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的起点还是终点—以北京市通州区MF 村为例

一、MF 村垃圾现状

北京市通州区MF 村是位于通州区东南部的一个普通乡村，村庄中有300 户家庭，千余人，基本都以本地村民为主，外来人口很少，村中农民以务农和打工收入为主。

2012 年5 月笔者开始在MF 村中创办基于生态互助农业CSA 模式的“分享收获”项目，团队20 余人租用了村中一户农民的小院，工作和生活都在村子里，经过为期一年的观察，形成了对现有乡村几种垃圾形成及处理方式的一些看法。

村中历史上形成了几个低洼的大坑，还有村东和村西各有一个路口自然形成的垃圾堆放角，定期会有城市垃圾处理的垃圾车将这些垃圾全部拉走处理，村民家庭内部的垃圾完全没有分类就倾倒到垃圾点，而靠近大坑附近的村民则基本会将家里垃圾定期直接倒在大坑边上，大坑中的垃圾一年来没有人清理过。

很多北京市的垃圾早期常规的处理方式是拉到郊区填埋，而村里的垃圾成为了死循环，现在乡村的垃圾归去何处？

MF 村垃圾构成主要有：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农田垃圾、灰土垃圾，现在三种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厨余垃圾基本都直接倾倒在大坑里或者放到村口拐角处，农田垃圾基本没有处理，农药袋和地膜都经常可以在地头看到，而秸秆一般部分会做青饲料卖给附近的养殖场或者就地焚烧，村里目前几乎没有养殖业，没有规模化养殖畜禽粪便的污染。

笔者曾经在地里和干活的农民聊天，问一个农民：“村里垃圾这么多怎么办？”农民师傅说：“等我们这一代人都离开了，谁还管这些垃圾？年轻人都在城里生活了，谁还会生活在这里？垃圾怕什么。”

过去生活在城市里时，只能看到垃圾的起点，无法跟踪那些垃圾的去处，无法看到终点，而垃圾的去处多数在乡村，比如占用城郊的土地填埋。现在在乡村生活，感受到乡村垃圾的起点和终点是如此之近，看到垃圾对生活的真实影响，我们曾经处理过各种原因留在项目所在土地上的塑料垃圾，但最终不得不把这些垃圾丢在村里的大坑里，这些垃圾只是在空间上转移了位置，却会长久对乡村社区生活发生影响。因此，笔者希望本文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解决乡村垃圾的根本出路。

图1. MF 村中的垃圾定点堆放处

图2. MF 村中垃圾随意堆放的大坑

二、目前乡村垃圾处理的主要问题

中国传统乡村的垃圾基本都是可堆肥的有机质垃圾，如菜叶、果皮、杂草、秸秆、废纸、废旧布料，而且由于传统小农户种养殖结合，基本上家里的种植残余物和生活的厨余都可以用来作为养殖的饲料来源，而人和动物粪便则作为种植的肥料来源。传统农村垃圾还包括一些用于燃料的煤渣，用于建筑的瓦片、瓷片、碎砖头等生产生活无机废弃物。

现在农村垃圾的特点是不可降解/ 难以分解、有毒有害、不宜堆肥/ 焚烧，以及难予处置的现代农村垃圾。从种类看,现代农村垃圾增加了诸多现代工业化的产物，如废弃塑料( 袋、膜、瓶)、化学纤维、废旧电池/ 玻璃/ 橡胶、医疗废物、农药/ 兽药/ 人药包装物、建筑垃圾、废旧金属以及电子垃圾、工业废品等难降解或难处置的固体废弃物。其中有机垃圾约占50%，灰土建筑垃圾占20%，塑料、玻璃、金属及其他占28%，仅废弃塑料就占垃圾总量的15% 以上，每年遗留农村的塑料废弃物达1000 万吨左右。从微观成分看，现代农村垃圾含有大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气体( 苯、二甲苯、甲醛、氨氮、硝酸盐氮、偶氮、SO2、NOX、H2S 以及农兽药残留等)、重金属( 汞、镉、铅、铬、铜、锌、镍等)、类金属( 砷等)、病源菌乃至一些放射性元素等，种类和成分日趋城镇化和复杂化。[1]

从分类来看，目前乡村中垃圾的主要组成有五个部分：一是厨余垃圾；二是灰土垃圾；三是可再生垃圾，如废旧塑料等；四是可燃垃圾；五是有害垃圾，即无法在村内进行循环的垃圾。

