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垃圾的伦理观—从脏、废、毒说起

一、垃圾的脏、废、毒

在我们对垃圾的习惯描述中，有三个核心的词：脏、废、毒。其实，很少有绝对的脏，大多数的脏都是一种失序状态。西湖醋鱼、宫保鸡丁、猪肉粉条是各地的家常名菜，上两筷子再混在一起就成了半夜悄运出城的泔水；同样，这些菜在饭桌上鲜香四溢，倒在床单上就不尽然了，尽管味道没变。前一种是混沌，分不出秩序；后一种是错位，不符合秩序，都是脏物，都成了垃圾。基于此，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著作才以洁净观来映射社会秩序，开拓人类学研究的边界。现代社会的秩序更庞大、更精密，失序成为垃圾的机会就更多了，因而常将垃圾称为错位的资源，拾荒则成了一门产业。

第二个字“废”意味着过时，功能或格调不符合当前要求了就需废弃。在传统社会，废是出于物的损耗，刀用钝了，凳瘸腿了，会变为没用的废物，但磨一磨，垫块砖，还能凑合一阵子。现代社会高呼清洁、便利，以及灵活置换的价值，相应的，废的门槛低了，也培植了人们用后即弃的习惯。从19 世纪惠及人们生活的廉价工业制品开始，到现在眼花缭乱的时尚翻新，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百余年来人类已进入了废弃型的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垃圾的现代化还是同步的，关键就是废弃精神的兴盛。

脏是空间性的（out of place），废是时间性的（out of time）。毒单纯来看是一个卫生学概念，于生命有害的皆是毒物，这是垃圾毒性的一个层面。毒还有更宽泛的意思，它能传染，擅附着，故而让人畏惧，正如我们理解中的毒品、毒瘤，在细胞间扩散，在人群中传播，轻易抽离不去，就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结核与癌症的分析。因而，不管是否真对人体有害，在心理上人们都拒斥垃圾，它代表那些破坏并能拖垮系统运转的东西，小则使人体患病，大则使整个世界患病，毒性就是拒斥心。低技术社会中垃圾较为直观，循环较为简单。在现代社会，垃圾本身和垃圾处理都是一个庞大系统，与人的关系远了，自然毒性就强了。

习惯的描述能显出真实的观念，脏、废、毒三个字比多少循环经济、绿色世界的畅想与呼吁都要坚固。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现代垃圾的伦理观，三个字往往并提，也不是到了现代才有，却因现代化而变得更为强烈，以下即从这三个方面分述，前两点关乎垃圾的前世，分析现代社会转型期如何让物品成为垃圾；后一方面是垃圾的今生，讨论我们朝向垃圾时的脸色。

二、维修与回收的逝去

美国是今天主流生活方式的缔造者，它的垃圾现代化过程也具有标本意义。在美国，这一过程开始于19 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维修与回收是习惯也是产业，逝去即留下一段空白，断开了封闭自足的资源回路。

在20 世纪初，美国城市垃圾以马粪、炉灰居多，光布鲁克林地区每天清出的马粪就近200 吨。1906 年，曼哈顿派遣750 位环卫工人装运住区的垃圾，扫大街的则有1200 余位，劳力的分配体现任务的繁简，据统计，家庭废弃物占总量不足三成。[1] 今天看来的废料当时算不上垃圾，缝补维修人人都擅长，也有专门的工匠提供援手。在城市里，人们都还坚守着农业社会的习惯。现代意义的包装还未进入家居，家中的垃圾也很少，因而不备纸篓、垃圾桶。

由于缝纫机的发展与接受，现代成衣业在19 世纪得以开创，但尺码分档不精密，斗篷、帽子等与体型无关的配件成品居多，要在店里买一条连衣裙，商店会提供一条裙子和一块制作上身的料子，回家还得亲自上手。[2] 在20 世纪初，半数以上的美国妇女都会针线，做一件衣服，可以请裁缝帮手，但全权委托的很少，不太合算，缝补的工作更是羞于求助他人。成衣业的猛进是在两次大战期间，更多妇女走上工作岗位，针线不再是必备的居家技能，旧衣废布自然就多了。自助技能的萎缩助推了垃圾生产。

