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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VS. 审美:基于功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设计批评(1)

  • Update:2012-02-21
  • (荷)J.W. 德鲁克,荷兰特温特大学设计史学教授 翻译: 滕晓铂,中国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内容摘要
注:本文是提交给2011年6 月16 日-20 日在中国甘肃的兰州大学举办的“意识· 态度·方法:设计批评何以成为可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图1

向读者的致歉
        本文专为2011 年6 月16 日—20 日在兰州大学举办的设计批评研讨会而作。文中表达的观点基于笔者在特温特大学教授设计史的讲义而撰写,无论其价值如何,这些观点都是从未发表过的。笔者是在仓促中撰写的这篇文章,因此提交给研讨会的版本在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是极其有限的,笔者对此表示歉意。在将文章提交给《装饰》杂志之前,笔者又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这篇文章有其独特之处——在笔者所知范围内,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在注释中采用图片形式的学术论文(见注释6、11 和17 及之后)。最后要说明的是,正文中的插图并不仅指其个体,而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以功能主义设计与后现代主义设计进行对比的形式呈现。(J.W. 德鲁克)

摘要
         本文分析了“好”设计和“坏”设计在功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不同定义。首先,笔者尝试论证了功能主义这个主导了20 世纪的设计范式,它深深植根于人文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之中。人文现代主义世界观是20 世纪的伪宗教,功能主义标准的“好”设计直接遵循了这种世界观,因此其本质是具有伦理意义的。这暗示着被其信徒所严格遵循的功能主义并不是“短暂的时尚”风格,而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功能主义的“好”设计被认为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独立存在的。在20 世纪的最后25 年,后现代主义者成功地挑战了这种普适性,在他们看来,功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如同其他的许多文化一样),它伴随西方世界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20 世纪中叶时达到高潮,并从那时起(像其他所有文化一样,一段时间后)开始呈现衰败之势。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功能主义“普适性主张”的这种破坏是基于其有利的论据而应被认真对待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基础,它根源于对“什么是产品的本质特征”观点的根本转变。在功能主义那里——毫无疑问!——这个本质特征被认为是产品的功能性。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个本质是“意义”,而“意义”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始于一种假设——产品的价值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对什么是“好”设计和“坏”设计的判断上,从本质上是持有一种审美的而非伦理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意味着即使后现代主义对功能主义设计范式的批判有效地削弱了其普适性的价值观,然而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后现代主义的原则是:“意义”由文化所决定——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在不同 的文化语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可以 被认为是“解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因此,可以推断后现代主义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功能主义的范式,却没有提供给我们另一个如何分辨“好”设计与“坏”设计的准则。就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功能主义原则的盲从而言,后现代主义以“怎样都行”取代了功能主义的“形式服从功能”,这也许让我们睁开了双眼,但最后,它也让工业设计师们两手空空……
 

图2-3:书架: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一、人文现代主义与伪宗教
        从比较的、元宗教的视角看,所有的宗教都很相似。[1] 例如,它们都就如下四个同样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我们为什么存在?在这个尘世,我们该如何按照造物者的意志去行动?以及,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
        我承认,对于一篇设计批评的论文来说,这个开头有点奇怪,但是,无论你相信与否,如果你与我一同探究这些问题,很快我们就会再进入“什么是好的/ 坏的产品设计标准”的讨论。
        不但各种宗教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而且它们在回答问题的方式和结构上也惊人地相似。所有的宗教都预设了一个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即全能的权威:上帝、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他知道那四个问题的答案。所有宗教也都预设上帝以某种方式使他的知识能够被人类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大量宗教文本的形式。最后,所有宗教都有其神职人员,这些宗教专家的任务包括解释宗教经典,将其翻译为信徒的行为准则。[2]

