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畅安百年——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

  • Update:2014-06-03
内容摘要
文字整理:王家欢/ 摄影:梁开

【编者按】2014年5月20日下午,为纪念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1914-2009)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畅安百年——王世襄老人纪念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隆重举办。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教授的主持下,与会专家畅所欲言,通过回忆与王世襄老人交往的种种轶事,高度评价了王世襄老人传奇的一生和高尚的人格,肯定了他对文物、古玩、工艺美术、画论等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艺术史论系,王世襄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活动委员会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北京大家之家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协办,同时得到了《红木视界》杂志、中国古典工艺家居网等媒体的支持。

主持人尚刚(清华美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史论系教授):我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共同纪念有着特殊的性格、经历、才华和贡献的王世襄先生,今年是他诞辰的百年。今天座谈会是很自由的,请大家畅所欲言。
郑欣淼(前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王世襄是一个文物大家,他对中国文物事业的贡献,时间越长,大家认识越深刻。我今天要强调的是王先生文物收藏的精神,在如今特别值得提倡。现在每天打开电视,都是鉴宝节目,我们看得眼花心乱,留下的印象就是值多少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文物”,没有文化这个物成什么了?大家都将此作为一种投资,而且几乎是全民性的,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反思。王先生收藏东西很多,有一部分相当好,另外一部分一般。他出过一本书叫做《自珍集》,写的是在小摊上买的东西。他的收藏很重要的就是学术研究,绝对不是为了投资。当然现在的文物投资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神韵和历史价值,就像我们买的其他物品一样。王先生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代的文物大家里面只有朱家溍先生可以和他相比,这两个人真的了不起。我看最近三联出的王先生的书,有关他绘画方面的研究。他涉猎的方面广,当然我觉得这与天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他对文物下的功夫是值得学习的。像《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在国内外发行了11个版本。王世襄的可贵就在于对于平常的文物,他进行研究以后能够找出道道来。现在文物收藏是一个热点,但是对文物的研究是跟不上的,包括我们博物馆。博物馆很看重对藏品的研究,忽略了对文物本体的研究。王先生恰好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研究得很深,但写的东西普通的读者也能够看懂,能够从其中受到启发。今天纪念王世襄先生,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收藏的理念,他对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发掘的这种态度。
杨泓(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我和王先生出身比较接近。他比我大20岁,所以我和畅安先生还有袁先生应该算是忘年交,但我们之间的交往没有界限。有一段大概就是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我又住回胡同里面,那里离他家很近。晚上我把孩子打发睡了以后,我就到王先生那里去了,大概一个礼拜要有两到三个晚上都是在他们那度过的。我从他们那学到的东西就是聊天,我们无所不谈。他有很多小发明,比如说把玉米叶包起来卷起来刷锅最好,刚开始我还不敢要,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我和畅安先生还有一段合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老美协每年春节都聚会一次。有一次春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跟黄苗子先生就说他要把他50年代写的《中国家具史》重新整理,有关考古的这一段让我帮忙,我受宠若惊。我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我把写的跟他准备合作的提纲以《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为名,放到纪念我老师苏秉琦先生的集子里面,那是1989年的事。