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想：黄羊川计画》:让梦想“显影”红点奖

         近日，台湾摄影师周庆辉的画册《野想：黄羊川计画》获得德国设计最高奖——红点奖。这也是台湾第一本获得该奖的摄影类画册。

        红点奖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尊贵的设计奖项，能够获此奖项意味着获奖者已得到国际最高设计水平的认可。此次获得红点奖的台湾作品一共有三件，分别是：黄宝琴为摄影家周庆辉设计的摄影集《野想：黄羊川计画》、聂永真基于环保概念设计的抽取式报纸，以及萧青阳以八八风灾为概念设计的音乐专辑封面《故事岛》，均从获得今年红点大奖的肯定。

      《野想：黄羊川计画》是台湾第一本获得此奖的摄影集。周庆辉以甘肃省黄羊川镇的孩童为拍摄对象，包括孩童的肖像，以及他们在土墙上画下梦想世界的图画。为了表现斑驳的土墙意象，黄宝琴以厚达五百磅的德国牛皮纸为书皮，细节部份皆为手工制作，书背内面藉由未经修饰的刨折手法呈现纸材原貌，粗糙的质感让整本书散发黄沙漫野的气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画册的包装以及里面精彩的摄影作品。

关于“野想——黄羊川”计划

        黄羊川是位于甘肃的一个偏远村庄，因为台商温世仁的计算机援助计划而普为人知。温世仁选择黄羊川，希望藉由高科技让偏远变核心，打造一个理想，可以推广到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穷困地区，使他们快速翻身。

        周庆辉到了黄羊川，本来想要纪录这件公益壮举，然而在现场，他发现了更迷人、更具备艺术爆发力的题材──黄羊川孩童对于计算机的想象，还有因为外来物引发的创造冲动。于是，原本习惯纪实摄影的周庆辉，开始规划设计，如何显影原本只存在于孩童心底、脑中的梦想。  人与梦想之间的关系，这组作品藉由描述与被描述.观看与被观看.纪录与被记录将纪实影像作为切入当代文化艺术的的载体。由于艺术家的介入将人与社会景观及地域结合成为艺术家自我营造的”造像”场域中，看似简单的画面，捕捉了超越现实的色彩与形影，也含藏了丰富多变的后设元素，呈现出一种难以归类的当代摄影风格。

作品欣赏：

 关于作者

          周庆辉，1988年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退伍后即进入媒体工作，曾获台湾新闻年度摄影奖、行政院文建会主办“映像与时代—中华民国国际摄影艺术大展”的报导类银牌奖、台北摄影节报导类特别奖及金鼎奖等奬项。在媒体从事一年的“新闻劳作”后，而开始建构第一个长期摄影计划“停格的岁月—痳疯村纪事”，并于 1995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该展于次年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展出，并收录于《台湾摄影家群像》。2002年，“消失的群像—劳动者纪事”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及平遥国际摄影节个展，2003，“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HUMANISMIN CHINA A CONTEMPORARY RECORD OF PHOTOGRAPHY”联展(广东美术馆Guangdong Museum of Art上海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2006《行过幽谷》个人限版摄影专辑由台北国际书展基金会颁发台湾出版设计大奖--金蝶奖装祯设计首奖，2007 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8年受邀参加台湾美术双年展，2009年受邀参加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年《野想—黄羊川计划》台北市立美术馆个展。   

南方都市报周庆辉访谈 ：《那些年少而沧桑的脸》（节选）

让孩子们的梦“显影”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野想———黄羊川计划》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周庆辉（以下简称周）：灵感来自温世仁先生推动的“黄羊川计划”。他在50岁时毅然放下庞大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的西部开发，他想用网络来解决黄羊川的贫穷问题。那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正在实施“100美元电脑计划”，即“一个儿童一台计算机”，他们认为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资讯交流和通讯问题，将有助于消除贫困。温世仁怀着这样的理念来到黄羊川，在那里培训当地老师，通过他们向当地孩童传授电脑方面的知识。

        然而，2003年温世仁先生不幸病逝后，黄羊川计划逐渐搁浅。2006年，我与明日工作室的朋友造访黄羊川，那黄沙漫天的小村激发了我的灵感，此后才有了“野想———黄羊川计划”系列作品。

