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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江浙文人圈的形成与湖笔兴起

  • Update:2015-03-10
  • 姚丹、顾平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9期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元明时期与湖笔相关文献的爬梳,发现元代以吴兴赵孟頫为首的江浙文人群体与当地笔工共生互动,这一现象促成湖笔崛起,奠定其在“文房四宝”中的地位。
关键词:湖笔、文人圈、赵孟頫、笔工

一、元代湖笔兴起的表征

元代湖笔兴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湖州[1]取代宣州成为新的制笔中心。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中有载:“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唐宋时期,宣州是全国的制笔中心,以“宣笔”闻名,其中的紫毫笔受到白居易的称赞,以此作诗曰:“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而当地的制笔家族以诸葛氏和陈氏为代表,前者将家业维系至宋朝,由后人诸葛高顺应书风之变设计并制作出“无心散卓笔”,名噪一时。然而宋末元初,战乱频发,宣州亦牵连其中,当地笔工被迫背井离乡,从此制笔业一蹶不振。难怪金代诗人元好问在《刘远笔》一诗中感叹说:“宣城诸葛寂无闻。”而湖州以其独有的地理、自然与人文环境取而代之,故明万历《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徵》载:“今天下业笔者惟吴兴为第一。”[2]

 第二,笔工之良者莫如吴兴。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八《土产》中有载:“笔出归安县东善琏村,昔有冯应科、陆颖(陆文宝),皆善制笔。”有关二位笔工的介绍,以及与文人交往的事例在下文将有具体说明。可见以他们为代表的湖州笔工群体,不仅制笔工艺精湛,而且善于经营地方制笔业,成为湖笔兴起的中坚力量。 

第三,湖笔美名天下传。明成化《湖州府志》称“湖州之笔冠于天下”;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一书中,称赞“吴兴毛颖之技甲天下”;明万历《湖州府志》又载之“湖笔名于世”。湖笔闻名以其优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而后通过湖州笔工与当地及周边文人的交往获得认可,再由他们的交游将其美名扩散至全国,这一过程由元末持续至明,逐渐在当时文人墨客中形成对湖笔品质的普遍认可。这一美誉延续至今,但凡提及“文房四宝”便约定俗成为“湖笔、宣纸、徽墨、歙砚”。

 二、关于湖笔兴起成因争论的分析与总结

 有关湖笔兴起的争论可划分为两派[3],总体看来各有倚重,但不免偏颇。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制品时,均离不开当地独具的自然环境、物质基础和工匠,正如《考工记》所言:“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然而,这些只能算是“形成”条件或“兴起”的基础,而难以归结为主因。这些干扰因素被排除后发现:文人群体与精英笔工的互动似乎更接近于“湖笔兴起”的历史真相,但要进一步洞悉其中原委时,才发现在已有研究中存在缺失与不足。如今根据前人研究的基础和提供的线索,尤其是以旅居、隐逸在元代江浙行省[4]的文人与湖州籍笔工相关的文史资料作为本文的主要论据,以求最终还原当时笔工与文人群体交往的图景,揭示湖笔兴起之真谛。

 三、元代江浙文人圈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风尚

 元蒙攻克南宋后,实施行省制度有效管理全国各地,江浙行省便是其众多属地之一,此地因较少受到战乱波及,又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南宋历朝历代的经营与休养,已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之地。加之,当时以蒙族为主导的统治阶层对汉族的歧视和对科考的漠视,又时逢儒家和道家中避世思想杂糅对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诸因素合力促成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化身为渔樵、野老隐逸于江浙一带的山水之间,先后形成不同的文化和隐逸中心,其中前期以杭州和吴兴为代表,后期则转移至苏州和松江。而吴兴地处于其中心,南接杭州、东邻松江又与苏州隔太湖相望,自然与人文环境绝佳,故唐代诗人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江表大郡,吴兴为一。”[5],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则发出“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感叹。

 四、元代江浙文人圈和湖州精英笔工的交往

 元代,在江浙行省范围内存在文人群体与笔工群体频繁交往的文化现象,其中前期以吴兴赵孟頫为代表,后期则是徙居松江的杨维桢。在他们周围汇集了一批同乡、师生、友朋、同僚等,并从他们的文字记载中可以发现两个群体间的互动与渗透。同时在明清文人笔记、著作以及地方府志中也可得到相应佐证,由此推断湖笔笔工受到江浙文人的青睐,并为之兴起奠定基础,最终树立起湖笔在文房用具中特有的文化品质。

 1.以吴兴赵孟頫为首的文人群体与本地精英笔工群体

此题命名为“吴兴赵孟頫为首的文人群体”是指湖州吴兴八骏及其周围次一级文人群体和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文人圈。(表1