他看了那个提纲说可以,我们就分工吧,我写前面,他写后面。后来我们两个人就不断地商量,跟朱先生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稿本复印了好多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老师宿白先生给提了意见,可惜到现在这个工作没能完成。另外我也给他服务。因为我是编辑,我从1959年就做编辑,一直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后来又参加《文物》,给他们做终审。1980年在《文物》上有两篇王先生的文章,一篇是说明式家具的“贫”,一篇说明式家具的“病”,这两篇文章写得很长,后收录在《明式家具研究》里面。《文物》的领导有些意见,说这个太长要改写,王先生说不改写,但还要发表,这样他们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去编辑,这个人就是我。这两篇是我按照他的意思缩写,结果他很满意,为了这个他跑到我的宿舍里面给我送吃的,他走了以后我宿舍的人问我那个大师傅找你来干吗啊——因为他骑着个破车子,人家都以为他是大师傅,确实他做的菜很好吃。后来王世襄就搬到芳草地那个公寓里面去了,我的宿舍被分到皂君庙。这一下子太远了,虽然从那以后大家的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没有聊天的机会了。
王先生一直做他自己有兴趣的,持之以恒地做。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我是不成。我这一生都是任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那些研究,我说那都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到现在我任务还没有完成,退休了所里的任务到现在还在做着,我想结束了以后肯定像畅安先生一样做点有兴趣的事情。他冬天怀里揣个蝈蝈——他家庭组成很特殊,兄弟之间就剩他,所以他怎么玩都成,但我家里管得特别严,什么蝈蝈、养鸽子是绝对不可以的。他还遛狗,他老想带着我玩,我一直也没有玩成。所以他能够做很多研究,是别人不能研究的事。他开始读燕京的时候,他的毕业论文是画论,后来他不能做这个了,好在那个画论已经出版。所以他在文物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今天学文物考古的年轻人,能够赶上他是很不容易的。刚才郑院长说了,现在的文物界什么东西都要看值多少钱这个事,对于他来说这完全是兴趣,确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特别是北京的很多民俗保存下来。现在养鸽子养的都是洋鸽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他说你看看这个还是你小时候看的鸽子吗?我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楚。现在基本上都不是我们传统的鸽子了。他能够把这个发掘出来并且出版是很不容易的。
董秀玉(原三联出版社总经理):我是个出版人,从香港三联书店的《明式家具珍赏》到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的《明式家具研究》,再到后来的《自珍集》,我们一路跟着王老走过来。我现在的感慨是包括那个时期的朱家溍、黄苗子老师等等,这一代的文化老人不可能再有了,他们的学问和人品都太难得了。我老说王老是一个大玩家,他从一个大玩家做成了一个大学问家,我们看到他的那种刻苦和努力,他做《明式家具珍赏》的时候,中文版的时候我还没有去,后来做11个外国版本的时候我在那。做完鉴赏以后他为了要做研究,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美国看了很多博物馆里的家具,一次出去就几个月,《明式家具珍赏》影响力已经那么大的时候他还在认真地学。
另外,像他那样不但是学问好,理论清楚,而且文字功夫的典雅,后来人都很难达到。刚才郑院长讲得很好,文物应该更重的是文化。王老家里每一件基本上都是文物,在他小屋里我都不敢乱走。他们对文化的爱,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人。他给我看过那个时候做的一本竹刻,他说这么烂的东西是你们出版社做的?我很惭愧,以后出的每一本书都很谨慎,用很认真的态度把每一本书做好。他不仅关心自己的著作,还关心文化的发展。当年他建议在中山公园养鸽子,每天升旗的时候放出来,它们可以在旗杆上转,奥运会的时候也可以放出来。但是后来有禽流感了,没有完成。这一代文化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作为出版人愿意将一些好的作品和一些珍贵的精神传承下去,尽我们的力多做一点事情。
赵珩(原燕山出版社社长):今天是纪念王世襄百年。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算了一下,我和王老到今年整整认识30年。1984年我第一次去他住的芳嘉园,以一个小编辑的身份向他约稿。他是在厨房接待我的,上房东边的一个小厨房里面。谈话之中偶然谈及我的家世,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听说您家老太太在50年代末曾买了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明代的柜子。”我非常奇怪50年代的事他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是有,两件小玩意放在我手里面,一个是凳子,还有一个是漆盒,我小时候装小人书的,后来不知道哪去了,柜子现在还在我手里,他非常的感兴趣。