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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设计”上海论坛实录

  • Update:2015-10-08
  • 编辑整理:周 志、张 明、黄德荃、王小茉
  • 来源: 2015年第7期
内容摘要
2015 年6 月13 日,“主动设计”上海论坛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装饰杂志社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89 所高校的两百余位教师、学者、设计师参加了本次活动。论坛聚焦设计思维创新,就主动设计的案例、设计师的社会角色,以及设计教育相应的改革问题展开了讨论,希望通过嘉宾的发言以及参会代表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使“主动设计”成为突破设计界限的一个切入点、一个新的起点。以下为论坛嘉宾发言内容整理。

   

论坛伊始,先由发起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作开幕致辞。他讲到,发起本次论坛的缘由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主动设计”这个主题是为了配合《装饰》杂志七月刊的专题,即《装饰》《特别策划》栏目推出的第100 期主题。意在以这样一个前瞻性的话题来纪念和庆祝这个重要节点。第二,在社会和设计界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设计的定义、设计的边界、设计的教育都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正在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次论坛邀请他们来进行演讲,不仅希望大家共同丰富对设计的认知,更希望更多的院校、更多的一线设计师能够加入主动设计的队伍之中。第三,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是国内非常有个性的、特色鲜明的一所设计学院,此期论坛与学院的毕业展同期开幕,作品和整个空间都值得一看。设计”解读为两个层面的内容:一种是个人创作的层面;另外一种是社会生产层面。从前者来讲,“主动”更多的是一种眼界和态度,而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来讲,则更多的是指一种社会角色或者说设计师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这个话题不应该是个全新的话题,而是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话题,只是今天不同的人在现实的情况下找到了新的解读办法。
随后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教授的致辞。他谈到,此次论坛源起于他与方晓风主编在几次讨论时对一些共同话题的不断关注与交流,这些话题的核心便是在设计市场走下坡路时,设计师应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而问题背后便是机会,设计正在从原来的传统领域走向更大的领域,而设计师的角色也将从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转化为以设计为工具,主动介入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本次论坛的演讲者都是活跃在一线的设计师,是“主动设计”的一些践行者。此次论坛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分享他们的经验,还希望通过他们的实践,把“主动设计”可能的愿景以及由原来的被动服务转向主动设计的趋势一起进行深入讨论。
 

李德庚:《重新讲述:向现实提案》
李德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组织论坛的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命题,不同的演讲人需要给出自己的回答。我的想法是,机会背后也可能存在着陷阱,“主动设计”与“被动设计”并不能分得那么清楚。设计师过去拥有头脑而不拥有资源,而今天和未来,这个现状也不会彻底改变,因此设计并不会与传统割裂开来,进入全新的时代。我把“主动论坛伊始,先由发起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作开幕致辞。他讲到,发起本次论坛的缘由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主动设计”这个主题是为了配合《装饰》杂志七月刊的专题,即《装饰》《特别策划》栏目推出的第100 期主题。意在以这样一个前瞻性的话题来纪念和庆祝这个重要节点。第二,在社会和设计界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设计的定义、设计的边界、设计的教育都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正在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次论坛邀请他们来进行演讲,不仅希望大家共同丰富对设计的认知,更希望更多的院校、更多的一线设计师能够加入主动设计的队伍之中。第三,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是国内非常有个性的、特色鲜明的一所设计学院,此期论坛与学院的毕业展同期开幕,作品和整个空间都值得一看。设计”解读为两个层面的内容:一种是个人创作的层面;另外一种是社会生产层面。从前者来讲,“主动”更多的是一种眼界和态度,而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来讲,则更多的是指一种社会角色或者说设计师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这个话题不应该是个全新的话题,而是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话题,只是今天不同的人在现实的情况下找到了新的解读办法。
接下来我讲一下对这一主题的具体应对方式。我将设计当成一个工具,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找到好的链接方式是我这些年工作的核心。首先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平面设计死了吗?》。这本书做了72 个话题,我找了72 个领域,同时也是从72 个社会观察角度反过来观察平面设计本身,最后做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其实跟设计无关,主要是观察和写作。它看起来像一个讨论集,然而这场讨论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伪造的一场讨论,虽然所有人的发言都是真实的,但是讨论的上下文关系是不存在的。
下一个是瑞士巴塞尔文化节上的一个活动项目,把巴塞尔的一条街改造成中英文双语的街道。针对两种语言如何在现实场景中组织起一种关系这个具体问题,不同的设计师在场景中给出了自己的做法。
荷兰著名设计组织Droog 和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山寨的研究项目,称作“拷贝你”。我们先假设拷贝是自然存在的、合理的,以此为前提进行社会关系的分析。可以设想,如果允许拷贝,但是让拷贝在创作上成为更好的创作途径,并且在社会利益上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该得到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之上,拷贝也许就不一定是一件邪恶的事情,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接下来是一个展览“界面之城”,是上海艺术设计展的组成部分。我将城市理解为一个大型的装置,基于对建筑学的一些理解,重新回到图像、符号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层面上,体现了一个在城市中如何重新组织界面,组织界面之后产生了怎样的价值。展览的效果像修长城一样重新搭建了一个空间出来,整个空间里没有完整的文本,文本被条状化散落在整个空间里面。
另外一个进行中的项目是北京胡同改造。我们做了两个方式:一个是在很多院落里进行改造,称作新杂院,以一些新型的生活方式为引导,重新建设杂院里符合现代人生活的状态;另一个是对整个胡同社区进行新的理解,具体在前门东边的一个中型区域进行改造。还有一个正在操作的项目是“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内部设计。我认为博物馆设计的核心并不在于外形,而是在于它的内容,它是一个讲故事的空间、一个体验的空间。我们希望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的现代性叙事重点案例来看待,注重实物的改革以及与中国社会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生成十二个话题,在十二个剧场中打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图4-5)
回到“主动设计”这个话题上,大家看到我做的工作是分门别类的,各种设计都有,甚至不局限于设计,但最后都是用形式来讲话,把想象、故事以形式方式去体现,而形式背后还会重启想象。所以整体来看,我还是更关注超越现实,希望通过人自身的理解、观察去生成想象,通过想象去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层次。这种状态对于社会生产来讲也是新的起点,落实到社会生产角色,也会完全改变一个设计师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设计师未必真的能拥有调动所有资源的能力,但是却拥有切换自己角色的可能性,这便是我对今天论坛主题的回应。
 

