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安百年——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

【编者按】2014年5月20日下午，为纪念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1914-2009）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畅安百年——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隆重举办。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教授的主持下，与会专家畅所欲言，通过回忆与王世襄老人交往的种种轶事，高度评价了王世襄老人传奇的一生和高尚的人格，肯定了他对文物、古玩、工艺美术、画论等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艺术史论系，王世襄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活动委员会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北京大家之家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协办，同时得到了《红木视界》杂志、中国古典工艺家居网等媒体的支持。

主持人尚刚（清华美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史论系教授）：我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共同纪念有着特殊的性格、经历、才华和贡献的王世襄先生，今年是他诞辰的百年。今天座谈会是很自由的，请大家畅所欲言。
郑欣淼（前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王世襄是一个文物大家，他对中国文物事业的贡献，时间越长，大家认识越深刻。我今天要强调的是王先生文物收藏的精神，在如今特别值得提倡。现在每天打开电视，都是鉴宝节目，我们看得眼花心乱，留下的印象就是值多少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文物”，没有文化这个物成什么了？大家都将此作为一种投资，而且几乎是全民性的，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反思。王先生收藏东西很多，有一部分相当好，另外一部分一般。他出过一本书叫做《自珍集》，写的是在小摊上买的东西。他的收藏很重要的就是学术研究，绝对不是为了投资。当然现在的文物投资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神韵和历史价值，就像我们买的其他物品一样。王先生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代的文物大家里面只有朱家溍先生可以和他相比，这两个人真的了不起。我看最近三联出的王先生的书，有关他绘画方面的研究。他涉猎的方面广，当然我觉得这与天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他对文物下的功夫是值得学习的。像《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在国内外发行了11个版本。王世襄的可贵就在于对于平常的文物，他进行研究以后能够找出道道来。现在文物收藏是一个热点，但是对文物的研究是跟不上的，包括我们博物馆。博物馆很看重对藏品的研究，忽略了对文物本体的研究。王先生恰好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研究得很深，但写的东西普通的读者也能够看懂，能够从其中受到启发。今天纪念王世襄先生，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收藏的理念，他对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发掘的这种态度。
杨泓（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我和王先生出身比较接近。他比我大20岁，所以我和畅安先生还有袁先生应该算是忘年交，但我们之间的交往没有界限。有一段大概就是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我又住回胡同里面，那里离他家很近。晚上我把孩子打发睡了以后，我就到王先生那里去了，大概一个礼拜要有两到三个晚上都是在他们那度过的。我从他们那学到的东西就是聊天，我们无所不谈。他有很多小发明，比如说把玉米叶包起来卷起来刷锅最好，刚开始我还不敢要，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我和畅安先生还有一段合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老美协每年春节都聚会一次。有一次春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跟黄苗子先生就说他要把他50年代写的《中国家具史》重新整理，有关考古的这一段让我帮忙，我受宠若惊。我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我把写的跟他准备合作的提纲以《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为名，放到纪念我老师苏秉琦先生的集子里面，那是1989年的事。