彩画,高87.8厘米,宽66.8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左:图11. 圣饼碟及基座。希腊语Panaghiarion是指东正教仪式中所使用的圣饼碟。在圣饼碟上放有一块带有象征意义的面包,由僧侣或者神职人员在用餐结束或者礼拜仪式时敬献给圣母。圣饼碟基座最下部的花瓣形和上面中世纪风格皇冠使人想起15世纪德国的金银器,再上面踏着狮子的天使则是受罗曼艺术影响的结果。诺夫哥罗德,Ivan Arip大师制作,1435,银、铜镀金,有珐琅镶嵌的痕迹,高30厘米,圣饼碟直径25厘米,基座直径22.5厘米,现藏于诺夫哥罗德国家博物馆。
右:图12. 圣餐杯。杯体是一块石材,套嵌金质托座。杯口边缘的金丝细工精湛华美,特别是网状螺旋纹样。圣餐杯上共有两处铭文,杯座处刻有交付日期,口沿处的铭文刻有制作者的姓名:Ivan Fomine——一位活跃在莫斯科的金属工匠。莫斯科,1439,金、硬石、彩绘,高26.2厘米,口沿直径19厘米,谢尔吉耶夫,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图13. “真十字架”圣物匣。“真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圣物之一,被认为是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重新发现的。这个“真十字架”圣物匣的造型和雕刻的圣像都呈现出10至13世纪的拜占庭风格。圣物匣的盖子可以滑动,上面表现了“基督上十字架”的题材。打开后,十字架形的小盒里可以装入圣物。它的左右两边錾刻着君士坦丁大帝和圣海伦娜。外围一圈排列装饰着大圆章,里面的人物是与“最后的审判”有关的大天使及圣徒。这件作品被认为是由君士坦丁堡的作坊在12世纪初完成的。它被放置在莫斯科,装着来自拜占庭的重要圣物,这象征对莫斯科政治和宗教地位的肯定,如其所愿,是基督教世界的“第三罗马”和“新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银包木胎,高29厘米,宽20.5厘米,厚4.2厘米,盖子高25.5厘米,宽14厘米,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图14. 刺绣面纱:莫斯科在棕枝主日的游行。所谓棕枝主日,是在复活节之前的星期日,为纪念耶稣在被捕、受审、受钉十字架之前进入耶路撒冷的游行活动。游行的群众手持棕榈树枝行进,也将树枝铺在路面上。该面纱可能是由太子妃Elena of Wallachia的刺绣作坊完成。莫斯科,15世纪末(1498年),塔夫绸、布、金银线、丝线,长95厘米,宽98厘米,现藏于莫斯科国家博物馆。
 
图15. 伊凡四世饮水盆。这件带指柄无足的小饮水盆通体银质,局部镀金。水盆内部中间的圆形图案表现了一只在鱼籽纹上的狮子,周围又刻划了三条鱼及花叶纹。上面的铭文反映了喀山(Kazan)地区被伊凡四世占领的历史事件。从其装饰纹样的指柄的风格与造型分析,应非出自莫斯科金匠之手,更像是东方鞑靼人在13至14世纪的金银器,它可能是伊凡四世的一件战利品,后加刻铭文。喀山,1552年之前,银、镀金,高2.8厘米,最宽处15.2厘米,水盆直径12.7厘米,现藏于谢尔吉耶夫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图16. 圣像护罩。这是一件以贵金属和宝石为材的护罩,用于保护由画家Andrei Rublev完成的“圣三位一体”圣像。除了天使的脸部、手和足,其余部分被完全遮盖。这件熠熠华美的作品经过多次加工。整体部分在1599年至1600年受命于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制作完成,1626年的加工将10至11世纪拜占庭的珍珠和宝石重新使用装饰其上,最后一次的压型则于1754年由莫斯科的工匠完成。金、银镀金、多种宝石,高1.4米,宽1.15米,现藏于谢尔吉耶夫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图17. 皇太子德米特里(Dmity)圣骸盒盖。1591年,年仅9岁的皇太子德米特里离奇夭折,也许是被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部下谋杀。皇太子死后所享规格极高,被迅速封圣,并葬于克林姆林宫圣米迦勒教堂的沙皇墓中。1628年,沙皇米哈伊尔令Gavril Ovdokimov令一批金匠为德米特里制作圣骸盒,现只存留下盒盖。德米特里的形象为高浮雕,其面部刻画依旧遵守着长久以来的圣像画准则:严肃、刻板、无所畏惧的表情。但是,德米特里的个人形象也在“准则的束缚”中得以表现:圆脸、睁大的双眼以及含着一丝笑的双唇流露出略带稚气的童真。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皇家作坊,1628-1630,金、银镀金、木胎、珐琅、宝石、珍珠、玻璃,高1.58米,宽70.3厘米,现藏于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博物馆。
 