范凌:《主动设计》
范凌(Tezign 创始人):有主动就一定有被动,主动的角色和被动的角色是共存的,是辩证的两个方面。对于我而言,我是建筑师、设计学者、教师,而现在的新角色是创业者,但是我特别讨厌被称为创业者,因为这是一个被动的结果。而从主动角度来说呢,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想讲讲自己的学习历程,解释一下我最后为什么成为一个所谓的“商人”。
我在美国的时候读的是政治哲学,希望从权利和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所在的城市。原来我觉得可能现实和哲学理论之间是分开的,而种种现象又说明其实并非如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成熟,今天的互联网已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工作方式,已足以颠覆许多传统行业。所以现在我在想,对于当代社会的许多愿景是不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获得某种实现。
如果把我所形成的观念理论化一点,用四象限的方式,可以得出这张图表(图6):横轴是单一等级和多等级,政府永远是一个单一等级的,再民主的政府都是单一等级的。多等级就代表我们有多种选择性。纵轴则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个方向。所有公民运动都在右下方,商业机构在右上方,政府在左上方,那么左下方的空缺呢?左下方首先是有组织性的,所以应该是单一等级的东西,但是它又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换而言之,如果我相信你,那我就加入你,我加入你以后说服第三个人再加入你,所以是在同一个目标下面不断地集聚。问题就变成如何建立这种共同的目标,如何在多人情况下建立一种善意的共识。
2009-2010 年,我被Airbnb 网站的模式吸引住了。这个网站的模式首先是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平台上有一些大家认可的标准,这些标准既可能是建立信用的方式,也可能是获得信息的途径,大家都共享着一些被共同认可的信条,这些信条则被设计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大家可以无障碍地去用。所以对我而言,互联网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机会就是建立信任,让现实社会中正在逐渐消失的信任能够通过互联网、通过某种产品、通过某种行为的设置建立起来,这是我对于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起点。
1998 年出版的《未来的互联网》一书中说到,自上而下的结构里能够支配的最多数量的人数大约是100 万人。在互联网的状态下,极大群体的、随机的、善意的行为模式和原来我们说的自上而下的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么多人如何才能形成某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方向?如果这种方向假设是善意的,又如何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极大的改变?所以我特别关心左下角的这个类型。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种系统产生一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看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几个机遇:第一个机遇是二十余年前信息获取的机遇;第二个机遇是社会关系的开放,使我们线上线下的身份能够一致;第三个机遇在最近五年左右发生,人们开始愿意把更宏大的物带到线上,比如房子、车子;而我看到的第四个机遇是技能的开放和联系,也正是我现在努力做的,答案不详。(图7)
互联网在今天的角色是什么? 2014 年4 月,一个“我测我水”的活动,通过买简单的设备进行水质测量,用APP 上传结果,6 亿用户的网站,10% 的用户参与,一共6000 万的样本,得出了精确的水质测量结果,而原来从事水质监控的机构没有支付一分钱。由此可见,当我们把大量的用户、大量的善意人群用某一个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个结果将非常的可观,而且这种可能性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图8)
富勒在《宇宙学》中说,要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不能死解决,而是应该通过在环境中引入新的物体,引发人们对于此物体的自发使用,从而顺理成章地让人们放弃过去产生问题的行为或设备。这种方式给我不少启发。我从知识分子这个主动的起点,最后变成一个创业者,正是因为至今,在有限的经验和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商业是最有效的建立用户行为的模式。但是,如果商业在建立用户行为的同时,不仅是考虑经济资本,而且考虑社会资本的话,那么将是一件更加美好的事情,而我愿意“被动”地成为这样一个创业者。
 