他看了那个提纲说可以，我们就分工吧，我写前面，他写后面。后来我们两个人就不断地商量，跟朱先生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稿本复印了好多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老师宿白先生给提了意见，可惜到现在这个工作没能完成。另外我也给他服务。因为我是编辑，我从1959年就做编辑，一直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后来又参加《文物》，给他们做终审。1980年在《文物》上有两篇王先生的文章，一篇是说明式家具的“贫”，一篇说明式家具的“病”，这两篇文章写得很长，后收录在《明式家具研究》里面。《文物》的领导有些意见，说这个太长要改写，王先生说不改写，但还要发表，这样他们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去编辑，这个人就是我。这两篇是我按照他的意思缩写，结果他很满意，为了这个他跑到我的宿舍里面给我送吃的，他走了以后我宿舍的人问我那个大师傅找你来干吗啊——因为他骑着个破车子，人家都以为他是大师傅，确实他做的菜很好吃。后来王世襄就搬到芳草地那个公寓里面去了，我的宿舍被分到皂君庙。这一下子太远了，虽然从那以后大家的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没有聊天的机会了。
王先生一直做他自己有兴趣的，持之以恒地做。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我是不成。我这一生都是任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那些研究，我说那都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到现在我任务还没有完成，退休了所里的任务到现在还在做着，我想结束了以后肯定像畅安先生一样做点有兴趣的事情。他冬天怀里揣个蝈蝈——他家庭组成很特殊，兄弟之间就剩他，所以他怎么玩都成，但我家里管得特别严，什么蝈蝈、养鸽子是绝对不可以的。他还遛狗，他老想带着我玩，我一直也没有玩成。所以他能够做很多研究，是别人不能研究的事。他开始读燕京的时候，他的毕业论文是画论，后来他不能做这个了，好在那个画论已经出版。所以他在文物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今天学文物考古的年轻人，能够赶上他是很不容易的。刚才郑院长说了，现在的文物界什么东西都要看值多少钱这个事，对于他来说这完全是兴趣，确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特别是北京的很多民俗保存下来。现在养鸽子养的都是洋鸽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他说你看看这个还是你小时候看的鸽子吗？我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楚。现在基本上都不是我们传统的鸽子了。他能够把这个发掘出来并且出版是很不容易的。
董秀玉（原三联出版社总经理）：我是个出版人，从香港三联书店的《明式家具珍赏》到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的《明式家具研究》，再到后来的《自珍集》，我们一路跟着王老走过来。我现在的感慨是包括那个时期的朱家溍、黄苗子老师等等，这一代的文化老人不可能再有了，他们的学问和人品都太难得了。我老说王老是一个大玩家，他从一个大玩家做成了一个大学问家，我们看到他的那种刻苦和努力，他做《明式家具珍赏》的时候，中文版的时候我还没有去，后来做11个外国版本的时候我在那。做完鉴赏以后他为了要做研究，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美国看了很多博物馆里的家具，一次出去就几个月，《明式家具珍赏》影响力已经那么大的时候他还在认真地学。
另外，像他那样不但是学问好，理论清楚，而且文字功夫的典雅，后来人都很难达到。刚才郑院长讲得很好，文物应该更重的是文化。王老家里每一件基本上都是文物，在他小屋里我都不敢乱走。他们对文化的爱，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人。他给我看过那个时候做的一本竹刻，他说这么烂的东西是你们出版社做的？我很惭愧，以后出的每一本书都很谨慎，用很认真的态度把每一本书做好。他不仅关心自己的著作，还关心文化的发展。当年他建议在中山公园养鸽子，每天升旗的时候放出来，它们可以在旗杆上转，奥运会的时候也可以放出来。但是后来有禽流感了，没有完成。这一代文化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作为出版人愿意将一些好的作品和一些珍贵的精神传承下去，尽我们的力多做一点事情。
赵珩（原燕山出版社社长）：今天是纪念王世襄百年。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算了一下，我和王老到今年整整认识30年。1984年我第一次去他住的芳嘉园，以一个小编辑的身份向他约稿。他是在厨房接待我的，上房东边的一个小厨房里面。谈话之中偶然谈及我的家世，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听说您家老太太在50年代末曾买了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明代的柜子。”我非常奇怪50年代的事他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是有，两件小玩意放在我手里面，一个是凳子，还有一个是漆盒，我小时候装小人书的，后来不知道哪去了，柜子现在还在我手里，他非常的感兴趣。