图4-5:长椅: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标准的百科全书认为有五种世界性宗教。但是假如着眼于每个宗教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第六种宗教。这种忽视并不是因其规模——它的信众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加起来都多,而主要是由于即使按照最基本的标准,在相关的语境中它也很少被认为是宗教。这种宗教是以人取代了上帝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最好称其为“伪宗教”。笔者所指的这种世界观,在西方文化里,至少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已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人们一般称其为“人文现代主义”,简称“现代主义”。[3]
        现代主义将科学作为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所以上帝这个造物主、无所不知的权威被“砰”地一声赶下了舞台。这里的“砰”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现代主义就是用宇宙大爆炸理论取代了《创世记》最开始的内容,此后,只有通过物理学研究才能够获得真知。这种向人类揭示知识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其他“真正的”宗教的。所有宗教都赋予知识一种不变的、永远有效的、启示性的特征,而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揭示出来。这就是“进步假说”的核心所在,根据这一假说,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不仅是与牛顿的不同而已,它实际上更高级,即与他的前辈相比,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更好说明。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物理学家,他们比爱因斯坦更为高级。[4]

图6-7:酒杯: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在我们的文化中,现代主义尤其流行,其代价是传统宗教的衰落。现代主义的广泛流行使我们看不到如下事实:用存在主义的词汇来说,任何“真正的”宗教,无论其经验基础多么有说服力,世界观都是失败的。其核心观点是:与“人文的”这一形容词相反,人文现代主义完全是无情的——从“无情”最自由的意义上来讲。毕竟,假如我们周遭的世界,包括我们,都是冰冷的自然规律的结果,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所关注的外在世界没有任何意义,片刻的意义也没有。实际上,现代主义只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此得到了回答。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对于其他的问题,它所能说的要么是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假如上帝不存在,你如何能够按照上帝的意图去行为呢?),要么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经验上是不能够得到检验的,因此属于形而上学的臆测,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真正知识的范围。只要上帝消失了,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往生之后在天堂里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人文现代主义不能为人类的行动提供一点的指引。而且,当人们遭遇到对死亡的恐惧时,现代主义在为人类提供安慰的方面是完全失败的,而这正是“真正的”宗教的基本功能之一。现代主义唯一的用处是告诉我——我完全是发生在几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以及无限的因果关系的任意结果,这些都是物理规律盲目驱使的结果。然后它这样结束其告诫:“哦,关于对死亡的恐惧?当然,是讨厌的情感。人类有这样的情感。你知道,你不应该让这样的情感困扰你。这样才是最好的。祝好运,朋友。”
当然,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其世界观中这一惊人的缺陷,他们热切地寻找各种方式缝补现代主义这双袜子上明显存在的漏洞,他们是按照如下的方式做的:
        基本的弥补方式是从技术中寻找。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技术构造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整个方法,技术可以有助于减缓人类的欲望或者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两者在该语境中可以说是相同的。因为技术以科学的洞见为基础,因为科学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因此技术也能够向前发展,并不断地带我们向上进步。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阿弥陀佛!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古老的美好的进步预设。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永远能够很好地满足长时期人类的需要。科学进步促进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得比我们更好,而他们的孩子将比他们更好。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天堂之前被现代主义者所破坏,现在又从后门溜了回来,尽管现在它看上去与宗教的描绘已经大不相同。天堂不是在尘世生活之后出现了,而是就在其中;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将来。对那些坚信来生能在华丽的天国团结在上帝周围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无疑完全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无法否认,它为人文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线希望。

图8-9:灯具: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滑稽的是,尽管上帝消失了,原来困扰现代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按照上帝的意图去行动?)现在突然能够被回答了。当然只有人人都乐观地积极合作,在尘世的未来天堂才能够实现。换句话说,只有你真正地相信科学以及从科学中生发出来的技术确实是唯一通往更好未来的道路,并且按照这条道路前进才行。只有现代人无论在语言和行动上都遵循严谨的理性,抛开所有形而上学的臆测,他们才能够打造出更好的未来。那些不能做到的人将(很悲哀地)是进步的障碍。[5]
        那么,为什么在一篇设计批评文章的开头,滔滔不绝地讲这么一大段比较宗教学的内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哲学——功能主义与人文现代主义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理解了现代主义世界观,才能够理解功能主义设计原则。功能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如下事实而得以加强和引证:“功能主义”这个词从来没有在建筑中使用过,相同的设计原则——在产品设计中被认为是“功能主义”的原则,在建筑中则是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
       其次,人文现代主义与功能主义不可分离,这至少为功能主义设计原则在20 世纪的最后25 年失去统治地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说明: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对人文现代主义的攻击。笔者将在之后对此进行深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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