陈浩如:《太阳公社》
陈浩如(建筑师、太阳公社设计总监):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人自己创造的界面探讨。这个界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各位建筑师、设计师为自身编织的环境。
我们把数以万计的野生竹子和石头、茅草组织起一个巨大的立面,它们因为人的介入而变成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乡村我们经常能看到传统建筑或其遗迹,而组建它们的材料又可以和任何新材料组合在一起搭建新建筑。
我们去年开始接触这个项目,计划做一个公社。希望能让当地农民加入公社,也能让城里人通过投资或购买农产品,或者是作为新的农民加入进来。本项目在杭州西部70 公里左右的山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们从很小的山谷开始规划,这些山谷每个都是相对独立成系统的,都有水库灌溉体系,甚至一些村落原始地貌还保留着,这为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山谷里可以利用的自然材料有茅草、不同种类的竹子,以及鹅卵石。为了做一些装置,我们造访了很多村子,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其实是一回事。
我们在开阳也是这样做。由于运输条件及成本的限制,我们把竹子当作钢材,用现代化的构架体系进行建造。房子没有地基,底层是溪石,房顶是竹结构,用茅草苫顶。房子随时可以拆掉,以恢复农田。搭建房子需要一群人进行材料采集,再进行编织、晒干、码堆,需要在农忙过后的时间来做。
建造过程中经常要用到农民的知识来保证建设顺利进行,很多问题需要建筑师和工匠在现场解决掉,而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大构架。这些建筑材料都有自己的特性,比如茅草在铺到一定厚度后,会一层一层渗下去,它的机理和排水机理一致,铺得越厚,越不容易漏。另外,传统的施工方式,工种没有分得那么细,像砌石头、搭茅草、搭竹子都是同一群人,工具也特别简单。
大致总结一下,会发现我们的情况挺有意思,建筑师和各种人交织在一起,建筑师参与群体过程之中。所以我们说,乡建事实上需要乡村社会的整体介入。所以在我们这儿有各种群体,有建筑师,也有农民。其实这些农民就是这个场地的拥有者,他既是造房子的人,也是最终来种地、养猪的人。
通过这些项目,我认为乡村建设必须要注意几点:一是普世自然观;二是自然农法,农法必须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三是全社会要整体参与到乡建中去;四是在地性的建设方法;五是独立而可持续的乡村社会;六是新世代和新技术的因素。