据卫生部新近的调查，目前我国农村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为0.86kg，全国农村每年仅生活垃圾排放量就已逼近3 亿吨[2]，约为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70%-80% ；且城乡生活垃圾产生排放量正分别以8%-10% 的速度持续、快速、同步增长。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种养业的发展，人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产生量骤增。据测算，目前全国农村人粪尿年产生量达2.6亿吨，畜禽粪便年排放量约27 亿吨，农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7 亿吨，但因无害化处理率和有效利用率普遍偏低，而成为农村垃圾污染/ 面源污染/ 立体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诱因。此外，全国乡镇企业/ 手工作坊等发展无序，数量庞大，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工艺和技术落后以及环保设施缺位等，其废水COD 和固体废物等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1/2 以上。[3]

1995 年制定的《固体法》没有对农业废物的处置提出要求，也没有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管理体系。2005 年修订后的《固体法》规定“从事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秸秆、畜禽粪便、淤泥及其他农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规定收集、贮存、处置，防止污染环境”。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起步较晚，现行的环卫标准和处理模式大多以城市为参照依据。建设部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总则1.6 条中指出：“卫生填埋、焚烧、堆肥、回收利用等垃圾处理技术及设备都有相应的适用条件，在坚持因地制宜、技术可行、设备可靠、适度规模、综合治理和利用的条件下，可以选择其中之一或适当组合。”[4]

目前，乡村垃圾的基本处理方针是“村保洁、镇运送、县处置”，具体来讲就是村庄保洁收集、镇（街道）运送、县（市）集中处置。村庄在收集垃圾的过程中为减少工作量直接将各家各户的垃圾统一用塑料袋收集起来然后直接统一运走，同时，垃圾之中的生产生活的有机垃圾含水量很高，可以达到80%左右，而且，垃圾中转中还有垃圾堆放容量的限制。[5]

调查显示，有八成的农户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更多是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农民这种狭隘的观念是由于其自身收入低，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所造成的，许多农民更不会把环境保护和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在对乡镇是否设有专门的垃圾处理站的提问中，19.64% 不知道是否设有垃圾处

理站，他们按照自己固有的垃圾处理方式生产和生活，殊不知他们的行为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6]

在关于农户对改变农村面貌的建议的提问中，36.67% 的农户认为村级应设置专门的垃圾回收站；26.67% 的农户认为乡镇应定时配车回收农户生活垃圾，并集中处理；20.56% 的农户认为政府应投资建立垃圾处理产业化企业，使垃圾变废为宝；6.67% 农户则认为农民自力更生建立“垃圾公司”，搞活农村经济；其他人则认为目前农村垃圾处理已经很好，对现状表示满意。这表明前三部分的农户还是希望国家和当地政府帮助自己改善周围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应该在农村环保工作中肩负起最为重要的职责。但是，在农村取消农业税、村级财政空白、农村吸收外资有限的前提下，政府由于受人力、资金条件限制，对农村垃圾处理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所起作用有限，无法对农村环境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7]

图3. 传统的农村生活垃圾循环途径（注：图中细箭头表示传统农业下存在的循环途径，粗箭头表示传统循环途径萎缩或缺失后目前的情况）

资料来源：杨荣金、李铁松：“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10。

表1. 农村生活垃圾的类型及处理方向

资料来源：杨荣金、李铁松：“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10。

三、乡村垃圾处理的政策建议

1. 乡村垃圾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乡村的衰败，解决乡村垃圾的问题还是首先要形成乡村自我循环的动力，提高乡村的组织化程度，恢复乡村自我治理的动力

自90 年代初，政府逐次从原本需财政负担的，诸如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乡村公共事务中退出，以减轻上级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关公共领域因得不到资金导致发展暂缓，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在政府退出后开始向农村可产生资金收益的领域渗透，而类似农村教育和卫生等典型的公共品领域因无法产生资金收益而缺乏民间资本的关注；最后，当农村集体组织在一系列去组织化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在大量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的经济大潮中，农村的卫生问题演变为无人问津的资源真空领域而长期得不到治理。

杨荣金、李铁松（2006）提出了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三次分化，用不同措施分别处理不同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从而使其处理难度和费用最小化。首先分类收集作为基础，按不同类别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其次分离出产生源集中、规模较大和成分较单一的乡镇街道、富禽养殖场和乡村企业等三类农村垃圾进行专门管理；最后依据有机垃圾的不同特点，分成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和城郊型三类区域进行专门的垃圾处理。

图4. 资料来源：城乡结合部农村垃圾就地处理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广州市番禹区大石街猛涌村调查，环境卫生工程，2011 年4 月，李俊飞、王德汉等

奥斯特罗姆从博弈论角度探索了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她通过对草地、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等公共资源使用管理情况的大量研究得出，资源使用者联盟总能找出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和精密执行机制以处理利益冲突，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即除了集权式和私有化解决方案之外的第三种解决途径，由使用者自主管理的社会自治解决方法，也就是除了政府有形的手、市场无形的手之外，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手解决问题。垃圾问题涉及到城乡各地和千家万户，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由于垃圾分类处理不能完全靠政府强制推行，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因为这项工作根本离不开社区居民及其家庭的支持和参与。[8]