19 世纪中晚期，旧品回收行业还相当兴旺。从碎布头、废铁块、旧瓶子、破棉絮，到啃剩下的骨头，都可以跟小贩换些瓶瓶罐罐的物什，或卖给专门的中间商。碎布可以制造纸张和海绵，非常紧缺，年年进口。美国废奴和女权运动的支持者莉迪娅·玛利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在《节俭的美国主妇》（1836）一书中还专门鼓励了旧瓶回收[3]，由于瓶子生产的工业化程度不足，19 世纪旧瓶的回收率、流通率一路走高，在19 世纪晚期到达顶峰。骨头的用处很多，比如提取明胶和油脂，也可以烧成炭，炼精糖，充肥料，等等。在回收行业下端，还寄生着一批拾荒者，穷人家的孩子会守在码头等着装填货物时漏下来的零碎，转手倒卖。在19 世纪，不少人都意识到拾荒与青少年犯罪的联系，毕竟没人要与没人管的东西仅仅是一线之隔。[4]

旧品回收不同于垃圾分拣，它和维修一样是物品成为垃圾之前的阶段，让物重回秩序，避免变“脏”，因而与人更亲密。20 世纪，工业化的变局掐断了旧品回收的门路。木浆造纸的发展让碎布回收成了鸡肋行业，在美国圣路易斯，19 世纪80年代有15 家碎布经销商，到1915 年只残存下一家。肉食品加工业也葬送了骨头回收的工作，在产业链上游就剔除了骨头。

1917 年，美国第一家全工业化的玻璃工厂建立，旧瓶回收业受到重击。[5] 机械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低廉的成本与精细的分工，压缩了回收的利润，把更多的工作留给成为垃圾之后更规模化的分拣，人与物的接触面由此变窄了，变疏远了。

三、有计划的废弃

废弃与浪费相关，《左传》里有“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的说法，英语里则有古谚waste not want not，意思是不浪费则不匮乏，传统价值观中，“废”或“费”都是恶俗，既不能持家，也不利兴国。按照现代的理解，废弃则是大生产链条中的一环，与运输、销售、使用并行，没有这一项，产能就释放不了，经济就停滞了。废弃观是现代垃圾伦理的重要一项，在美国，它一样形成于19 世纪晚期到20 世纪早期。

近几十年，许多生来就需废弃的东西诞生了，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次性产品。造纸工业的技术升级扩大了产品适用范围，在南北战争时期，棉布短缺，就有了纸衬衫。19 世纪70 年代一度还十分盛行，纸衬衫不是整套纸制，而是在易脏易损的部位提供纸质配件，比如纸领子、纸袖口、纸前襟等。洗衣机的普及要到二战之后，干洗店在大城市中心才有，服务价格高，还很不牢靠，纸衬衫的便利在当时无与伦比。1872 年，美国共生产了这些零部件1.5 亿余件。[6] 同样，纸杯在19 世纪70年代出现，开始只在客车、学校等场合使用，以示对公共健康的关照。1914 年，街头的冷饮店开始用纸杯盛汽水，10 年后，差不多60% 的汽水都以纸杯为单元售卖。

在20 世纪之前，纸巾在饭店里提供，以节省劳力支出，到20 世纪30 年代，纸巾成了家用物件，从此换洗手帕的家务渐行渐远。在纸制品之外，怀表也变得更加廉价。19 世纪末，英格索尔公司推出扬基表，1 美元一块，相当于工人阶级一天的工资，商家承诺，表坏了可以免费换新，但因为实在太便宜了，很少有人在意这项服务，从1900 年到1914 年，只有3% 的旧表回到了厂家，大部分都被直接废弃了。刮胡刀本来是耐用却不易用的东西，钝了之后自己不好处理，需得麻烦理发师傅打磨。1895 年，金·吉列（King Gillette）受到螺口瓶盖的启发，想出了双面刀锋且可以换头的剃须刀，在20 世纪初推行开来，打出广告“不磨，不砺”，轰动一时且非常热销。