 
雷炯、陈若:《设计丰收》
雷炯(“设计丰收”创意总监):“设计丰收”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项目,一开始就是以主动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的。
这个项目是2007 年我们工作室和同济大学联合发起的,项目一开始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为城乡互动而设计”。当时的关注点是崇明和上海市微妙的城乡关系,因为最初要靠摆渡才能到达崇明,而当长江隧桥修建完成之后,从上海到崇明只需要半小时。我们就在思考,这段路程缩短为半小时是不是就真的解决了交通、住房、食品安全、重建没落的经济和文化、劳动力缺乏等问题。
如果我们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看,它们自己产生的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依靠自身资源来解决。而若将其放在一个系统里,或许它们各自的问题可以为对方提供机会。我们觉得城市和乡村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形式。如果按照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乡村最终可能会被城市吞并。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没有很好地体现城市和乡村各自生活方式的特色,我们希望这两种资源可以交互协作。
从2007 年开始,“设计丰收”就一直探索如何用“创意、创业、创新”带动三农,进行可持续社区的设计研究。我们曾经与国内外的设计院校及企业进行了多种合作,探索城市化是不是中国乡村的唯一出路,以及乡村的新商业模式。这些尝试都是针对乡村可能的潜力类型,比如安全食品、创意农业、创意休闲体验以及新能源等。2010 年,为了让这个项目走出校园,真正落地,我们在崇明仙桥村租地,开始了以创业方式进行的实践。
经过几年的发展,“设计丰收”现在有了一个生态农场和一个农业品牌,正式运营了两个设计民宿。我们选择从生态农业开始介入对乡村的实践,是因为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而且我们也想看看为什么以前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到现在反而不能够养活当地人了。所以我们在农场上进行了传统农业生产试验(图9),也尝试与当地的优质项目合作,发现当地的好产品。此外,基于这个项目,我们也开始关注都市农业,并且获得了国内外一定的关注度。
通过实践,我们得出结论:依靠农产品要养活人真的很难。但是我们基于此所做的种种乡村体验和服务,反而是能够提高它的附加值的地方。所以设计丰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基于生态农耕文化的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人文体验,比如在农作时节来用最传统的方式体验农耕(图10)、小朋友的农业体验等。我们还对崇明当地的文化、手工艺传统等进行梳理抢救,比如有两百年历史,但快要消失的崇明扁担戏,以及几乎没有传承可能性的竹编工艺(图11),我们都尝试把它们做成可以体验的课程;同时还和设计院校合作开发一些新的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竹产品。我们对乡村剩余空间也做了一些改造和再利用,比如大棚与田埂民宿(图12)、生态厕所等,可以举办聚会、田间婚礼、生态农业教育、周末度假、小设计公司办公等。
我们的探索模式,是希望以设计推动政府的支持和资本的介入,让乡村和城市的资源得到交换,但是最重要的是助推青年创业,因为乡村最缺的是人,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带有资源的年轻人。
陈若(“设计丰收”田间度假屋创始人):我们最初做民宿的团队是三个年轻人,投资额度控制在十万元,每个人出资三万多一点。我们对度假屋的定性是朴实的、乡村的、自然的。2011 年我们选中了一块地,中间经过盖房子、做家具、室内装修等过程,终于在2013 年10 月开始营业。这整个过程也是我们与当地村民互动交流的过程——房子是村民盖的,家具是村民做的,很多装修材料和室内陈设都是与村民物物交换来的。我们还在屋子四周种植了大量的鲜花绿植,最后营造出简单但不简陋,很有乡土气息的厚重感的民宿整体环境。针对入住的客人,我们制作了手绘的使用手册,讲解怎样防虫等注意事项。(图13-14)
雷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感悟是,在乡村进行主动设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主动设计在我们的理解里是协调各方资源和各方利益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上午嘉宾对谈
主持: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图15)
王伟强:我是搞城市规划的,城市规划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规划师要担负社会责任,要推动社会公平与公正,做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就主动设计来说,设计师要主动介入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当中,发挥设计师的作用。我想问陈浩如老师,你们做太阳公社的时候如何发动村民,或者用什么手段让村民参与进去?
陈浩如:乡村建设,首先要意识到土地是农民的,作为“地主”,他一定会介入所有建设过程中。所以我们做太阳公社时是把农民当作社员,他们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建设过程也不破坏他们的地方,而且我们帮他们把产品销出去,所以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很支持。农民是希望在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基础上支持我们的。
王伟强:设计丰收到现在已经有8 年时间了,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
娄永琪: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平视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从来不认为我在做农村建设。这个项目一开始的根基就不是到农村去设计,而更主要的是设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用谁改变谁。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有价值,没有高下之分。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背后的潜能发掘出来,比如体验的价值、环境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等。如果把这些发掘出来就会发现需要大量就业岗位,而且很多岗位是劳动密集型的。另外,我从来没有觉得农村是属于住在那里的农民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需要改变。过去农村有乡绅知识分子,而现在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基本都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是为了离开那里。
范凌: 20 世纪初,很多新建筑类型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社会。而在21 世纪,互联网起到同样的作用,不少建筑师也成为互联网思维的先锋,如尼葛洛庞帝、富勒、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等。计算机科学的理论中,早年很多是受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影响的,有些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今天的建筑师、设计师介入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
在发达城市和国家,做非物质生产的人比重较大,就是生产知识、概念、点子、想法、版权、音乐等。这个百分比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方的GDP 质量。我们特别支持这样的知识生产,希望做出一个互联网平台,让这些人通过线上的途径自由工作。也可以说,我用互联网做了一个工具,颠覆了我原来熟悉的设计行业。最初我们是希望设计和科技建立联系,但后来改为先从知识分享开始。因为人们除了有经济上的诉求之外,还有知识和心理上的诉求,于是我们做了一个信息分享平台。
徐洁:当前设计市场和消费市场都变了,设计师需要做一些新研究,我相信乡村有很大的市场存量。乡村有自然的物质资源,也有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非物质的资源,关键是要能够和现代生活对接。我相信未来的传播不只是点对点,而是会形成网络。
范凌:每个人或团体都会有自己的实践方式,我们希望把这些实践模式通过一个平台串联起来。比如“设计丰收”以前只是在自己做事情,但现在可以同样通过互联网很便捷地找到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另外,现在的农村开发模式只有周末模式吗?能否待上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娄永琪:“设计丰收”的目标就是让人在那儿待一个星期以上,周末模式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在一个地方只待三天以内的话,碳足迹太大,待三天以上平均碳足迹才会下降。我们有两条线,实体的、虚拟的,乡村的、城市的,第一个点是从实体、乡村开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走到虚拟的和城市的线上。
陈浩如:我想回到“主动设计”这个主题。我们设计师正在从以前的配角或提供服务的角色,转变成一个推动者。我觉得这和建筑师能够赋予一个场所或者一种生活行为以意义的能力有关。这在乡村建设中特别有用,只要你在一片土地上搭出一个建筑,那里就被激活了,作为设计师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这个魔力。
 