大概在1个月之后的早上6点半，我比较懒还在睡觉，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是王世襄先生，穿着一个圆领背心，拎着一个篮子，我都很奇怪他怎么找到我家的地址，他来了就是看这件柜子。他掏出了一个照相机，是国产的单镜头的，前后左右的把这个照了，但是他评价也有失望的地方，他觉得跟陈梦家说的不太相符。自此之后我和王老来往非常多。后来我的书《老饕漫笔》出版的时候——这本小书也是在董秀玉先生的抬爱下才能够出版，现在已经13版了。朱季黄（家溍）先生为这本书做了6千字的序言，畅老（王世襄号畅安）为这个书题了签。我当时非常感动，由此他就经常跟我聊关于吃的东西的一些旧事。他也知道我家的菜不错，所以每年给他送几次菜。大家知道畅老的个性是非常强的，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很干脆的就拒绝，但是说实话畅老夫妇对我和我太太非常好，每次我们到他公寓他都送到电梯口，他是长辈所以每次都让我很感激。我经常去畅老那聊天，有时聊得正高兴有人插了一杠子，比如说从河北来的农民，他们聊的我完全不懂，但是畅老就把我完全忘记了，我也不好意思告辞，我看到畅老整个眼睛在放光，那个神态可能在座的未必都能够看得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是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这个非常让我感动，一个人能够返回他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时代，我觉得真是一种回归，真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回归。
畅老去世之后我接受了几次采访，包括最近一次光明日报的采访，后来写了两篇文章，一个是他刚去世之后，讲我跟他来往感情的事。冷静下来之后过了大概一年左右，三联的读书约了我一篇稿，我就想从这个问题谈到既然畅老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那么他的学问是一门什么学问？这里面就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和绝学的问题。所谓的显学就是从前的非显学在今天都成了显学，比如说我们的敦煌学，过去不见得是显学，如今在世界上是热的不得了，成为了非常突出的显学。有很多过去的显学比如考据学等等，今天似乎放在了次要的地位，而有些所谓的绝学在过去更不为人所知。今年既是畅老百年，也是季老（朱家溍）百年。谈季老，我就谈到一个问题，他们两个人是两个角色，季老毕业于辅仁大学，我的父母也是毕业于辅仁大学，当然季老是比我父母高好几届。畅老不一样，畅老出身于燕京大学。他上的中小学——他和我父亲倒是一个学校——就是北京所谓十年一贯制的美国学校，这个学校后来的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我估计那时候畅老从美国学校出来考到燕京也费了一番周折。在燕京，畅老属于另类，季老在辅仁属于大类，但是燕京里面像畅老这样的是极少数，包括侯仁之先生当时对畅老的绝学也不太以为然。
我在最近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畅老、季老他们都没有变，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涵养始终没有变。但是在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学问不被承认，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畅老，被那么多人所认同，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和社会背景的价值认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背景的变迁。
他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大家也提到了，在座的可能知道他对家具的喜好，其实他对于音律也非常感兴趣，他在音乐研究所好像也做过，在这之前他本身就有很深厚的基础。对于竹刻畅老也非常的了解，但是他很自谦，他觉得自己对竹刻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最后讲的一个跟我有关的是他为别人写的一个五言律诗。那个人我不认识，是辗转托别人找到了我，希望通过我让畅老为他这本书写序，这本书现在出来了，在国际上拿了4个奖，在国内评为中国最美的图书。这个事情的渊源非常有意思，这首诗是畅老的绝笔，不久他就住院了。来龙去脉就是这个人跟我说请畅老写序，我一口回绝。为什么？我自己都没有，除了我一本书的封面，我没有为这些事情麻烦过畅老，我更不会替你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人非常走运，正在和我聊天的期间我电话铃响了，一接电话是畅老，他说最近浑身搔痒，洗了澡以后尤其是痒的厉害，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皮肤科大夫？我说可以，我说京城的皮肤科名医某某某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他不是早死了多少年，民国就死了。我说不是他，是他的后代也是我的朋友。我带他去了以后，诊了脉开了药，偶尔说起这个书，畅老要看。他说写序我写不了，我对竹刻不太懂，这样吧，我做一首五言绝句，当时就做了一首五言绝句。我告诉这个人，这个人喜出望外。过了三天，畅老又和我打电话，他说我给你打电话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吃了他的药之后三天见效完全好了，第二件事你把那个五言绝句给我拿回来。我说拿回来是不是不给了，这发生在畅老那一点不新鲜。他说不是，而是把五言绝句改了一首五言律诗，就是二十个字变成四十个字，后来我就把这个换过来了，这个就是畅老最后留下来的墨迹，成书了以后，畅老已经不在了，我觉得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