1.以吴兴赵孟頫为首的文人群体与精英笔工关系表

从表1可知,赵孟頫的交往空间不仅限于吴兴的文人圈,还涉及杭州,最终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给元世祖忽必烈时结识南方儒学代表吴澄,说明交往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层级逐渐提升。在此过程中以诗会友成为文人间重要的交际手段,其中赞颂笔工的诗文成为一时特色。在他们诗题中提到的笔工有张进中、沈日新、陆文俊、陆文宝、温生、沈生(2次)、范养素、沈君实、冯应科(2次)、沈秀荣、杨老、温国宝。经过考证,张进中为元代大都(今北京)籍著名笔工,而杨老为溧水(今江苏南京)笔工,剩余笔工均为湖州籍笔工,其中沈姓五人、陆姓二人、温姓二人、范养素、冯应科。

 在已掌握的赵氏为笔工创作的诗歌中,仅发现其为非湖籍笔工张进中的作品,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二人的结识应该是在被举荐之后。那赵子昂在此之前与湖州笔工是否存在联系呢?由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记载可知,赵孟頫因亲见族内前辈授以笔工冯应科制笔之法,推测二人应早已熟识,而后沿袭前辈之法又授之于陆颖,由此分析他与冯陆二人交往匪浅[6]。由此可见,当时文士与笔工间的交往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后明谢肇淛在《西吴支乘记》中记载:“吴兴三绝:赵松雪书、钱舜举画、冯应科笔。”亦可反映当时文人群体对个别精英笔工的认可与接纳。

 除上文诗题涉及的湖籍笔工姓名外,部分诗文中也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我们厘清笔工间的关系。由沈梦麟的《赠笔生陆文俊》诗中有载:“……当时笔家争效技,陆颖一出招群工。呜呼,颖也收声久,诸孙文豹昌其后。承恩玉几天回光,怀宝东吴不轻售。同宗

文俊艺更精,论工与豹相抗衡。……”描绘出制笔世家陆氏以陆颖[7]为首,传承至孙辈又出现文俊与文豹精工艺湛的湖州笔工。同为沈氏所作,还有《陆文宝笔花轩》和《练溪陆文宝耕墅轩》两则。

 2.以松江杨维桢为首的文人群体与吴兴制笔世家陆氏

杨维桢原为会稽(今浙江诸暨)人,元末因避战乱先后隐遁富春江、钱塘等地,晚年徙居新的文化中心松江。以他为核心,在元末松江聚集了一批文人隐士,其中有同道好友陆居仁,二人以诗会友,死后同葬一山,后人称为“三高士墓”(另外一位是钱惟善)。不仅如此,与之交好的还有元末明初的诗文作家孙作、学生贝琼,也不乏如陈朴、袁凯、张枢这类文人追随之。(表2

2.以松江杨维桢为首的文人群体与吴兴制笔世家陆氏关系表

虽孙作《赠笔生张蒙序》题为张蒙,但在原诗中可见“吴兴陆用之,精于为笔,不在冯、颖之下。徙居娄江,授其孙顾秀岩,秀岩又授其甥张蒙,世传笔法如出一手”。交待出张蒙制笔之法承袭吴兴陆氏。因此,可以发现以松江杨维桢为首的文人群体与吴兴制笔世家陆氏也有交往,明陆树声在《清暑笔谈》中谈及:“国初吴兴笔工陆文宝,蕴藉喜交名士,杨铁老(杨维桢)为著颖命,托以秦中书令制官,复自注中书令,秦无此官,前辈临文,审于用事若此。”可知,陆文宝活跃于元末明初,在上节沈梦麟的诗文中已有部分介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笔工群体也能作为文人群体间沟通的媒介,上文中所涉及的吴兴陆姓笔工就成为松江和吴兴两地文人群体共同赞颂的对象。松江杨氏同样也与吴兴文人圈中柯九思、张雨等往来,不免互通有无。

 由此可以勾勒出,以松江杨维桢为首的文人群体在规模和范围上虽不及之前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群体,但同样是以题诗的方式颂扬吴兴陆氏笔工,其中涉及陆颖贵、陆文俊、陆文宝、陆用之等。在他的引领下,周边文人也与陆氏相往来,带动了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与湖州陆姓笔工间的交善。这是元代这类互动文化的延续和新发展,呈现出文人群体与笔工个体间的紧密关联,交往的方式由“群体与群体”派生出“群体与个体”的模式。

 3.吴兴精英笔工与江浙文人的交往

本节所涉及笔工人名众多,汇总过后以吴兴陆氏和沈氏两大制笔家族成员居多,此外还有陆姓笔工也颇为著名。他们共同具有文人化特征,由杨维桢的《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8]中可见“陆颖贵”颇有学识,同时具有当时大多文人“归隐”的相同经历和精湛的制笔工艺。另外,其族人陆颖善于结交文士,独创笔妙轩[9]、笔花轩[10]和耕墅轩这类笔庄,在供文人墨客试笔之余亦可赋诗作画。他还设立笔舫[11],借助江南发达的水路将所制之笔转贩至杭州、苏州和松江,扩大陆氏湖笔在江浙文人圈中的名望。因此,在当时这类笔工自然是易于获得当时文士的认可与接纳。