图18. 大主教袍。根据拜占庭的传统,这种僧侣袍专为莫斯科公国的东正教大主教使用。1675年,这一制度向其它地区传播。这件大主教袍由Stroganov作坊为罗斯托夫和雅罗斯拉夫利地区(Rostov and Yaroslavl)的大主教Jonas Syssoevitch (1652-1690)制作。袍子上的图案为圣像及宗教仪式场景。为了形象生动,绣工借助绘画语言,将明暗法(clairs-obscurs)的技巧运用其中,如袍子中上部的一组人物,耶稣手牵着的呈跪姿的圣徒的脸部轮廓用一圈深色线制造立体效果。而建筑的西部及阴影也通过针法、变换丝线的颜色以及加入贵金属线加以刻画。索里维切戈茨斯克,1665,丝线刺绣、金银丝线、缎、布,高1.26米,宽0.52米,雅罗斯拉夫利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图19. 圣像画:圣欧诺菲拉斯(St.Onuphrius)。圣欧诺菲拉斯是4世纪的古埃及隐士,原为波斯王子,后受神谕开始在荒漠中隐修,靠水、椰枣和天使带来的面包维持生命。自12世纪,先在拜占庭,后在俄罗斯,圣欧诺菲拉斯的形象被表现为我们看到的这样:长发,长须,赤身,仅以沙漠植物覆体。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地区的绘画技巧在这一时期(1670-1680)的发展——对明暗、色调以及人物体量感的表现。莫斯科,1670-1680,木板蛋彩画、银镀金,高1.27 米,宽1.07米,现藏于莫斯科综合博物馆。
 
图20. 总主教尼康肖像:这件肖像完成于尼康在世时,原计划为组画。画中的尼康站立,四分之三侧向观者。人物的表情、姿态、光影真实而生动,其细节的刻画、油画技巧以及笔触显然受到西欧绘画、特别是荷兰画派的影响。未知画家,1660-1665,布面油画,高2.34米,宽1.8米,现藏于伊斯特拉(Istra)综合博物馆。
 
图21. 斯摩尼耶稣复活修道院模型,修道院的设计师Franc Rastrelli(1700-1770)生于巴黎并在法国接受教育,同时,他的设计受到德国和意大利建筑的影响。Rastrelli自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执政初期担任要职,其设计偏爱大尺度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模型选用椴木,辅以石膏和镀金铅,与实际建筑的比例为1:62,可拆卸为95个部件,设计中的细节也在模型中被忠实呈现。圣彼得堡,1750-1758,木、铅、油画颜料及镀金,高2.72米,宽5.26米,长5.05米,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博物馆。


[1]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Riasanovsky, Nicholas V.),马克·斯坦伯格(Steinberg, Mark D.)著:《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1页。
[2] 同上,第110和118页
[3] 同上,第118页。
[4]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在俄语中的意思即“维切格达河的盐”。
 
编辑:雨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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