无论是畅老也好，季老也好，他们经历了很多，到了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无法效仿的，一方面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同时又让人感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悲凉。虽然这样，他们保持了尊严和人品，没有因为经历的变化而有任何的变迁，他们始终在守着自己做人的底线。同时他们做事情认真，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他送人书所有的签字都是用毛笔，公公正正。我是他们的晚辈，今天是他们百年的诞辰，所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都使我追忆。
朱小华（竹刻家）：我是一位农民，老竹刻。从1990年底我开始自学刻竹，1999年有缘认识了王老，王老提携我10年，我主要说说王老对竹刻的贡献。早些年王老曾多次去上海、常州，像白世风、徐素白先生大家也都知道。后来我从1999年有缘结识了王老，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王老总是以德示人，他的平民意识很强，每次去他家都在楼下接我，没有一点架子，十年当中几十次接待我。2001年的时候给我在《收藏家》这本书上提名，还收录到《农夫偏爱竹》这篇文章中。王老多少次提携，真是立功还立德。
寇勤（嘉德副总裁）：在和王老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王老特别的谨慎。嘉德21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和王先生联系，王先生吓得够呛，说拍卖这个事这有点不了解，政府是什么态度？对这个什么态度，就一直很谨慎。2003年的时候王先生跟我们做了一个个人藏品的展览，特别的轰动。当时特别激烈的时候，有个人满头大汗地往里挤，我问他你要干什么呢？说买点东西。我说你买什么？无所谓，只要买一件王先生的收藏就行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没别的，我特别尊重王先生。所以可见王先生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界，在文化这个大圈子里也受人尊重。其实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包括在一定市场的背景下，大家都对王先生有一定的尊敬和认可，这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观察。
嘉德有一个愿望，你的事情做得好不好，除了你的成交额之外，老一辈的专家和学者的认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检验标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拍卖不久，好像是荷兰给了王先生一笔10万欧元奖金。一位记者就问我，说你们能不能代我们问两句拍卖之后王先生的感觉是什么？我问他拍卖结束了之后王先生您高兴不高兴啊？他说当然高兴了，他说不在乎钱多少，在乎大家认同我收藏的东西。这个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萨本介（书画鉴定专家）：自从2009年王先生去世以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在某一天能够把他对我的影响说一下，今天终于算是有这个机会。我要说的第一个是“玩”，我觉得大家把王老当成一个玩家太委屈了，这个玩实际上是需要创造性的。第二我曾经说过一件不太合适的事，我说多亏您成了右派，才有了今天，他就乐。我想了一下他从三反五反，一直到反右、文革，我觉得恰恰正是这样的逆境对王世襄这样的人，是一种考量和考验。是好样的就站出来，压垮了就不成了。新片子《归来》是说的人性，说的爱情，而这两个形象正好形成互补，我觉得王老的形象应该是在右派里面的一个代表。第三点讲讲王老和袁阿姨。别的就不说了，刚才正好有人提到“八病”，这个词就是袁先生贡献的。袁先生除了给王先生誊稿——这也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体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电脑可以改，她那个时候是为王先生誊稿子的人，是王先生秘书，画线图这些事就不用说了，王先生书的封面，这个大树图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面躺着80件世界级的珍品，这个事情袁先生贡献极大，是她在文革初期还没有抄到他们家的时候，她就建议王先生先把东西上交，如果没有这个行为，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些文物，而她做出的贡献都是在王先生的背后。第四我要讲一个字，“珍”，正是由于有这么长的一段磨难，他才能够做到淋漓尽致。大家知道《自珍集》的封面就是一个扫炕笤帚，这个扫炕笤帚就是袁先生亲自编的寄过去的，这是他们夫妇之间互相的勉励。