周子书:《地瓜:城市地下的第三空间》
周子书(设计师):如果说我在项目的开始是研究单个的地下室空间的话,那我们现在即将展开的就是一个社区群落中的地下室未来发展的研究,到明年则可能会开始研究整个北京城市地下室的状态。
我在英国受教育获得的最大启发就是导师始终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现在做这个项目,为什么不是一年以前而是当下?第一个问题网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我这里不多讲了。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现在做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回来以后整个的规划,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民防局、企业、房东、基层房客、社区中青年、地下北漂、城市创客青年,我跟不同人去聊天,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看到,民防局把地下室收回以后寻求新的管理模式,企业房东在寻求经营模式的转变,基层人防科在寻找新的运营管理模式,社区内的中青年则缺乏有高质量内容的社交空间,地下北漂需要提供上升通道的社交空间,创业青年需要更便宜的众创空间并和市场直接对接……所以说,这个地下空间未来会变成一个连接地上和地下的一个第三空间。
在我做了这件事以后,媒体各种报道很多,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事件的平等和尊严被媒体消费了。实际很多人都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住在地下室。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社会模型,就是把地下室的一半给创业者用,另外一半给北漂青年住,后来发现创业者以一种高姿态的方式都愿意进驻这个空间,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北漂都不愿意进来,因为一旦他们进来以后,我的设计就已经给他们贴上了两个标签:地上和地下。所以,那个社会模型和空间模型其实是失败的。后来我们就思考,如何从真正意义上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带着标签化的思维给他们做事情。
步骤一:改变媒体话语中的标签。比如说把所谓的“鼠族”转变为地瓜社区和地瓜精神。如何做?一是把更多创新资源的东西带进来;二是我们提出的社区众筹,即让社区的人拥有这个区域里面某一个商业的空间,让他们更多地介入到其中。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跟中央戏剧学院的Stage No More 合作的一场实验话剧、服装设计师和地下室老裁缝合作的时装秀、陈漫的摄影展、一场音乐会、镜子里的自信(画展)等等。活动理念就是这个活动必须是来源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并能够返利于社区。步骤二:研究社区尺度中的地瓜模型。我们理解的地瓜社区应该是9+1 的模式。什么是9 ?衡量一个企业的设计成不成功的关键在于你的设计能
否被规模化,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如何用最便宜、最简单的方式来帮助更多的地下居民改变他们原本的生活空间。比如我们发现,地下室中98% 的房间里面的窗边、桌边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报纸,而且更换的速度、频率非常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展现空间。于是我们便根据地下室的空间,把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分类,再重新编成一本杂志叫做《地瓜墙纸》,然后通过众筹方式发给这些地下室的人,让他们自己可以迅速改变房间里面的一些空间。(图16)
什么是1 ?我们的核心就是500 平方米服务于7000 人,500 平方米是亚运村街道办给我们的一个空间,但我们做的不是空间设计,而是社会关系的逻辑。白色的众创空间是租给那些创业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开放式花园,他们必须要为社区提供服务。中间这个广场是给社区免费使用的,这样的话每个市民从入口进去,通过前台到咖啡馆,到这里面可以自己来享用;同时可以进入每一个空间,然后我们通过健身(地瓜壹季)、理发(雕塑家理发店)、饮食(地瓜暖食)、电影(地下影院)四种最基本的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来吸引他们进来。(图17-18)这样,我们就将亚运村一个空间改造成了一个连接地上、地下、社区青年的第三空间。这里面,我们的目的是重构社会中的青年关系,进行人群的再组织化,并且按照时间轴来设计不同的社区服务场景。
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如何把优质的资源带入地瓜社区。这个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创业者提供的工作坊来连接社群,强调先分享后创新;以产消者的理念来制造社区内部的信任并激发公众的参与感;用会员系统来保证空间内部的安全;用积分系统来带动公益志愿(阳光身份证);以技能交换连接邻里互助;以美好的生活方式来促进年轻人的上升动力;以相亲和职业培训来解决刚需;以健身拓展来重新定义社区空间和做公益。
我们没有把整个地下室理解为一个空间,而更像是一个APP,体现的是民主参与和社区主人翁精神。地下室不再被当作仓库被个人占有,而是成为社区每个人都可以临时使用并和大家分享的APP。我们预期收到的效果是以常驻16 ~ 55 岁为主要目标服务人群,一年内目标的80%左右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即2116 人左右。
步骤三:如何解决城市尺度下的规模化。目前,我们做的研究还是一个社区里面的模式,到下一步会关注比如说门禁社区和非门禁社区怎么进行流动和年轻人之间的资源共享。而我们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可被复制延伸的、分布式的、协同式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展的地瓜之城。
 