大概在1个月之后的早上6点半,我比较懒还在睡觉,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是王世襄先生,穿着一个圆领背心,拎着一个篮子,我都很奇怪他怎么找到我家的地址,他来了就是看这件柜子。他掏出了一个照相机,是国产的单镜头的,前后左右的把这个照了,但是他评价也有失望的地方,他觉得跟陈梦家说的不太相符。自此之后我和王老来往非常多。后来我的书《老饕漫笔》出版的时候——这本小书也是在董秀玉先生的抬爱下才能够出版,现在已经13版了。朱季黄(家溍)先生为这本书做了6千字的序言,畅老(王世襄号畅安)为这个书题了签。我当时非常感动,由此他就经常跟我聊关于吃的东西的一些旧事。他也知道我家的菜不错,所以每年给他送几次菜。大家知道畅老的个性是非常强的,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很干脆的就拒绝,但是说实话畅老夫妇对我和我太太非常好,每次我们到他公寓他都送到电梯口,他是长辈所以每次都让我很感激。我经常去畅老那聊天,有时聊得正高兴有人插了一杠子,比如说从河北来的农民,他们聊的我完全不懂,但是畅老就把我完全忘记了,我也不好意思告辞,我看到畅老整个眼睛在放光,那个神态可能在座的未必都能够看得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是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这个非常让我感动,一个人能够返回他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时代,我觉得真是一种回归,真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回归。
畅老去世之后我接受了几次采访,包括最近一次光明日报的采访,后来写了两篇文章,一个是他刚去世之后,讲我跟他来往感情的事。冷静下来之后过了大概一年左右,三联的读书约了我一篇稿,我就想从这个问题谈到既然畅老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那么他的学问是一门什么学问?这里面就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和绝学的问题。所谓的显学就是从前的非显学在今天都成了显学,比如说我们的敦煌学,过去不见得是显学,如今在世界上是热的不得了,成为了非常突出的显学。有很多过去的显学比如考据学等等,今天似乎放在了次要的地位,而有些所谓的绝学在过去更不为人所知。今年既是畅老百年,也是季老(朱家溍)百年。谈季老,我就谈到一个问题,他们两个人是两个角色,季老毕业于辅仁大学,我的父母也是毕业于辅仁大学,当然季老是比我父母高好几届。畅老不一样,畅老出身于燕京大学。他上的中小学——他和我父亲倒是一个学校——就是北京所谓十年一贯制的美国学校,这个学校后来的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我估计那时候畅老从美国学校出来考到燕京也费了一番周折。在燕京,畅老属于另类,季老在辅仁属于大类,但是燕京里面像畅老这样的是极少数,包括侯仁之先生当时对畅老的绝学也不太以为然。
我在最近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畅老、季老他们都没有变,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涵养始终没有变。但是在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学问不被承认,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畅老,被那么多人所认同,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和社会背景的价值认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背景的变迁。
他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大家也提到了,在座的可能知道他对家具的喜好,其实他对于音律也非常感兴趣,他在音乐研究所好像也做过,在这之前他本身就有很深厚的基础。对于竹刻畅老也非常的了解,但是他很自谦,他觉得自己对竹刻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最后讲的一个跟我有关的是他为别人写的一个五言律诗。那个人我不认识,是辗转托别人找到了我,希望通过我让畅老为他这本书写序,这本书现在出来了,在国际上拿了4个奖,在国内评为中国最美的图书。这个事情的渊源非常有意思,这首诗是畅老的绝笔,不久他就住院了。来龙去脉就是这个人跟我说请畅老写序,我一口回绝。为什么?我自己都没有,除了我一本书的封面,我没有为这些事情麻烦过畅老,我更不会替你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人非常走运,正在和我聊天的期间我电话铃响了,一接电话是畅老,他说最近浑身搔痒,洗了澡以后尤其是痒的厉害,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皮肤科大夫?我说可以,我说京城的皮肤科名医某某某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他不是早死了多少年,民国就死了。我说不是他,是他的后代也是我的朋友。我带他去了以后,诊了脉开了药,偶尔说起这个书,畅老要看。他说写序我写不了,我对竹刻不太懂,这样吧,我做一首五言绝句,当时就做了一首五言绝句。我告诉这个人,这个人喜出望外。过了三天,畅老又和我打电话,他说我给你打电话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吃了他的药之后三天见效完全好了,第二件事你把那个五言绝句给我拿回来。我说拿回来是不是不给了,这发生在畅老那一点不新鲜。他说不是,而是把五言绝句改了一首五言律诗,就是二十个字变成四十个字,后来我就把这个换过来了,这个就是畅老最后留下来的墨迹,成书了以后,畅老已经不在了,我觉得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