我是晚辈，也是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如果让我来选择您的这些收藏，我收藏这把笤帚。再一个问题我要讲的是“一”，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做事情的原则，是“三合一”，那就是物质的实物、古代文献的论述和现代工匠的操作要三合一。这个贡献就是实事求是，把所有的事情做实了。接下来就是“非”，刚才也有先生讲到王先生的收藏是“非主流”的，但是这个收藏的非主流是带引号的，就是非主流最后会成为主流，这么一个辩证关系。再一个我觉得艺术就是生活，生活是根。这一点又是一个“士”的，刚才有很多先生在前面讲过不大容易出现像王老这样的人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我觉得第一就是有物质不愁的环境，然后还不能停在物质的层面上，要超越，超越就是变成一种精神。现在所谓的“玩”都是在物质不够充裕的条件下，精神缺了支撑，自然谈不上是什么贵族不贵族了，更甭说精神上的贵族，不容易再出现了。还有一点就是“乐”，王老有一句口头禅经常挂在嘴边，叫做“不冤不乐”，就是他一生的贡献，这种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最后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把自己的体系完整地留给后人。这个我觉得正是《归来》的立意，《归来》你看完以后受到很大刺激，可能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像王先生这样的人他是最后把所有的掏空了掏尽了，留给后人和社会，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就是一个“玩”，玩了联想了创造了，并且把所有的事都串成了一个“一”，最后完整完美地还给社会，还给历史。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最后一点要说还是跟《归来》绕不开，《归来》演绎了历经辛酸、爱与人性的乐章，凄美回荡，王世襄和袁荃猷用共同的一生谱写了看似寻常的人生，“人”这一撇一捺用普通铸造了永恒。
黄大刚（画家黄苗子之子）：我跟王伯伯一个院里住了30年，中期以前住了3家人，房东是王伯伯和袁阿姨，西房住的是张伯伯，我们家住在东屋，这三个人今天看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张光宇是清华美院创建时候的四教授之一。这几家人里面我最佩服的是王伯伯，最喜欢的是袁阿姨，她只要有空就把我叫过去，给我吃的。第二佩服的是张伯伯，那是《大闹天宫》的设计者，其实最不佩服的就是我爸和我妈了。我为什么佩服王伯伯呢，就是他太会玩了，我头一个要说的就是王伯伯是“玩物明智”。
我就讲两个咱们可能都不知道的事。他等退票的本事之大，现在我都还佩服得不得了，他甭管是看球赛还是什么，没有说先排队买的，都到门口等退票，他没有说我等一张什么票都进门的，他非要等一张好的票进去。人家都知道，一等退票，就说我这有，一帮人上去抢，和打架差不多，他从来不这样。等你们都扑上来的时候，王老已经拿着票走了，我哥跟他学过，最后学完了，好不容易等一个票还得意呢，王伯伯在电影门口等他呢，说你这个票怎么样啊，你把这个票走远点退掉，我这边有张好票，你跟我走。最后我记得文革的时候看《红色娘子军》，他也等退票，那时候的票是分配的，一般买不着，也是这么看的《红色娘子军》。还有一个玩是上房，我们小孩都上房，我要上房他们不让我上，因为我腿有小儿麻痹症，老怕我摔着。王先生的身手最好，几步就上去，轻极了。他上房干什么呢，房漏雨了，他自己上房还捎带手把我们家也弄弄，后来藤萝架上有一个木头糟了，他爬上去，他把坏的木头撤了，他走上去嘎嘎直晃，我们在底下都担心，他是三下五除二就搞好了。包括逮蝈蝈，我还问过他，你这没让人截着要问你买蝈蝈啊，他说没有啊，谁要问我我就给他一个，太会玩了。但他是玩物明智，最后著书立说。他做菜做得那么好，我是曾经吃过，饮食文化方面的东西，他说坚决不写，写也没用，东西没了。他写的都是能留存下来的东西，他真是抠的细，那个红木家具，我就记得他那时候经常出去到南方考察，回来放下行李头一件事，就是跑到我们家跟我爸爸说，我那时候小听不懂，就是关于红木家具的，讲得头头是道，我父亲点头称是。
他家里有一个佛像，这个佛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尊了，小时候看过，据说是从黄山的一个小破庙里找到的，他看着可惜了，自己背着，花钱买了那个长途车的车票，最后人家说您能不能把这个挪边上，他马上站起来说你坐我这里行，这个是买了车票的。就这么背回北京了，这要搁现在那说实在的有点罪过，倒卖文物，但那时候真没人把它当好东西，他留下来了，上回嘉德拍卖也有他这个东西，他真的是下苦功夫。还有就是鸽子，这个可能是一大遗憾，那会儿他就是喜欢鸽子，有一次说要请我吃饭，还拉上两人，有一个是养鸽子的，据说他跟那个人到养鸽子的基地看过，看得那个高兴，肯定是像赵先生说的两眼放光，爬着梯子往上看，给人吓的，真摔着了谁能受得了。在他们家我是看见整箱整箱的鸽哨，但是只能远看不敢动手。我觉得王先生不管做什么事，他有一个琢磨劲，你说他是研究也可以，但是跟研究我觉得有点不同，因为这几年我跟着唐薇也做了点研究工作，但是总感觉就像杨先生说的我是来完成任务的，本来不是任务最后变成了任务，但是王先生不管这套，我就是要把它弄透了弄到可以传承了。