于正:《跑步猫》
于正( 设计师):为什么我们叫“ 跑步猫”(Why RunningCAT)?一个解释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刚刚落地,名字起得稍微接地气一点比较好养活。其实还有一个解释:CAT = Creative + Art +Technology。娄永琪老师曾说过,设计师不能光做设计,一定要把设计、技术、商业结合起来,那前面所说的CAT 就明显缺了商业那一环,所以我回答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跑步猫这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兴趣或者说本能作为出发点去考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我们既然有了创意、艺术、技术,即所谓的“CAT”,那么到底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市场?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还有好多关键词,什么客户在哪里?需求在哪里?解决方案在哪里?……其实就是乙方、甲方。我们所受的设计教育就是分析客户需求,然后用自己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在就业后所学到的本事去服务于甲方。但如果扪心自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还练就了一些其他的本事?比如说察言观色、取悦客户、勾心斗角?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想问一下自己,所谓甲方,真的能够代表市场的一种需求和声音吗?所以我们就在想自己能否找到一些出路。其实,是不是Running 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打算除了做“跑步猫”之外还有其他跟运动、健康、娱乐结合的东西。甚至我觉得,各行各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最后都可以归入娱乐业,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幸福感、存在感。
对于设计师来说,所谓跨界、颠覆本身就不是个事,好像很少有设计师只会做一种设计,基本上都服务于各行各业的客户,每做一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跨界的过程。对于设计师而言,从现在开始创业,做一些自主设计的话,相对会比较有优势,因为我们本来的知识结构就比较有包容性。而且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最愿意看到的是最终的成果和当初的设想差别不大,这与服务于甲方的结果完全不同。因此,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有勇气,要有自信,去发现那些真正未被满足的需求点,然后用专业的能力深挖下去,让它慢慢延展开来。回到“跑步猫”,先分析一下健身行业的现状。传统的健身房模式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它属于重资产投入(运动器械、泳池、高昂的租金);其次,客户黏着度低(办了一年的健身卡,可能只去几次);再次,同质化严重,价格成为主要竞争手段。可是,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基础发展起来,越来越人还是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运动需求在日益增长,不但是锻炼身体,同时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潜在的市场需求和低层次的行业现状之间的落差,而哪里有落差哪里就有商机。
市场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分析了4 个误区。认知误区1 :人们运动是为了健康。我认为,健康是运动的结果,但是绝对不是目标。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是为了健康而参加运动,除非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是感觉到出了问题。认知误区2 :坚持运动需要意志力。事实上,具备强大意志力的人群是极少数的,绝大部分人是懒惰的。需要靠意志力去坚持的活动是难以长久的,除非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在吸引他。认知误区3 :运动的成效很慢。从生理指标来看,确实在运动的初期成效不显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运动的成效更是一种感知,也就是说感觉有效才有效。认知误区4 :选择越自由越好。在传统健身房中,琳琅满目的器械、各式各样的免费课程、看似可以让人们更自由地去支配自己的计划,但事实上这反而成为不去运动的最大原因。
于是,针对这几种误区,“跑步猫”应运而生了。“跑步猫”里面几乎没有器械,有的只是绳子、球、橡皮筋,主要让大家通过自身克服地心引力做功来达到健身的目的。我们总结了这几句话:没有健身器械,没有私教,全部团课;健身、社交、购物、康复合而为一;多媒体营造炫酷体验,交互技术形成反馈;数据积累,形成个人运动档案;固定班级,形成社群;移动端营销,线上线下互动。在这张图表(图19)中,中间是我们的红猫,这是我们的训练馆,这是我们的内部场地,这一边是提供给外面的用户,能够从微信里面获取到的一些信息和一些反馈,可以做一些发布,然后有一个循环,每次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提供的课程和我们的实体店来促成这样一个循环,希望能够周而复始促进大家身体上的改变。
最后总结几句话。首先,我们想把运动的目的锁定在乐趣和社交,这也是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找我们,想把这个概念植入小区物业配套里面的原因。其次,毕竟我们是做多媒体交互技术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交互技术也运用到班级制游戏的竞技当中去,让大家在娱乐过程当中获得健康。比如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叫MRT,2.0 版本,有点像跳舞毯,跟着节奏走,节奏越稳越准得分越高,大屏幕上有你的积分,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其实这个面积只有120 多平方米,每一堂课最多只有20 个人可以参与。好处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练,这20 个人经过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会自然而然成为好朋友,在健身的过程中互相激励,甚至可能成为事业上或者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所能带来的附加价值。
 

 
Steven Ma :《极致盛放》
Steven Ma(中文名马子聪,建筑师、“极致盛放”设计总监):我的公司是极致盛放(Xuberance)。我是一个建筑师,在过去七八年之前我全都是在做建筑的,这些全都是我之前在加州的毕业设计。(图22)我在2010—2014 年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之后开始做一些3D 打印的东西。实际早在2007 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用3D 打印,这些全都是我跟我的导师合作的作品。(图23)这些全都是关于建筑方面的,有很多不同方面3D 打印的产品,还有很多医疗上的应用。过去七个月,我们公司“极致盛放”刚刚开始,有三个合伙人,主要是做3D 打印品牌的民用消费品。(图24-25)在这个大的产品分类下,我们目前开展的类别主要包括时尚饰品、珠宝、日用品和家居灯具。(图26)
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坊,在不同的地方做。去年,我们跟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合作了差不多十一间工作室,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工作坊产生,全都是做3D 打印的。我们公司是一个3D 打印设计的品牌,我们不卖机器,不卖材料,只做3D 产品。我们想做的是中国设计,全球打印。从同一种形态开模具复制,到各个不同的产品可以一次性生产出来,从批量生产,到批量定制。形态越简单,越容易开模具;而形态越复杂,却越能体现3D 的优势,很多复杂的产品都可以呈现出来。
目前,我们主要做五个主要的打印设计品牌:3D 打印私人定制设计,3D 打印体验店、展览、活动秀,3D 打印自主品牌线/ 客服产品,3D打印培训+ 工作坊+ 研发,3D 打印上销售和线下体验。(图27)3D 打印如果没有线下体验,线上是不可能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在京东上线,现在我们是唯一一家3D 打印的公司,把所有产品放在线上售卖,我们跟京东已经谈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设计、产品、O2O 平台,最重要的是数字模型的生成与设计,我们现在的产品可以授权给打印商去打印,他们打多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会用一个很高的价格给他们卖这个授权打印。
 
