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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竹家具设计的思考——观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有感

  • Update:2012-02-16
  • 王逢瑚 、时迪,东北林业大学
  • 来源: 《装饰》2012年第1期

        一个展览也许从展后带给人们的影响与思考中更能体现其价值。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虽已结束,但其中有许多经历至今仍值得回味。在“知竹”分主题展览中除了来自国内外设计师设计的竹制展品外,还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脑海里,一个参观展览的中国观众面对一件出自美国设计师的Nung 椅作品惊呼“这是竹子做的吗?”这句话让笔者注意到了展览中国内外设计师所设计的竹家具的不同。本文就此对这种差异现象和隐藏在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做简单探讨。

国内与国外
        “知竹”作为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中一个以展示竹为题材的分主题展览,展品涵盖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竹家具是展品中数量较为庞大的一类。现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竹椅、竹桌、竹屏风对国外和国内设计做个比较。
        在椅类展品中,来自中国的设计师石大宇所设计的“椅君子”是以天然竹条为原料,家具色彩是竹子的原色,造型恰似一个“君”字。中国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和“松竹梅”岁寒三友之说,因此造型设计中可以看到中国竹文化的身影。(图1)来自美国的设计师杰瑞德• 胡克(Jared Huke)设计的Nung 椅是以树脂和竹为材料,色彩为红木色,造型中充满曲线,展现出一种柔和的力量。(图2)

图1. 椅君子(石大宇 中国)
图2. Nung chair( 杰瑞德• 胡克 美国)

 

        在桌类展品中,共有5 件展品,其中来自中国设计师的展品“竹桌铁三角”是以天然竹条和竹集成材为原料,家具色彩是竹子的原色,桌腿通过一个个竹集成材紧固件对细长竖立的竹条加固,造型再现了竹子的原生结构,强化了竹子的节。(图3)来自荷兰的斯蒂恩• 凡• 韦科姆(Stijin vanWoerkom)的竹桌则创造性地将竹子剖解成方材,涂饰光亮,一半实,一半虚的竹子造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图4)

图3. 竹桌铁三角(石大宇中国)

图4.竹桌(斯蒂恩•凡•韦科姆 荷兰)

 

        在屏风类展品中,来自中国的设计公司春在家居展出的咏竹双面屏风采用传统工艺将经风历雨的陈年竹材用在屏风的表面,色彩中充满陈年竹子的温润,造型简洁流畅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图5)来自荷兰的艾德• 范• 恩格仑(Edvan Engelen)设计的竹屏风是将竹子纵向剖成竹片,色彩为黑色,竹子的内部结构清晰可见。(图6)

图5. 咏竹系列之竹屏风(春在家居 中国)

图6.竹屏风(艾德•范•恩格仑 荷兰)

 

        经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在展览中中国的竹家具设计更多的是在利用竹子的文化含义及竹子的原生形态,而国外的竹家具设计中更多的是在利用竹子的内部成分和内部结构形态。

内涵与内部
        上述的设计差异现象可以归结为:国外展品更侧重于竹材的内部,而国内的展品更侧重于竹子的内涵。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内外设计者对竹子不同的态度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竹子对于中国设计师不仅仅是一种设计材料,它拥有了文化痕迹。这种隐藏在竹子背后的竹文化可以说是造成中外设计师对竹子不同态度的直接原因。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竹文化也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形态。在竹文化的物质形态中,可以用东晋王徽之的“何可一日无此君耶?”来形容竹子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之广。竹子在中国的大量使用不仅仅被中国人所熟知,而且在外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竹子至少已经被利用了一万年——出土的竹类实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 竹子不仅融进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之中,而且由于竹简、竹纸和毛笔的运用成为中国文化传承和交流的载体,同时在中国的工艺美术和音乐领域中也成为重要成员,《礼记• 乐记》中就有“金石丝竹,乐之器也”的表述。在竹文化的精神形态中,其影响的深度可从苏轼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中可见一斑。从《礼记》开始以竹喻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晋朝郭璞《山海经图赞• 桃枝》等辞赋后谢朓《秋竹曲》、《咏竹》等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特有门类之“咏竹”;再到唐宋时期形成并极大发展的中国独具特色的“墨竹画”。竹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文学、绘画、园林等众多文化领域并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和伦理等。竹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使竹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美学形象,比如竹的淡、清、幽和秀几乎成为中国人对竹的美的共识。同时竹子的自然特点与中国的伦理价值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精神象征。这种使竹子具有深厚内涵的竹文化便构成了国内外设计师对竹子不同态度的直接原因。
        再进一步探讨国内外设计师对竹子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在竹文化的发展中作为自然物的竹子为何会拥有如此多的人文精神涵义呢?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人们往往非常尊重自然。比如在儒家经典《礼记• 乐记》中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道家经典《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学经典《周易》中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从众多的经典著作和哲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和顺应以及“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加之竹子的自然特征与人的某种伦理价值或精神需求契合,文人创作了大量的诗书画作来寄情于物,托物言志。正如王国维在《此君轩记》中曾概括的:“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群居而不倚,虚中而多节,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是以君子取焉。”这类的诗书画作不胜枚举,比如取竹子的直耸挺拔的自然形象赋予人的奋发向上,元杨载有“孤生崖谷间,有此凌云气”(《题墨竹》);再如取竹子的中空而虚的自然形象赋予人的谦虚,白居易有“竹性空,空以载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养竹记》);取竹子有节的自然形象赋予人的高风亮节,苏轼有“萧然风雪夜,可折不可辱”(《御史台竹》)。七贤之竹,子猷之竹,乐天之竹,东坡之竹,吴镇之竹,渔洋之竹,板桥之竹等等均取竹的自然特性来寄托人的精神,同时这种物我交融的作品也进一步深化了竹子的精神内涵。