刚才听郑院长和杨先生都讲到，说文物收藏成了投资了，我就想王伯伯他收藏东西，他真是因为喜欢才收的，我也听说过一些文物大家倒卖的事，他是为什么？没钱了，有更好的东西他还想收，怎么办呢，咱们就把次的让出去点倒成钱，然后再把好东西收进来，不是为了发财，更不是为了投资保值。其实咱们拍卖公司是个好地方，收藏家应该喜欢，为什么？没钱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拍卖公司，把稍微差点的或者不是那么喜欢的倒出去，把喜欢的弄来。但是拍卖公司也有一个坏事就是要标价，标价的结果就变成像现在的文物品也好，艺术品也好，全成投资了。现在拍卖市场上真正懂行的人有多少，不能说没有，有大量的人才，但是比例我看不是很大。还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炒，炒得一塌糊涂，但是那些东西说实在的懂行的人看都不看，我记得王先生说过这个东西倒给我钱我都不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当这个市场的评价系统变成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我觉得王先生可能会觉得挺伤心的。所以今天开这么一个会，我就想表达那么个意思，就是能不能把老一辈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爱，那种审美传承下去。
朱传荣（文物专家朱家溍之女）：我父亲和王先生经历过很多逆境，但从内心一直很尊重自己。就是像王先生给最后一本书起名叫《自珍集》一样。这一点我们在文化上都不及，我们通常只是接受任务，很少发展兴趣。
张德祥（古玩鉴定专家）：跟王先生接触这么多年，对我启发特别大的有三点。第一就是我不是精神病。为什么是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我20多岁就闲在家里玩，当时社会环境不允许，片警找我，居委会也找我，我爸爸也想揍我，总而言之就是我太倒霉了。直到最后，我也崩溃了，我真的是一个精神病了，整个世界都攻击我。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说东城有一个怪老头，屋里面也是喜欢破桌子烂板凳，我就想见王先生。我一看王先生哪是怪老头啊，那么大的学问家，东西那么精美，还有那么多文章，我就知道我不是精神病，我这个事还挺高尚，其实王先生在政治环境下也被很多人看成精神病，现在看起来在座大家很多都不是精神病，嘉德也不是精神病，给了我一个自信就是收藏。
第二点启发是，当时被冷落的一些事物，不时尚的东西，可能里面有非常高尚的学问，不止是家具，还有民俗的东西。有些人说你这个赚不了钱，其实喜欢这个不是为了赚钱，刚刚看到王先生对蝈蝈，那些被大收藏家看不上的东西，还有饮食、烹饪、盆景，就是街头巷尾市井气很浓的万物，王先生都当学问来研究。很早他就送我一个竹刻的油印本，还给我讲养蝈蝈的学问。
第三点就是高贵的灵魂。王先生不穿名贵的衣服，走到哪都被人看成一个老农或者一个厨师。有一次他提了一个编织袋的篮子喊我，我们对面是居委会，就认为他是一个老农在收旧家具，因为我的阳台上放了旧家具，找我的人都是收旧家具的。但是我知道王先生有多高贵的灵魂，曾经有多么高贵的物质享受，但他就是爱穿一件破裤衩。那个破裤衩还在的话嘉德还可以拍卖，就是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我们不要拘泥于形式。
孙之常（文物摄影家）：我跟王老近距离的接触是由傅（熹年）先生搭的桥，通过我跟王先生认识的过程你们就可以理解王先生怎么待人处世。他知道我是搞摄影的，但不直接找我，找了傅熹年。傅熹年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人，然后骑自行车就到他家去了，其实我跟王老家特别近。我去了之后他就跟我交心，又到我家里面去看我父亲。后来王老很希望我帮他做一些摄影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再说我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结识王老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合作了30多年。
我有一点体会，王老很谦虚，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人找我鉴定，我从来不给鉴定。为什么呢？对现在的材料、工艺，我没有第一线的研究，我去给人鉴定可能有失误。他在家里面贴一个条“谢绝鉴定”。这个还是遵照上级指示，因为在我们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原来是有规定——不买卖文物，不参与商业活动，跟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走向市场不是一个时代的事了。
王老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有成果，一是他家庭的背景起步就高，有文化；第二他在没有失掉工作之前，在故宫博物院做保管部主任，他见的东西都是最高档的，咱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有机会的，所以他在社会中去发现去寻找的时候，目标就高。他也有这种深入第一线的精神，为什么他穿着很像普通人，他能够和普通的工匠对话，因为他既是有知识的人，也有平民的态度，才能够和第一线的平民交流。他能把从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深化，变成理论变成著作。我看到田家青的成功，那是完全学习王老的研究之路，他可能是有更深的体会了，最后田家青又在三联出了一本书，有关王老先生的。
田家青（古典家具专家）：我插一句，我新写了一本和王先生交往过程的书，这书里面有四次和你有关系的，你还记得1982年在美国使馆拍的，这有一张。还有一个大案子，中间有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这个故事叫做《当断不断》。有一次咱们去法海寺，我先去的，我先去看断门，跟王老说钟架子太阳晒的时候应该叫日出段，那边落下来是叫日落段，以前的历史上没写。我和他说，他说你这个名字不是叫“百科研究”，他说你这个名字应该叫“当断不断”，所以挺有感触。
