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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曹衣出水”

质疑“曹衣出水”

Update:2013-11-29
祝重寿
来源: 发表于《艺术》2013.10

提起“曹衣出水”，人们都说是指北齐曹仲达。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介绍：“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僧悰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兢于时。’”说明北齐（550～577年，6世纪）画家曹仲达来自曹国，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擅长画外国佛像（梵像）。可惜曹仲达作品不存，我们今天无法欣赏。但是说起中亚佛像，当为犍陀罗佛像。众所周知，印度佛像艺术就源于中亚犍陀罗佛像，大约出现在1世纪末2世纪初。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晚印度南亚次大陆马图拉(北印度)和阿马拉瓦提（南印度）也相继出现了佛像。而这三大佛像艺术出现，标志了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第一个高潮到来。

公元前五六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印度佛教美术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1～3世纪贵霜帝国时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上述三大佛像出现。4～6世纪笈多王朝时出现第二个高峰，以马图拉（后期）和鹿野苑（萨尔那特）为代表。7世纪印度教及其美术兴起，8～12世纪巴拉王朝密教美术是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的尾声。

犍陀罗佛教美术流行于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和中亚地区。形成于公元1世纪﹐3世纪极盛，5世纪以后衰微。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东征，前锋打到印度河流域，给犍陀罗地区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犍陀罗地区原为印度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公元1世纪时犍陀罗地区成为贵霜帝国（1～5世纪）中心地区﹐因其地处於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又受希腊和希腊化的大夏（巴克特利亚）等长期统治﹐希腊文化影响较大﹐古希腊文化与当地（中亚与西北印度）文化融合，以古希腊写实手法表现佛教题材，创作出犍陀罗佛像，犍陀罗佛教艺术兼有印度、中亚和希腊风格﹐故又称“希腊式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形成后﹐对印度南亚次大陆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都有很大影响。后来犍陀罗艺术传到我国新疆、甘肃，对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美术也产生很大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创佛像。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凡需出现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法轮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受古希腊偶像崇拜影响，佛教徒也开始崇拜偶像﹐于是佛像的创立便应运而生。犍陀罗佛像的制作以希腊人为模特，很像古希腊神像，佛的脸型﹑头发、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佛头部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神态慈悲肃穆﹐颇具佛教精神。二三世纪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从前额到鼻头呈一条直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有时且带胡须。佛像身披希腊式披风﹐足登凉鞋，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厚实繁密，稠叠紧窄，衣纹写实，厚重下垂，不贴身，不宽松，绝非“出水”。贵霜帝国首都富楼沙城址（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与呾叉始罗城址（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离伊斯兰堡不远）出土的佛像和浮雕﹐就是这种风格。(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5世纪时犍陀罗本部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7世纪﹐此即後期犍陀罗艺术或称巴米扬艺术。巴米扬艺术除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风格外﹐还吸收了印度本土的传统﹐佛像脸形趋圆﹐衣衫变薄。)中亚与中国同在北温带，中亚是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少，多沙漠，昼夜温差大，人们穿衣多，厚实，不像南亚印度是热带气候，终年炎热，人们穿衣少，衣薄透体，如同出水。综上所述，“曹衣出水”绝非来自中亚的曹仲达，而应该是来自南亚印度的马图拉佛像。

马图拉佛教艺术是贵霜帝国（1～5世纪）时三大佛教艺术之一（还有犍陀罗和阿马拉瓦提）。马图拉位于印度新德里南面，地处连接北印度和西北印度的交通要道上，自古以来商业发达，宗教发达。马图拉历经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笈多王朝统治，文化交流广泛，艺术也很发达。马图拉艺术西北受犍陀罗影响，2世纪出现佛像，东南受山奇、巴卢特等印度民族传统艺术影响，富有印度本土风格，尤其是人体丰腴，非常优美。马图拉佛像将犍陀罗希腊人佛像改造成马图拉印度人佛像。马图拉佛像粗壮浑圆，朴实热烈，不像犍陀罗那么安静肃穆。马图拉佛像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有韵律感，有装饰性。马图拉艺术与犍陀罗艺术互相学习，同步发展，共同将印度佛教艺术推向高潮。马图拉艺术直接影响了笈多艺术，使笈多时的后期马图拉更加成熟完美，衣纹如同出水，鹿野苑（萨尔那特）更加简洁，衣薄透体，如同裸体。马图拉佛像和笈多佛像都在恒河流域，顺流而下，从恒河河口（加尔各答一带）出海，经东南亚、东南海路，传入中国南部（主要是江南，六朝首都南京）、东部（主要是山东）。中国人将马图拉印度人佛像改造成中国人佛像（南方人秀骨清像），将印度衣薄透体变成中国褒衣博带，但衣纹出水，有韵律感不变，而且更加宽松，更加富有装饰性，更加中国化，这就是所谓的“曹衣出水”。由此可见“曹衣出水”源于北印度马图拉，而非中亚犍陀罗，更与曹仲达无关。

既然“曹衣出水”的“曹”不是曹仲达，那么应该是指谁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曹不兴。

曹不（弗）兴，三国时东吴著名画家，吴兴（浙江湖州）人，师从于印度高僧康僧会。他擅画佛教人物，他画壁画人物（佛像）得心应手，操笔立就，人体各部，互相配合，不失尺度。此外他还画龙、马、兽等。曹不兴画的佛像应为中国“佛画之祖”，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上影响深远。陆探微叹服其妙，谢赫赞他名不虚传，名列第一品（第一品共有5人，除曹不兴外，都是他的徒子（卫协）徒孙（陆探微、张墨、荀冒），张彦远也大致同意这个评价。美术史上将曹不兴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除张僧繇外，曹不兴及其徒孙顾恺之、陆探微一脉相承，实为一派，实为一样）。可惜其画不存。