无论是畅老也好,季老也好,他们经历了很多,到了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无法效仿的,一方面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同时又让人感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悲凉。虽然这样,他们保持了尊严和人品,没有因为经历的变化而有任何的变迁,他们始终在守着自己做人的底线。同时他们做事情认真,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他送人书所有的签字都是用毛笔,公公正正。我是他们的晚辈,今天是他们百年的诞辰,所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都使我追忆。
朱小华(竹刻家):我是一位农民,老竹刻。从1990年底我开始自学刻竹,1999年有缘认识了王老,王老提携我10年,我主要说说王老对竹刻的贡献。早些年王老曾多次去上海、常州,像白世风、徐素白先生大家也都知道。后来我从1999年有缘结识了王老,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王老总是以德示人,他的平民意识很强,每次去他家都在楼下接我,没有一点架子,十年当中几十次接待我。2001年的时候给我在《收藏家》这本书上提名,还收录到《农夫偏爱竹》这篇文章中。王老多少次提携,真是立功还立德。
寇勤(嘉德副总裁):在和王老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王老特别的谨慎。嘉德21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和王先生联系,王先生吓得够呛,说拍卖这个事这有点不了解,政府是什么态度?对这个什么态度,就一直很谨慎。2003年的时候王先生跟我们做了一个个人藏品的展览,特别的轰动。当时特别激烈的时候,有个人满头大汗地往里挤,我问他你要干什么呢?说买点东西。我说你买什么?无所谓,只要买一件王先生的收藏就行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没别的,我特别尊重王先生。所以可见王先生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界,在文化这个大圈子里也受人尊重。其实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包括在一定市场的背景下,大家都对王先生有一定的尊敬和认可,这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观察。
嘉德有一个愿望,你的事情做得好不好,除了你的成交额之外,老一辈的专家和学者的认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检验标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拍卖不久,好像是荷兰给了王先生一笔10万欧元奖金。一位记者就问我,说你们能不能代我们问两句拍卖之后王先生的感觉是什么?我问他拍卖结束了之后王先生您高兴不高兴啊?他说当然高兴了,他说不在乎钱多少,在乎大家认同我收藏的东西。这个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萨本介(书画鉴定专家):自从2009年王先生去世以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在某一天能够把他对我的影响说一下,今天终于算是有这个机会。我要说的第一个是“玩”,我觉得大家把王老当成一个玩家太委屈了,这个玩实际上是需要创造性的。第二我曾经说过一件不太合适的事,我说多亏您成了右派,才有了今天,他就乐。我想了一下他从三反五反,一直到反右、文革,我觉得恰恰正是这样的逆境对王世襄这样的人,是一种考量和考验。是好样的就站出来,压垮了就不成了。新片子《归来》是说的人性,说的爱情,而这两个形象正好形成互补,我觉得王老的形象应该是在右派里面的一个代表。第三点讲讲王老和袁阿姨。别的就不说了,刚才正好有人提到“八病”,这个词就是袁先生贡献的。袁先生除了给王先生誊稿——这也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体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电脑可以改,她那个时候是为王先生誊稿子的人,是王先生秘书,画线图这些事就不用说了,王先生书的封面,这个大树图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面躺着80件世界级的珍品,这个事情袁先生贡献极大,是她在文革初期还没有抄到他们家的时候,她就建议王先生先把东西上交,如果没有这个行为,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些文物,而她做出的贡献都是在王先生的背后。第四我要讲一个字,“珍”,正是由于有这么长的一段磨难,他才能够做到淋漓尽致。大家知道《自珍集》的封面就是一个扫炕笤帚,这个扫炕笤帚就是袁先生亲自编的寄过去的,这是他们夫妇之间互相的勉励。我是晚辈,也是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如果让我来选择您的这些收藏,我收藏这把笤帚。