陈池瑜（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教授）：我和我们艺术史系的学生对王先生非常敬仰和熟悉，主要是我们读他的书。我想说他除了是一个收藏家以外，还是一个学者，刚才大家也说了他有《明式家具研究》，另外还有一部我也带来了，100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这个是他88岁时候出版的。这本书里他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画的研究都非常的熟悉，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大概在1938年的时候就开始注意收集中国画的材料。他列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1929年郑午昌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32年余绍宋写的《书画书录解题》，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必用的工具书。还有1937年俞剑华写的《中国绘画史》。他这一套书100万字，分上中下，时间是从先秦写到清末，几千年的历史。然后他分了三类，第一类就是绘画理论；第二类叫做画法，画法就是绘画的一些创作经验方法，包括从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到清代的《芥子园画谱》，还有周一桂的《小山画谱》，就这么的排列出来；第三类是绘画品评，唐代名画等等都在里面列出来了，所以工程量相当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研究画论的必读书目，而且王世襄先生对中国画论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刚才杨先生还有黄先生都讲到这个问题，今天开座谈会，除了回忆以外，还要把王先生的文化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加以传承。希望清华美院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这个座谈会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系也来了一些同学，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可以把王先生的画论研究，还有明式家具研究作为我们的教材，或者参考教材。另外我们的硕士、博士生做论文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王先生做研究对象。
周剑石（清华美院工艺美术系教授）：我和王先生的关系没有在座的那么密切，不是发小，不是特别近身的那种。我要说的是王先生和朱先生的一段事。我读到一些东西，想和各位求证。朱启钤和梁启超先生知道在日本有《髹饰录》，去日本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这个是在日本保存的唯一的图本，在我们国内是很长时间没有了，就抄了100本，带回国分发给相关人士，他把这本亲自交给了王先生那里，他知道他研究明式家具，于是让他解说此书，让年轻人看得懂。其实我们共和国漆艺和王老先生这本书有极密切的关联，如果没有他这本书，我们的漆艺不知道是要落后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现在叫学生们都要买。
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算是这里面年纪比较轻的，我在王先生80岁的时候认识他，是一个很巧的事情。我学过一些古琴，因为别的事情到他的家里，就问了古琴的事情。他跟我聊天说最近想做糟鱼但是没有好糟，我没说话，因为我的手里也没有。后来是放假的时候回家，一个亲戚开了一坛酿了十几年的米酒，我突然想起来王先生和我说过要做糟鱼，我就拎了10斤回来给他送过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跟他认识。后来是我的琴裂了向他请教。我在琴会上看到郑（珉中）先生弹琴，我觉得这真正是遗传了管（平湖）先生的两只手。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郑先生提出来，当时郑先生说年纪大了，不弹琴了，也不教了。过了一周，我正好有事情给王先生写信，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在后面提了一句，我说我想跟郑先生学琴，郑先生现在不弹琴了。再过一周，郑先生给我写信，他说你来吧，我教你。一直过了30年之后，我在郑先生那儿才知道过程怎么回事，他说那天王先生和袁先生给他打电话，两个人轮流在电话里面劝，劝了一个半小时才把我收下了，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感慨。