因此，解决乡村垃圾治理的问题根本还是解决乡村治理的问题，在目前农民仍旧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任何的治理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乡村治理很多成本可以内部化处理，若是强加一套城市垃圾处理的体系，则成本极高且周期非常长。农民本身就是生活在乡村中，如果调动农户形成自我动员能力，乡村此时作为垃圾的起点又是终点，农民有了参与垃圾治理的主体性，则可能在相对成本较低、短时间内形成具有乡村特色的垃圾治理方式。

2. 乡村垃圾中的有机垃圾要依托于农业的循环

乡村垃圾中的有机垃圾要宏观考虑恢复建立乡村生态循环链条，形成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可持续循环。建立有机物垃圾的循环基础是建立以生态循环为核心的农业生产体系，种养两业从小循环上讲是农户家庭内部的种植养殖结合，从大循环上讲是村庄社区内部的种植养殖结合，例如建立有机肥或沼气系统，可以解决家庭厨余、人畜粪便、农田垃圾的处理，而且种植业也部分解决了肥料的来源。

更重要的是，目前常规农业的价格已经无法支撑小规模、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成本，从经济收益的角度上看，生态农业的劳动力投入相对较大，如果不能从经济收益上体现出生态农产品的价值，则对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的激励不高。因此，从政策角度要考虑一方面给予生态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另一方面要支持建立生态农产品的供应链条。

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全国乡村普遍青壮年劳动力少，从事农业的农民基本上都是50 岁以上年龄层，这也不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体系。日本政府目前给予新从事有机农业的青年人每月1500 美元的补贴，补贴一年。鼓励年轻人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这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年轻人将乡村社区当成未来他们长久的生活空间，才会去关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分类收集后的农村厨余垃圾等各种易腐有机垃圾，首先应考虑尽量使其作为牲畜饲料而在户内消纳掉，剩余物经燃烧、堆肥、发酵生产沼气等处理措施后最终都应化成有机肥还田。[9]

还可以建立依托于农村社区的小型社区厨余处理系统，可以用机械化部分替代堆肥系统的重劳动力投入。

3. 乡村垃圾中的其他垃圾可借鉴城市的垃圾分类回收

多数乡村中还有做垃圾回收工作的人，通常被称做“捡破烂的”，可以通过城市里的垃圾分类系统结合乡村中的垃圾回收系统，将废旧纸张、塑料、玻璃等单独分类回收。

4. 加强基于乡村人才培养的平民教育

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重点大都是瞄准城市服务体系的，农村的孩子所学到的知识与乡村发展的要求匹配度非常有限，而未来如果用城市发展的思路来解决乡村的问题，则必然面对与分散农户对接成本过高的问题。乡村教育应该立足乡村建设，以平民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主体，将社区建设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样才能有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石 嫣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程存旺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注释：

[1] 吴晓磊、余晓泓：“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26(4)，第31-34 页，44 页。

[2] 魏梦佳、郭远明、罗宇凡：“农村垃圾问题令人忧”，《半月谈》2009.1，第51-53 页。

[3] 蔡安宁、张春梅：“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6， 第53-55 页。

[4] 陈军：“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探讨”，《江苏环境科技》，2007.12。

[5] 曹致：“宁波市山区农村垃圾问题和处理技术探讨”，《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5。

[6] 刘刚、潘鸿：“ 农

村垃圾处理现状调

研”，《经济理论研究》，

2009.9。

[7] 同[6]。

[8] 岳金柱：“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垃圾分类处理—— 从源头破解垃圾围城与污染的治本之策”，《城市管理与科技》，2010.6。

[9] 杨荣金、李铁松：“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10。

参考文献：

[1] 陈曦：“日本垃圾处理的启示”，《环球中国》，2010.5。

[2] 杨荣金、李铁松：“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10。

[3] 岳金柱：“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垃圾分类处理—— 从源头破解垃圾围城与污染的治本之策”，《城市管理与科技》，2010.6。

[4] 刘刚、潘鸿：“ 农村垃圾处理现状调研”，《经济理论研究》，2009.9。

[5] 曹致：“宁波市山区农村垃圾问题和处理技术探讨”，《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5。

[6] 陈军：“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探讨”，《江苏环境科技》，2007.12。

[7] 吴晓磊、余晓泓：“ 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26(4)。

[8] 魏梦佳、郭远明、罗宇凡：“农村垃圾问题令人忧”，《半月谈》，2009.1。

[9] 蔡安宁、张春梅：“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