再一个问题我要讲的是“一”,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做事情的原则,是“三合一”,那就是物质的实物、古代文献的论述和现代工匠的操作要三合一。这个贡献就是实事求是,把所有的事情做实了。接下来就是“非”,刚才也有先生讲到王先生的收藏是“非主流”的,但是这个收藏的非主流是带引号的,就是非主流最后会成为主流,这么一个辩证关系。再一个我觉得艺术就是生活,生活是根。这一点又是一个“士”的,刚才有很多先生在前面讲过不大容易出现像王老这样的人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我觉得第一就是有物质不愁的环境,然后还不能停在物质的层面上,要超越,超越就是变成一种精神。现在所谓的“玩”都是在物质不够充裕的条件下,精神缺了支撑,自然谈不上是什么贵族不贵族了,更甭说精神上的贵族,不容易再出现了。还有一点就是“乐”,王老有一句口头禅经常挂在嘴边,叫做“不冤不乐”,就是他一生的贡献,这种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最后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把自己的体系完整地留给后人。这个我觉得正是《归来》的立意,《归来》你看完以后受到很大刺激,可能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像王先生这样的人他是最后把所有的掏空了掏尽了,留给后人和社会,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就是一个“玩”,玩了联想了创造了,并且把所有的事都串成了一个“一”,最后完整完美地还给社会,还给历史。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最后一点要说还是跟《归来》绕不开,《归来》演绎了历经辛酸、爱与人性的乐章,凄美回荡,王世襄和袁荃猷用共同的一生谱写了看似寻常的人生,“人”这一撇一捺用普通铸造了永恒。
黄大刚(画家黄苗子之子):我跟王伯伯一个院里住了30年,中期以前住了3家人,房东是王伯伯和袁阿姨,西房住的是张伯伯,我们家住在东屋,这三个人今天看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张光宇是清华美院创建时候的四教授之一。这几家人里面我最佩服的是王伯伯,最喜欢的是袁阿姨,她只要有空就把我叫过去,给我吃的。第二佩服的是张伯伯,那是《大闹天宫》的设计者,其实最不佩服的就是我爸和我妈了。我为什么佩服王伯伯呢,就是他太会玩了,我头一个要说的就是王伯伯是“玩物明智”。
我就讲两个咱们可能都不知道的事。他等退票的本事之大,现在我都还佩服得不得了,他甭管是看球赛还是什么,没有说先排队买的,都到门口等退票,他没有说我等一张什么票都进门的,他非要等一张好的票进去。人家都知道,一等退票,就说我这有,一帮人上去抢,和打架差不多,他从来不这样。等你们都扑上来的时候,王老已经拿着票走了,我哥跟他学过,最后学完了,好不容易等一个票还得意呢,王伯伯在电影门口等他呢,说你这个票怎么样啊,你把这个票走远点退掉,我这边有张好票,你跟我走。最后我记得文革的时候看《红色娘子军》,他也等退票,那时候的票是分配的,一般买不着,也是这么看的《红色娘子军》。还有一个玩是上房,我们小孩都上房,我要上房他们不让我上,因为我腿有小儿麻痹症,老怕我摔着。王先生的身手最好,几步就上去,轻极了。他上房干什么呢,房漏雨了,他自己上房还捎带手把我们家也弄弄,后来藤萝架上有一个木头糟了,他爬上去,他把坏的木头撤了,他走上去嘎嘎直晃,我们在底下都担心,他是三下五除二就搞好了。包括逮蝈蝈,我还问过他,你这没让人截着要问你买蝈蝈啊,他说没有啊,谁要问我我就给他一个,太会玩了。但他是玩物明智,最后著书立说。他做菜做得那么好,我是曾经吃过,饮食文化方面的东西,他说坚决不写,写也没用,东西没了。他写的都是能留存下来的东西,他真是抠的细,那个红木家具,我就记得他那时候经常出去到南方考察,回来放下行李头一件事,就是跑到我们家跟我爸爸说,我那时候小听不懂,就是关于红木家具的,讲得头头是道,我父亲点头称是。
他家里有一个佛像,这个佛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尊了,小时候看过,据说是从黄山的一个小破庙里找到的,他看着可惜了,自己背着,花钱买了那个长途车的车票,最后人家说您能不能把这个挪边上,他马上站起来说你坐我这里行,这个是买了车票的。就这么背回北京了,这要搁现在那说实在的有点罪过,倒卖文物,但那时候真没人把它当好东西,他留下来了,上回嘉德拍卖也有他这个东西,他真的是下苦功夫。还有就是鸽子,这个可能是一大遗憾,那会儿他就是喜欢鸽子,有一次说要请我吃饭,还拉上两人,有一个是养鸽子的,据说他跟那个人到养鸽子的基地看过,看得那个高兴,肯定是像赵先生说的两眼放光,爬着梯子往上看,给人吓的,真摔着了谁能受得了。在他们家我是看见整箱整箱的鸽哨,但是只能远看不敢动手。我觉得王先生不管做什么事,他有一个琢磨劲,你说他是研究也可以,但是跟研究我觉得有点不同,因为这几年我跟着唐薇也做了点研究工作,但是总感觉就像杨先生说的我是来完成任务的,本来不是任务最后变成了任务,但是王先生不管这套,我就是要把它弄透了弄到可以传承了。