王先生这一生是非常的坎坷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快乐。他的上半生非常快乐地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后半生我觉得他一直是担心的，担心什么？他会那么多东西，喜欢那么多东西，他怕这个东西绝了。所以我觉得他后来整个工作的精神，就是让他所喜欢的东西别失传，然后因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断档，他一个人独自承担起这个桥梁的责任。后来王先生的东西要送拍卖行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我正想去看，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过来，我就去了。王先生屋里乱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嘉德的老总王雁南在那儿，两手乌黑，因为她在负责搬东西。王老的琴都是我给他上的，他说把它拿走。这个琴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我的理解来说，这张琴经过我的手，我就把它传下去，这个器物本身代表着他对我的要求，他虽然没有这么说。我们虽然能力不如他，只能做他一方面的东西，但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把王先生的东西通过我们的手给后代的人。
王新明（竹刻家）：我是一名民间的竹刻艺人，2003年王老先后多次接见，都像接待亲人一样，在竹刻艺术和生活做人等方面给我指导鼓励和帮助。在王老的指导下我先后建立一个工作室，创立了一个品牌，王老给我举了一个艺名叫做“乐人”，我得益于王老的关爱和教育，我非常感恩，我仍然铭记在心，在以后我的竹刻道路上，我要继续探索，不断的创新，精益求精创作出来更好的作品，一定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唐薇（清华美院基础教研室教授）：我见王伯伯是1989年和大刚一起去他家，那次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好玩意，从此后有很长时间就惦记他那些玩意，特别希望有机会再去他家玩。以前我总觉得大家应该是不那么亲近，要仰视。但这一次王伯伯让我们两个小字辈坐在那里不要动，他和袁阿姨两个人一道菜一道菜给我们做，吃完一道做一道，然后送到桌子上来，弄得我真是很不好意思。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老一辈的先生，他们这种平易近人应该是我们永远记住和学习的。
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想告诉同学们，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做得比我们更好。我们都知道工艺美院在历史上有很多老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把这一生都放在这里面，实际上也不是为这一所学校，是为国家的文化整个的发展传播。但是我们对他们了解很浅，比方说张光宇先生，郑可先生。张仃先生是我们的院长，知道他画中国画、写书法，但是我们对他的很多作品，对于他艺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9年前在公公婆婆（黄苗子夫妇）的指引下，我开始寻找张光宇先生艺术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有那么多大家与我们失之交臂。如果我要提前20年或者30年把他们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好好整理一下，不管是在艺术界进行创作，或者是在学校做教学工作，都会做得好很多。在“张光宇研究”的八九年间，不在于我和大刚和女儿我们几个人怎么样搜集材料，而在于谁静下心来仔细做都会有所收获，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很多大师。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生命轨迹教给我很多东西：艺术是怎么回事，艺术家是怎么回事，历史文化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文化、世界的问题做些什么，应该在年轻时就思索，所以我就把这个遗憾和教训告诉年轻同志，希望你们不要步我的后尘。
王亚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副研究员）：我跟王世襄先生认识是通过我的老师黄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大概是1994年的秋天王先生从澳大利亚回来办展览，我帮他们到杭州去布展，过了几天师母叫我过去一块儿看王先生，从那时结识。王先生给我印象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1996年回国一直在家待着，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干脆读清华美院的博士，当时硕士回来还是找不着工作。当时考博士要名人推荐，黄老很高兴就写了。他告诉我你再去找王世襄先生，黄先生就给王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王先生说过来吧，我去了之后，起草完他说你看这个行不行？我说太好了。写完以后他誊写到表上，然后盖上章。可惜最后我真是笨，没考上清华，这个没办法。我当时也没多个心眼，给清华一个复印件就好了，我也是太实诚点了，把原件都交给清华了。后来芳嘉园拆的时候，朋友给我捡了一块砖，他说你这个肯定要，因为是王先生他们家围墙的砖。我是特别喜欢用砖瓦做砖砚，一想这个小院里面住了三位我很敬仰的人，我的老师夫妇，张先生夫妇，还有王世襄先生，我就做了一个砚。
主持人尚刚：咱们这个话是说不完的，我想今天开这个会一方面是纪念王先生，同时也应该是学习王先生，继承王先生，学习王先生那些朴实的学术，学习王先生热爱传统文化的精神。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