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及其设计中的安全伦理意识

一、城市空间设计中的安全伦理意识[1]
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进而言之，环境安全是指人类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和危害的隐患。环境安全可分为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两大类。生理安全指人在环境中活动能保持健康，无受伤害的可能性，而心理安全则指能维护心理健康，保持安全感的状态，即对环境安全的可预期感和可控感。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当处于具有潜在的不安全性的空间中，人们必然会产生不安全感，继而可能会“抛弃”这一空间，最终导致它越加不安全。因此，安全性是城市公共空间中客观意义上的安全，安全感则是主观意义上的安全。一般来说，设计师都具备最基本的安全意识，并以此为指导来完成对空间的合乎规范的设计。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不具备深度的安全意识，那么设计出的空间无法具有“可持续的安全”， 所谓具有“可持续的安全”的空间，也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安全性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会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人们以安全感，如此安全感使人们更愿意在这样的空间中活动，换言之，它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空间中的安全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人们在这样的空间活动时所获得的身心的愉悦，最终会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理论与安全伦理有较多联系。他认为，人性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为善，亦可作恶；既有遵守道德的理性，又有满足欲望的感性。人类安全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和非社会化的感性的一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人类的安全问题，不能只通过内在的理性因素的指引，而应与外在力量相结合而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安全伦理并不单取决于某一方面，而是受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应该营造让人们认为理应合作而非冲突的空间，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保证安全的“契约”。

在某知名网站最新进行的一项网络问卷调查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只获“提供优质城市生活”的一成选票，“城市焦虑症”的原因包括“城市安全指数低”和“城市化过快”。[2]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公司的《2007零点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居民最担心的三大社区安全问题是抢劫盗窃、外来流动人口潜在的危险和小区内车辆超速。[3]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影响生活质量的不安全因素发生在公共空间中。此外，对2004-2006上海市公安局所作的“公众安全感”年度调查、2004-2006治安案件数量、2004-2006刑事案件立案数量的数据分析表明[4]，安全感与日常公共区域中的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呈反比，而“经常出入和途经的公共场所”和“居住区域的安全感”的下滑趋势、刑事与治安案件的上升使得安全性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

可见，城市生活质量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城市设计专家杨•盖尔的《交往与空间》中指出：“人及其活动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因素。甚至仅以视听方式感受或接近他人这类轻度的接触形式，也显然要比大多数城市空间和住宅区的其他吸引人的因素更有价值，人们对它们的要求也更为迫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建筑室内外的空间都比空间和建筑本身更根本，更有意义。” [5] “户外活动要比任何形形色色扭捏作态的建筑形式组合更加切合实际，也更引人入胜。” [6]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人们能在公共空间中安心而自由地活动，对提高生活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经验与人工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科学，它在两个层面上关注“环境”，一是环境对人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人的情绪和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两个层面都是建立空间中全方位的安全性的重要参照。可见研究此问题引入环境心理学的理论非常有必要。

本文研究的范围限于公共空间本身。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城市公共空间分类的问题。笔者根据它们特征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进行分类：形状。将公共空间分成线型和块型，线型空间主要的代表为城市中的街道，承担居住、购物、通行、观光等功能；块型空间主要的代表为公园、绿地和广场，承担通行、户外活动、逗留等功能。

本文力图通过以下论述和举证来探讨如何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建构安全性。

图 1 本文几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