 再以冯应科为例,不仅与上文中的赵孟頫家族关系亲近,还与吴澄、方回和仇远,另外宋无[12]和杜本[13]的诗文中也有所涉及。可见冯应科已被江浙文人普遍接受,奠定其在元代精英笔工中的翘楚地位。还有其他姓氏的湖籍笔工与文人交往的案例。[14]至此,可以发现精英笔工这一群体与江浙文人之间形成个体式的交往模式,侧面反映出在最初少数精英笔工的带动下其他笔工个体意识的自觉,借助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文人资源营造自身在圈中的名望,扩大湖笔品牌的影响力。

 结语

在元时文人与笔工的交往路径呈现多元化面貌,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文人群体与笔工群体、文人群体与笔工个体、文人个体与笔工个体。第一种类型实为主流,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广,奠定了文人与笔工交往的基础,使湖笔兴起于元成为必然;第二种类型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是对湖笔在元后期影响力扩大的助推;第三种则是对前两种类型的有效补充,当文化中心转移后,部分湖籍笔工仍秉持了前辈与文人相交的传统,在元末明初时仍为湖笔文化品质的巩固提供持续支持。当然,以上总结在历史中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的理论概括,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三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就是在这样多元模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湖州笔工群体与江浙文人圈共生互动的文化现象,促成了湖笔在元代兴起。

 *本文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_1155)。

 注释:

[1]湖州的历史沿革:隋仁寿二年(602年)置,治所在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唐天宝元年(742年)曾改名吴兴郡,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改为安吉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置湖州路,明洪武初改为湖州府,府治在乌程县、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市),1912年府废。故在本文引用的古代文献中,涉及“吴兴”或“乌程县”或“归安县”等均指湖州。(参考陈美林主编:《儒林外史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819页。)
[2]明万历《吴兴备志》卷二十六章。
[3]一派是以文房四宝或专注于湖笔研究的学者为代表,典型著述有:程建中编著:《湖笔制作技艺》,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12。徐华铛、汤建池编著:《湖笔》,轻工业出版社,北京,1987。何坦野:“湖笔成因考释”,国际湖笔文化节组委会编:《湖笔与中华文明——湖笔文化论坛论文集》,2001,第66-67页。张淑芬编著:《文房四宝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另一派则立足于湖州文化研究重点探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对湖笔兴起的综合影响,最终达到以湖笔为具体载体彰显湖州文化内涵。代表性论著有:湖州文化研究所主编:《湖州文化概论》,中华书局,北京,2003,第94页。朱友舟:《中国古代毛笔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129-131页。马青云:《湖笔与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0页。赵权利:《中国古代绘画技法·材料·工具史纲》,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第85-86页。
[4]戴均良、刘保全、邹逸麟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全称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江淮行省置,治杭州路(治今浙江杭州市)。以辖区兼有宋江南东路及两浙路之地,故称。辖区约当今浙江、福建两省及江西省鄱阳湖以东,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
[5]引《全唐文》卷五二九,中华书局,北京,1983,第5372页。
[6]“宋季太末,徐信卿笔名重缙绅间,玉溪尚书赵公以徐制法授冯应科,俾之日缚一管,不合意即拆裂,复为之,必如法乃止。松雪公乃玉溪从子,尝亲见其事,故以此法授之陆颖,冯陆齐名,实本于此。南樵张复亨。”
[7](明)董斯张:《吴兴备志》中记载:笔对而解大绅笔舫铭,又见吴文定跋,则文宝交游洵广矣,文定以陆为张疑误,解又有题缚笔帖赠陆颖当即是文宝也(元备)。由此可知陆颖与陆文宝实为一人。
[8]“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其仲氏颖贵,美髯善容止,尤有才气。可仕乱世而识几不受聘,则慨然曰:以弓刀窃禄,孰愈吾世守毛锥之为贵也。袭名颖贵,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晋人。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颖贵亦自贵,虽势要求之而不可得。别襆之以锦,……徒为祝锥辞:于乎,锥乎,锥乎……”
[9](明)解缙:《文毅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笔妙轩》:“管城子,尔能图天文,又能貌地理。六经修纂点画明,群书著述文章美。作之之始称蒙恬,后来毛州刺史传。近代喜称陆文宝,如锥如凿还如椽。善书不择新与故,一锋杀尽中山兔。江淹梦断多才华,班超投却终贵富。闻君制作非寻常,尖齐圆徤良有方。……”
[10](明)龚敩:《鹅湖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赠吴兴陆颖笔花轩》:“吴兴制作天下奇,笔花名轩谁与题。霜毫插架千万枝,枣心兰蕊芳菲菲。固知文房有至宝,雨露涵渐为谁好。自是春风笔下生,时人只道花开早。”
[11][6]
[12]在《翠寒集》,《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325页,中有《梁隆吉遗冯笔并诗,答以长句》。
[13]转引自程建中编著:《湖笔制作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杭州,2009,第115页,中有《赠冯应科》
[14]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四库全书》第490册,第434页中记载郑东《赠笔生陈仲实》;谢应芳《龟巢稿》,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94页中有《赠笔生王伯纯》;道衍《古今禅藻集》卷二十,《四库全书》第1416册,第528页中载《赠笔生陆继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