 

下午嘉宾对谈
主持:徐洁(《时代建筑》杂志执行主编、教授)(图28)
徐洁:市场在变,社会在变,我们设计师无论是思维模式、商业模式都需要改变。我觉得周子书所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客户的重新认定。我想请周子书再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客户未来可能有哪些不同的社群,怎么让他们融入整个的项目循环中间。
周子书: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难的。谁是客户?我最初就是想去协调连接地上和地下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打消他们之间的隔阂。但是随着这个项目的进展,我突然发现媒体在这其中的作用特别大,完全改变了我的很多理解,也违背了我的初衷,他们让两边的这种标签化更加强烈了。所以才会导致我后来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那本杂志去规模化地、潜移默化地帮助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通过那500平方米地下空间的改造,重新打破原本的标签,尽可能地在人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同时我们更多地要去研究如何从商业角度让这个空间产生价值,如何植入更多有意思的生活方式以及商业模式,才能让这个所谓的公益项目能够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创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通过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反推出这个空间应该怎么设计,与此同时它又能够被一个有效的商业模式串联起来,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做地瓜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点。
徐洁:我觉得于正这边做得很好的就是他们在主动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的“主动”其实是要有外力和内力共同推动才能够达成的。所以我想请于正跟我们分享一下,健身这块市场和需求,你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不同,更有它的个性?
于正:我观察到两个现象:一个是人人都希望有一些游戏性、娱乐性的东西,对于互动体验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另外一个现象是从语言的角度,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所有运动类、音乐类的项目都会用与之相关的一个动词,比如踢、弹,或者练,但是在英语当中都用play,这是观念上或者态度上与生俱来的不同点,所以我们也希望它能回归到play 这个本质上来。运动本身的那种苦,其实是可以带来回甘的,所以我们想给大家提供偏娱乐化一点的体验。
徐洁:我们今天讨论还有一个词就是边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我们做的设计突破了很多原来的概念和边界。为什么呢?一是本身的需求变了,二是整个的社会变了。我想请教一下Steven Ma 先生,你们原来是做建筑设计的,现在从建筑跨界过来,更多的是和时尚结合,你是怎样考虑未来如何与人的生活方式相衔接这个问题的?
Steven Ma:第一,现在3D 打印特别贵,如果让更多的人用3D 打印,3D 打印的价钱就下来了,这个技术就会被更多的人用到。第二,现在大量的经销商、代理商只卖3D 打印机器,但是里面没有设计,只有技术。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设计融入产业里面去,当然结果也是使更多人使用3D 打印技术。第三,我们还做了很多跟培训有关的事情,说到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3D 打印。
娄永琪:设计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作为技术扩散的推手。如果说20 世纪初没有把钢材、玻璃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面,实际上整个钢铁和玻璃的产业便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因为设计是和人打交道的,光讲技术大家没有感觉,但是通过设计就可以把这个技术用在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设计对技术扩散、对科技革命、对产业革命、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徐洁:未来的社会是开放的,这个开放其实是需要有胸怀的。这次“主动设计”论坛,我相信方晓风老师也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做的。我想请方老师针对开放的一些思路,包括未来想做的事情谈一下。
方晓风:“主动”跟“开放”的确是有关系的两个概念。为什么我们要把第100 期的选题定为“主动设计”?因为我认为我们做一本刊物其实也是做一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用这个题目来勉励自己。在中国现在的学术形势下,其实要想过好日子很容易,我们可以过得很舒服,我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前面讲得都是开放的好处,其实开放是有成本的,我现在可以讲讲开放的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讲,开放其实是需要牺牲自己利益的,没有牺牲是换不来开放的。所以真正开放在中国当下实际上非常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既得利益。我们有的时候老批评政府,批评权贵既得利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按照既有模式做事情,花的力气最小,得到的收益最高。而一旦不想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很吃力,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娄院长配合我们一起做这个事。很多设计师现在可能看到了转型的压力,但是他未必愿意转型,因为转型也是有成本的,这里也包括我们讲的教育转型。所以,开放未必带来最理想的结果,但是总体上来讲,开放又有利于激活每一个个体的热情,会让整体水平有往上涨的可能性。
 
 