刚才听郑院长和杨先生都讲到,说文物收藏成了投资了,我就想王伯伯他收藏东西,他真是因为喜欢才收的,我也听说过一些文物大家倒卖的事,他是为什么?没钱了,有更好的东西他还想收,怎么办呢,咱们就把次的让出去点倒成钱,然后再把好东西收进来,不是为了发财,更不是为了投资保值。其实咱们拍卖公司是个好地方,收藏家应该喜欢,为什么?没钱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拍卖公司,把稍微差点的或者不是那么喜欢的倒出去,把喜欢的弄来。但是拍卖公司也有一个坏事就是要标价,标价的结果就变成像现在的文物品也好,艺术品也好,全成投资了。现在拍卖市场上真正懂行的人有多少,不能说没有,有大量的人才,但是比例我看不是很大。还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炒,炒得一塌糊涂,但是那些东西说实在的懂行的人看都不看,我记得王先生说过这个东西倒给我钱我都不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当这个市场的评价系统变成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我觉得王先生可能会觉得挺伤心的。所以今天开这么一个会,我就想表达那么个意思,就是能不能把老一辈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爱,那种审美传承下去。
朱传荣(文物专家朱家溍之女):我父亲和王先生经历过很多逆境,但从内心一直很尊重自己。就是像王先生给最后一本书起名叫《自珍集》一样。这一点我们在文化上都不及,我们通常只是接受任务,很少发展兴趣。
张德祥(古玩鉴定专家):跟王先生接触这么多年,对我启发特别大的有三点。第一就是我不是精神病。为什么是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我20多岁就闲在家里玩,当时社会环境不允许,片警找我,居委会也找我,我爸爸也想揍我,总而言之就是我太倒霉了。直到最后,我也崩溃了,我真的是一个精神病了,整个世界都攻击我。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说东城有一个怪老头,屋里面也是喜欢破桌子烂板凳,我就想见王先生。我一看王先生哪是怪老头啊,那么大的学问家,东西那么精美,还有那么多文章,我就知道我不是精神病,我这个事还挺高尚,其实王先生在政治环境下也被很多人看成精神病,现在看起来在座大家很多都不是精神病,嘉德也不是精神病,给了我一个自信就是收藏。
第二点启发是,当时被冷落的一些事物,不时尚的东西,可能里面有非常高尚的学问,不止是家具,还有民俗的东西。有些人说你这个赚不了钱,其实喜欢这个不是为了赚钱,刚刚看到王先生对蝈蝈,那些被大收藏家看不上的东西,还有饮食、烹饪、盆景,就是街头巷尾市井气很浓的万物,王先生都当学问来研究。很早他就送我一个竹刻的油印本,还给我讲养蝈蝈的学问。
第三点就是高贵的灵魂。王先生不穿名贵的衣服,走到哪都被人看成一个老农或者一个厨师。有一次他提了一个编织袋的篮子喊我,我们对面是居委会,就认为他是一个老农在收旧家具,因为我的阳台上放了旧家具,找我的人都是收旧家具的。但是我知道王先生有多高贵的灵魂,曾经有多么高贵的物质享受,但他就是爱穿一件破裤衩。那个破裤衩还在的话嘉德还可以拍卖,就是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我们不要拘泥于形式。
孙之常(文物摄影家):我跟王老近距离的接触是由傅(熹年)先生搭的桥,通过我跟王先生认识的过程你们就可以理解王先生怎么待人处世。他知道我是搞摄影的,但不直接找我,找了傅熹年。傅熹年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人,然后骑自行车就到他家去了,其实我跟王老家特别近。我去了之后他就跟我交心,又到我家里面去看我父亲。后来王老很希望我帮他做一些摄影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再说我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结识王老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合作了30多年。
我有一点体会,王老很谦虚,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人找我鉴定,我从来不给鉴定。为什么呢?对现在的材料、工艺,我没有第一线的研究,我去给人鉴定可能有失误。他在家里面贴一个条“谢绝鉴定”。这个还是遵照上级指示,因为在我们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原来是有规定——不买卖文物,不参与商业活动,跟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走向市场不是一个时代的事了。
王老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有成果,一是他家庭的背景起步就高,有文化;第二他在没有失掉工作之前,在故宫博物院做保管部主任,他见的东西都是最高档的,咱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有机会的,所以他在社会中去发现去寻找的时候,目标就高。他也有这种深入第一线的精神,为什么他穿着很像普通人,他能够和普通的工匠对话,因为他既是有知识的人,也有平民的态度,才能够和第一线的平民交流。他能把从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深化,变成理论变成著作。我看到田家青的成功,那是完全学习王老的研究之路,他可能是有更深的体会了,最后田家青又在三联出了一本书,有关王老先生的。
田家青(古典家具专家):我插一句,我新写了一本和王先生交往过程的书,这书里面有四次和你有关系的,你还记得1982年在美国使馆拍的,这有一张。还有一个大案子,中间有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这个故事叫做《当断不断》。有一次咱们去法海寺,我先去的,我先去看断门,跟王老说钟架子太阳晒的时候应该叫日出段,那边落下来是叫日落段,以前的历史上没写。我和他说,他说你这个名字不是叫“百科研究”,他说你这个名字应该叫“当断不断”,所以挺有感触。