        南都：这组照片的拍摄制作花了多长时间？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整个计划进行了3年，2006年看景，2007年、2008年实地拍摄，画了四五十堵土墙，总共拍掉1400多张的4×5底片。2009年进行了一整年的后期制作。所有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扫描、输出，因为要保证质量。展览的36张照片，整整做了一年。

        虽然我前面两个展览反响还不错，可是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发表作品，这次拍摄又是转型，是第一次发表彩色作品，第一次尝试新的手法，压力可想而知。

        另外一个压力是资金短缺。2007年我从北京到黄羊川，租了一个半废弃的车站，既是摄影棚也是住所。我常常一个月不能洗澡。朋友来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去他们住的旅馆偷偷洗澡，这在当时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在黄羊川拍摄的开销很大，除了买底片，还要给孩子们准备小礼物，还要买大量的颜料。我进兰州的文具店，颜料一次就是200罐。野外绘画没有水，所以需要很多小塑胶桶装水。另外，还有租车等费用。后来我几乎拍到没有底片，身边都没钱了。

          南都：你希望在作品中呈现孩子们关于电脑的梦，可梦是虚幻不可见的，你如何用摄影去呈现一种想象？

          周：刚开始时我也非常困惑，后来我想到让孩子们画“梦”，画想象中的电脑。孩子们通过绘画展现的丰富想象力远远超乎预期，比如关于“贫困家庭如何拥有电脑”，他们就根据“母鸡下蛋”的现象，想象母鸡帮他们生“电脑鸡蛋”，他们就可以拥有电脑了。他们还画牦牛电脑、羊电脑、馍馍电脑等，这些想象和城市小孩很不一样。

        随后，我把这些画复制到土墙上。当地人因气候、水源原因迁离时，连木头门框都拆走，只留下这些废弃的土墙。我把孩子们的绘画当作一种梦、一种希望，留在这些废弃的土墙上，形成一种反差。我希望小孩子出现在画里，所以在墙上挖了洞，让孩子们进去，变成画中人。土墙下，我给了一个注解：“无论在什么地方，每一种文明都有如荒野，然而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还能有纯真的梦想”

         你对照片的解读是你的内心世界

         南都：肖像的那部分又想表达什么？

        周：我前后拍了50多个孩子，主要是拍他们的眼睛，因为眼睛里有他们的梦想，有他们对电脑的想象。回台湾后，我把土墙上的画合成到孩子眼睛里。展出时，我把这些肖像放得非常大，使观众可以直视孩子的瞳孔，对视的同时看到他们的梦。

         南都：照片里的孩子和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极为不同，像小大人，是不是你刻意引导的？

         周：在和孩子们互动时，我发现一个现象，由于他们的父母亲都外出打工，村子里的成年人大多是老人，成为小孩模仿的对象。他们蹲在路边啃瓜子的样子，就像一个老人，有些孩子连走路的样子都像他的爷爷。所以我想拍出小孩的脸孔、大人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小大人。比如一个男孩在拔树枝玩时，随手做了一个掏耳朵的动作，很像大人的做派，我就让他保持这个姿势拍了下来。另外一张照片中的小姑娘很有古典美，我想拍她靠在椅子上的状态，但她的脚很脏，我又不好意思让她洗脚，所以我就用刀片把背景纸割开，让她把脚放入背景纸里面，所以照片上看不到脚。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椅子是我自己做的，在拍肖像照时用于固定这些好动的孩子的头部。

          南都：为什么这些孩子脸上几乎都没有笑容，表情麻木，甚至有点惊恐，你是否想借此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

          周：其实不是，我想让观众有自己的解读，就像很多人解读蒙娜丽莎的微笑，有人认为很甜、很美，也有人认为很邪恶、很诡异。那幅画挂在墙上，所有的解读都是你内心世界的，可能和你当下的心情有关，你现在心情很好，你可能就会觉得她很美。好的艺术品不应该有单一解释，而是可以触动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我希望小孩没有表情，是想让你自己去解读，为什么他们没有笑容，他苦吗？他有话要跟你说？如果他们的表情单一而且强烈，比如大笑，那么解释只会有一个。所以我让他很平静地看着你，你对照片的解读其实是你的内心世界。

《野想——黄羊川计划》在台北的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