晚间论坛
主持人:方晓风、娄永琪。
 
问:二位老师在各自的教学岗位上工作多年,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请问二位在设计专业课程设置上有哪些新想法、新思路和新实践,可以比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主动设计思维。另外,国外设计院校在这方面有什么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方晓风:现在教学中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设计思维,这比技能训练要更重要。我们知道,传统的设计教育比较偏重技能训练。例如我们系到现在仍然坚持和强调手绘,这没有错,但它只是基础。我很欣赏美国斯坦福大学d.school 倡导的一句话:“用设计思维的广度来加深这些学生对他原来学专业的深度。”设计思维是一个日益趋向广度的概念,我们说它没有界限,也是基于这个现实。但是若想把设计真正做好,仍然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然而,它的深度是在基于对广度理解基础上产生的深度。这是与过去不一样的,非常重要。
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特别重视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研究生培养阶段反映得非常明显:一个学生会不会选题,几乎决定了他后续的学习和研究顺不顺利。如果选题不好,后面就很吃力。发现问题的能力是设计师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能力,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分析问题,然后推导方案,这是有一定方法和规律可循的。但是对问题本身的敏感度,教师很难用一套教程立竿见影地去教学生。
娄永琪: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办学肯定要与你所在时代的技术、经济,以及身处的城市有关。关联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背后的办学思维。至于如何应对时代和所处环境,每个学校都不同。
同时,办学中要始终保持两种思维:第一是顺应时代、跟上时代;第二,即更进一步的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引领时代、超越社会的。好的大学应该是带着技术走。包豪斯在那个时代是帮助了技术扩散——它是产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产业革命的原因。而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设计有没有可能成为新一代产业革命的引擎?现在看来是有可能的。据统计,目前在硅谷,有大约1/4 初创的企业,其合伙人拥有设计背景。这可以说是产业转型的迹象。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学院的教学和课程设置有没有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
在办学上,应该分为几个层级:第一是课程,第二是教学环节,这两者是培养体系。而在它们之上的,我认为是学校环境(生态系统)。这包括硬环境、软环境,学校文化氛围要让学生有开放的意识和眼界,这些比课程还重要。我担任院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听起来很务虚,我们为学院写了一句宣言:“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另外,我们向学生倡导的观念是:文化比所有课程技能都要重要。这是核心之核心,学生需要明白和坚信他学设计专业就是为了去改善世界的。
 
问:在科技与观念两大因素的驱动下,设计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过去的教育培养方式是专家系统,是一个闭环。然而目前的设计生态,就像我们今天论坛中不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它是越来越“跨界”和“开放”的。这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专业之外还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对政策、经济、社会都要有初步认识。请问,如何让学生更好地适应这个正在转变的设计生态?
方晓风:虽然是不断跨界和开放的,但反过来,教育也有边界。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由教师去教学生。学校要明确的是我们能教什么和不能教什么。而在我们能教什么里面,还要考虑优先教什么。2008 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装饰》做了一期专题和小型研讨会,叫“设计生存”。我们请来一些设计公司的老板一起谈谈他们希望要什么样的员工,也就是对设计院校的人才培养有什么要求。结果有一位设计公司老板的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们喜欢有理想的学生,公司里干得好的都是有理想的孩子”。因为所有技能都能在公司里学会,但公司给不了理想,并且到了工作年龄再给他理想也已经晚了。因此,传递价值观远大于传递技能。这个时代虽然在变,但是核心价值观的变化没有那么大。
娄永琪:在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就是在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但是在中国,如果大学以此为宗旨,而不强调教授专业技能,可能首先许多学生家长就接受不了。在我们学院,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应对方式是:首先,让全体一年级学生学习开源设计。其次,要求所有学生用Autodesk® 360 管理他的设计和日常生活,以此让学生接受和学会运用“云思维”。通过掌握比较好的主流技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学的能力;通过开源设计和云思维,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分享意识。分享是会让人越来越强的。没有分享,我们永远不会去试探和开拓自己的极限。
 
问:经过今天的论坛和案例介绍,请再谈一谈对“主动设计”的理解。
方晓风:实际上,今天我们在很大层面上谈的是设计师的一种主动意识和状态。关于“主动设计”的定义和理解,我觉得有必要再强调的,是设计的价值在哪里。我常问学生,设计师相较于非设计师,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设计的力量在哪里?设计的力量在于能让别人看到未来的样子。有很多东西其他学科的人可以用语言或者别的方式来描述,虽然说得很对,但是不容易被大家接受。设计师有能力想象,当我们把东西做出来时,能让这件事情、让一个场景变得清晰,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理解,而大多数人缺乏这种对场景的预见。设计有助于技术扩散也是同样道理。这是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本事”,其实也是设计的核心价值,是我们所讲的“主动设计”的关键。按我个人的理解,“主动设计”就是我们如何去主动阐释这个世界。
娄永琪:我还有更直白的解读。设计本身必须走出院校,如果只在院校里面谈设计,它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设计应该成为一种通用工具,大家都可用。任何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它的先导一定是设计。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设计提炼出来,要把它变得可教、可学、可传播。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社会责任,想要改善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主动设计”就是用设计这个工具主动介入社会问题当中。设计师与其他人和普通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设计思维,掌握设计技能、工具,身处设计社群和设计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积极介入,积极去改良这个社会,就是“主动设计”背后的价值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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