陈池瑜(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教授):我和我们艺术史系的学生对王先生非常敬仰和熟悉,主要是我们读他的书。我想说他除了是一个收藏家以外,还是一个学者,刚才大家也说了他有《明式家具研究》,另外还有一部我也带来了,100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这个是他88岁时候出版的。这本书里他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画的研究都非常的熟悉,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大概在1938年的时候就开始注意收集中国画的材料。他列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1929年郑午昌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32年余绍宋写的《书画书录解题》,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必用的工具书。还有1937年俞剑华写的《中国绘画史》。他这一套书100万字,分上中下,时间是从先秦写到清末,几千年的历史。然后他分了三类,第一类就是绘画理论;第二类叫做画法,画法就是绘画的一些创作经验方法,包括从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到清代的《芥子园画谱》,还有周一桂的《小山画谱》,就这么的排列出来;第三类是绘画品评,唐代名画等等都在里面列出来了,所以工程量相当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研究画论的必读书目,而且王世襄先生对中国画论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刚才杨先生还有黄先生都讲到这个问题,今天开座谈会,除了回忆以外,还要把王先生的文化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加以传承。希望清华美院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这个座谈会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系也来了一些同学,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可以把王先生的画论研究,还有明式家具研究作为我们的教材,或者参考教材。另外我们的硕士、博士生做论文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王先生做研究对象。
周剑石(清华美院工艺美术系教授):我和王先生的关系没有在座的那么密切,不是发小,不是特别近身的那种。我要说的是王先生和朱先生的一段事。我读到一些东西,想和各位求证。朱启钤和梁启超先生知道在日本有《髹饰录》,去日本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这个是在日本保存的唯一的图本,在我们国内是很长时间没有了,就抄了100本,带回国分发给相关人士,他把这本亲自交给了王先生那里,他知道他研究明式家具,于是让他解说此书,让年轻人看得懂。其实我们共和国漆艺和王老先生这本书有极密切的关联,如果没有他这本书,我们的漆艺不知道是要落后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现在叫学生们都要买。
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算是这里面年纪比较轻的,我在王先生80岁的时候认识他,是一个很巧的事情。我学过一些古琴,因为别的事情到他的家里,就问了古琴的事情。他跟我聊天说最近想做糟鱼但是没有好糟,我没说话,因为我的手里也没有。后来是放假的时候回家,一个亲戚开了一坛酿了十几年的米酒,我突然想起来王先生和我说过要做糟鱼,我就拎了10斤回来给他送过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跟他认识。后来是我的琴裂了向他请教。我在琴会上看到郑(珉中)先生弹琴,我觉得这真正是遗传了管(平湖)先生的两只手。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郑先生提出来,当时郑先生说年纪大了,不弹琴了,也不教了。过了一周,我正好有事情给王先生写信,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在后面提了一句,我说我想跟郑先生学琴,郑先生现在不弹琴了。再过一周,郑先生给我写信,他说你来吧,我教你。一直过了30年之后,我在郑先生那儿才知道过程怎么回事,他说那天王先生和袁先生给他打电话,两个人轮流在电话里面劝,劝了一个半小时才把我收下了,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感慨。
王先生这一生是非常的坎坷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快乐。他的上半生非常快乐地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后半生我觉得他一直是担心的,担心什么?他会那么多东西,喜欢那么多东西,他怕这个东西绝了。所以我觉得他后来整个工作的精神,就是让他所喜欢的东西别失传,然后因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断档,他一个人独自承担起这个桥梁的责任。后来王先生的东西要送拍卖行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我正想去看,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过来,我就去了。王先生屋里乱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嘉德的老总王雁南在那儿,两手乌黑,因为她在负责搬东西。王老的琴都是我给他上的,他说把它拿走。这个琴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我的理解来说,这张琴经过我的手,我就把它传下去,这个器物本身代表着他对我的要求,他虽然没有这么说。我们虽然能力不如他,只能做他一方面的东西,但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把王先生的东西通过我们的手给后代的人。