包袱与财富
        经过从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探讨造成国内外设计师对竹子不同态度的原因后,可以总结为:源于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在竹文化长期的发展积累中,竹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美学形象,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而对于国外设计师来说竹子仅是一种设计材料。那么竹子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美学形象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会阻碍中国设计师的设计与创作,成为中国竹制家具设计所背负的包袱呢,还是会成为中国设计师的财富呢?
        不可否认,竹子在中国人心中所具有的相对固定的审美形象和精神内涵会对设计师的创作造成一种无形的限制,而且给中国设计师一个需要背负的“包袱”。这就好比竹子交给国外设计师的是一张空白的图纸,可以任其发挥,而交给中国设计师的是一张有了边框的图纸,会对创作形成有意无意的限制。比如,相对固定的审美形象,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对竹材其他审美形象的发掘;再如,这种相对固定的物与内涵的对应关系,给新型竹材对竹文化的传达带来了一定困难。中国的竹文化中,竹子往往是以自然的原生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品、诗书画作以及思想情感等精神领域之中的,这就是说原生形态的竹子具有了传递竹文化的符号功能,而新型材料越是远离竹子的自然形态就越是缺少这种符号能力,这同样是一种局限。局限性的利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像徐冰在美国的一个策展中心展出的“蚕”系列作品一样,一束由桑树枝构成的花经过一段时间后被蚕吃光了,干枯的树枝上只剩下了金色银色的蚕茧,展现出了另一种美。局限性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如何把局限和不足转换成有用而别人没有的东西。
        对于中国家具设计师而言,相对于“包袱”,这更是一笔“财富”。竹文化是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形成的,其中蕴含了中国的优秀文化,有许多值得发扬的内容,比如使竹子具有精神内涵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物与我、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在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严重的今天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如,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更加需要精神的放松,竹子的淡与清的审美形象,对这一点具有现实意义;另外,竹子所具有的众多精神涵义,有很多是当今社会仍然需要推崇的等等。立足于当代生活的需求,这些优秀的文化成分仍具有温暖的力量,正如康定斯基所表述的:所有精神道德氛围内在追求的雷同,对人们曾经义无反顾地追求过而后来又被遗忘了的目标之追求,换言之,亦即一个完整的时期内在情绪的雷同,都会导致人们运用过去曾经成功地服务于历史上同类趋向的形式。这部分地解释了我们何以会对原始艺术产生同情、理解和内心的趋同。[2]
        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为主导的设计观的确立,设计用各种形象性的特定语言,增塑出人类生活的环境关系时,将日益关注人的本性与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3] 竹材作为一种可持续材料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设计师的目光。竹家具的设计对于中国的设计师不仅仅是一种对家具的可持续性设计,更是一种对中国竹文化的可持续设计。面对竹文化带给中国设计师的装有“财富”的“包袱”,如何使中国传统竹文化的精华部分在现代家具中实现持续,如何将竹材这种具有本土色彩的材料做成具有中国设计标签的世界产品,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
 

注释:
[1] Bradley Quinn, Chinese Style: The Art of Living . London: Conran May28, 2003.110.
[2](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李政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第4 页。
[3] 杭间:《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