曹不兴的老师康僧会是印度高僧，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但是世居天竺（印度，南亚次大陆），因其父经商，后又移居交趾（河内，越南北方）。他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中国，走的是东南海路。三国东吴赤乌十年（247年，3世纪）时康僧会来到东吴首都建业（南京），“设像行道”，并向孙权宣传佛教，孙权为之建建初寺，是为江南佛寺之始。康僧会除翻译佛经外，还将印度佛画传入中国，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印度本民族的佛画。如前所述，印度南亚次大陆3世纪最盛行的佛教美术就是马图拉美术。曹不兴向他老师学的就是这种马图拉佛像，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有韵律感，装饰性很强，很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乎竞相模仿，蔚然成风，被称为“曹衣出水”，广泛影响到北方，甚至于影响到后世，以至于被称为“曹家样”，与后来的张僧繇、吴道子、周昉并称“四大样”。曹不兴是中国佛画的祖师爷，其徒子徒孙都是当时的一流大师，一脉相承，延绵300多年（3～6世纪），可谓影响深远，岂是北齐曹仲达能比得了的吗！由此可见“曹衣出水”是指曹不兴，而非曹仲达。

大唐帝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大唐文化是当时世界的强势文化，向四面八方辐射，影响广泛而深远，所以我们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受印度影响，主要要看唐以前的佛教美术。唐以前的佛教美术也是我们今后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的重点。

印度佛教及其佛教艺术东汉时传入中国以后，一直主要通过两条道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两条道路分别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和东南海路（瓷器之路）。

犍陀罗艺术就是通过西北陆路（丝路）传入中国，经新疆、甘肃，到陕西。主要表现在早期（汉晋）的西北佛教美术上。5世纪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学习南朝文化制度，汉官威仪，褒衣博带，秀骨清象，风格幽玄。北朝时逐渐汉化（中国化）。

马图拉及后来的笈多佛教美术通过东南海路（瓷路）传入中国，经东南亚，到我国东南沿海、江南、山东等。主要表现在早期（六朝时）的南方和山东佛教美术上，受到马图拉佛教美术影响后，出现了“曹衣出水”式的佛像，并且很快传到北方。

东晋高僧法显是我国最早这两条路都走过的人，是位伟大的探险家，5世纪他从长安出发，经西北陆路、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恒河流域。又顺流而下，从印度恒河入海口塔姆卢克（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离加尔各答不远）出发，经东南海路、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南海、东海、黄海，在山东牢山（青岛、崂山一带）登陆，印度佛教美术的几个圣地犍陀罗、马图拉、鹿野苑，他都去朝拜过。尤其是他在恒河入海口塔姆卢克住了两年（408年、409年，5世纪），抄写佛经，临摹佛像。他所临摹的佛像，当为恒河流域盛行的马图拉或鹿野苑佛像，都是衣薄透体，或如出水，或若裸体。他带回来的印度佛像广泛影响到中国南北的佛教美术。而此时比北齐曹仲达还早100多年呢。可见“曹衣出水”式的佛像早在曹仲达（6世纪）之前，就已在中国南北广泛流行了。

东西两路之间的北方中原（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雄厚，文化艺术的消化能力、改造能力都很强，很快就改造了东西两路传来的印度佛教艺术，经过不断地民族化、本土化改造，逐渐消解了异国情调。

目前我国佛教美术研究比较偏重西北陆路佛教美术研究，并有大量成果，但是东南海路佛教美术研究不够，南朝佛教美术研究和山东佛教美术研究都很不足。这两大佛教美术都自成体系，并影响到周边地区。

南朝佛教美术主要集中于江浙，这里主要是平原地区，多建平原寺观，石窟很少，仅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石窟，这两个石窟都是齐梁高僧僧祐（五六世纪，也早于曹仲达）主持建造的。东晋大雕塑家戴逵父子（四五世纪）也活跃于这两地（南京、新昌），已开始将印度佛像中国化了。目前平原寺观大多夷为平地，山区石窟后世不断修改，现已面目全非，今天我们研究南朝佛教美术只能靠佛教徒家中供奉的小型佛像。此外由于南朝佛教美术影响了北朝，我们还可从北朝（北魏汉化改革以后）佛教美术中，推测南朝佛教美术的面貌。总之南朝佛教美术一直是个谜。

山东佛教美术情况与南朝佛教美术相似，平原寺观毁灭殆尽，山区石窟仅青州、济南还有一些，近年新发现的青州龙兴寺佛像很重要，从北朝到宋，为我们研究山东佛教美术提供了新资料。山东佛教美术在齐鲁文化的基础上一方面学习南朝佛教美术，一方面通过东南海路吸收印度佛教美术（马图拉、笈多），融会贯通，创造出山东佛教美术，并影响河北、河南。

四川佛教美术也自成体系，它一方面学习南朝和北朝的佛教美术，一方面还有可能通过川滇缅印古道，吸收印度佛教美术（马图拉、笈多）。二战时印度是美国亚洲战场的根据地，美国向中国抗日前线运送物资就是通过川滇缅印公路，川滇缅印公路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补给生命线。

通过上述对“曹衣出水”的梳理辩证，我们发现问题出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的研究方法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科学、理性地去收集资料，辨别真伪，排比分析，从中找出结论，即所谓“论从史出”。而是从某种理论出发，从本本出发，从书本到书本，辗转传抄，人云亦云，必然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即所谓“以论带史”（更有甚者，还有“以论代史”，那就更错了）。此外，研究中国美术史必须要有世界眼光，要站在世界美术史的高度上，来看中国美术史，否则必然是井蛙之见。

附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