王新明(竹刻家):我是一名民间的竹刻艺人,2003年王老先后多次接见,都像接待亲人一样,在竹刻艺术和生活做人等方面给我指导鼓励和帮助。在王老的指导下我先后建立一个工作室,创立了一个品牌,王老给我举了一个艺名叫做“乐人”,我得益于王老的关爱和教育,我非常感恩,我仍然铭记在心,在以后我的竹刻道路上,我要继续探索,不断的创新,精益求精创作出来更好的作品,一定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唐薇(清华美院基础教研室教授):我见王伯伯是1989年和大刚一起去他家,那次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好玩意,从此后有很长时间就惦记他那些玩意,特别希望有机会再去他家玩。以前我总觉得大家应该是不那么亲近,要仰视。但这一次王伯伯让我们两个小字辈坐在那里不要动,他和袁阿姨两个人一道菜一道菜给我们做,吃完一道做一道,然后送到桌子上来,弄得我真是很不好意思。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老一辈的先生,他们这种平易近人应该是我们永远记住和学习的。
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想告诉同学们,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做得比我们更好。我们都知道工艺美院在历史上有很多老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把这一生都放在这里面,实际上也不是为这一所学校,是为国家的文化整个的发展传播。但是我们对他们了解很浅,比方说张光宇先生,郑可先生。张仃先生是我们的院长,知道他画中国画、写书法,但是我们对他的很多作品,对于他艺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9年前在公公婆婆(黄苗子夫妇)的指引下,我开始寻找张光宇先生艺术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有那么多大家与我们失之交臂。如果我要提前20年或者30年把他们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好好整理一下,不管是在艺术界进行创作,或者是在学校做教学工作,都会做得好很多。在“张光宇研究”的八九年间,不在于我和大刚和女儿我们几个人怎么样搜集材料,而在于谁静下心来仔细做都会有所收获,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很多大师。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生命轨迹教给我很多东西:艺术是怎么回事,艺术家是怎么回事,历史文化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文化、世界的问题做些什么,应该在年轻时就思索,所以我就把这个遗憾和教训告诉年轻同志,希望你们不要步我的后尘。
王亚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副研究员):我跟王世襄先生认识是通过我的老师黄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大概是1994年的秋天王先生从澳大利亚回来办展览,我帮他们到杭州去布展,过了几天师母叫我过去一块儿看王先生,从那时结识。王先生给我印象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1996年回国一直在家待着,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干脆读清华美院的博士,当时硕士回来还是找不着工作。当时考博士要名人推荐,黄老很高兴就写了。他告诉我你再去找王世襄先生,黄先生就给王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王先生说过来吧,我去了之后,起草完他说你看这个行不行?我说太好了。写完以后他誊写到表上,然后盖上章。可惜最后我真是笨,没考上清华,这个没办法。我当时也没多个心眼,给清华一个复印件就好了,我也是太实诚点了,把原件都交给清华了。后来芳嘉园拆的时候,朋友给我捡了一块砖,他说你这个肯定要,因为是王先生他们家围墙的砖。我是特别喜欢用砖瓦做砖砚,一想这个小院里面住了三位我很敬仰的人,我的老师夫妇,张先生夫妇,还有王世襄先生,我就做了一个砚。
主持人尚刚:咱们这个话是说不完的,我想今天开这个会一方面是纪念王先生,同时也应该是学习王先生,继承王先生,学习王先生那些朴实的学术,学习王先生热爱传统文化的精神。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评论

暂无评论!
填写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没有用户名?
[发言请遵循国家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