一次性物品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物品不贵重了，弃之就不可惜，但压缩成本是有底线的，触底后就难再迈进一步，随之而来的是设计史上著名的风格式废弃，或是说狭义的有计划废止。这在汽车行业的转变中看得较为明显。亨利·福特（Henry Ford）凭借不断改进流水线装配，在1918 年把T 型车成本缩减到205 美元，售价在265 美元左右，这已经是底线。到20年代，压低成本取得的利润空间显得太小了，汽车行业才开始引入设计，从一款车型打天下过渡到群芳争艳的局面。1927 年，福特也调整了他的标准化策略，开始生产A 型车，并通过不变功能变外观的方式，让产品提前过时，让消费者追逐潮流，有计划地淘汰产品。某种程度上，半导体领域的摩尔定律也符合这一宏观经济的规律[7]，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每18 个月芯片性能提升一倍，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 年做出的预言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效。到1995 年时，摩尔已经意识到提升光刻技术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在技术墙到来之前，经济墙先会挡住摩尔定律的前行。况且，单纯地提升性能与压低价格与人的需求也脱了节，这时就出现了凭体验设计自造一分园地的苹果产品，与七八十年前的汽车行业如出一辙。

1928 年，投资银行家保罗·梅热（Paul Mazur）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昨天填满了消费市场，今天看着还确凿……到了明天，整个市场又虚位以待了。”[8] 这就是有计划废止的功效，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便让废弃成了习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是知识分子间热议的话题，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垃圾制造者》（1963）有奠基意义，他将废止归类为三：功能、品质和欲求。功能基于技术升级，如今天的电脑、手机；品质相当于纸杯子，生产时就注定了它的寿命只在一瞬；欲求在乎心理，即风格的前仆后继。[9] 废弃不再是“恶之大”了，在很多人眼中，它给了经济信心，也推动了技术的前行。

四、成为垃圾之后

物品成为垃圾之后，它就成了人人厌弃的毒物。我们可以简要描绘它的行踪。在现代家居中，垃圾的合理安放点暂存于垃圾篓，接下去是市政的任务。在我国古代，垃圾很少，但与粪便划归一类，官府会差人在夜间搬出城外，有条件的由河舟出城，尽量不与市民撞见，置于乡间。到了现代，垃圾更难理解，也更难降解，就堆到更远的地方，或顺到河里、海里，消

失不见。

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再到自然领域，垃圾一直遵循这样的路径。仰仗市政公共的技术能力与自然的消化能力，个人可以惬意地逃开直面垃圾的局面。垃圾处理就是蒙眼技术，无论焚烧填埋，物质实体并未消失，只是跳出了目前的视野。随着文明发展，自然领域愈显逼仄，人们才意识到幸福生活不能长久，寻求折中之法。盖伊·霍金斯（Gay Hawkins）在《垃圾伦理》一书中总结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公私之别，个人与垃圾在线条的两端；二是环境主义的一贯论断，垃圾是有罪的，缺少中间视角。在他的理想中，人与垃圾的关系应更亲密。[10]在这方面，艺术家走在前面，20 世纪中期以来，垃圾给予他们的灵感已经超过了山河湖泊，成了新的田园，虽不能说这就是人类的归宿，但艺术揭开了真实的世界。对每个人来说，把握物品在成为垃圾之前的每一刻，至少是合理，也是合情的。

李 云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1] Daniel Eli Burnstein, “P r o g r e s s i v i s m a n d Urban Crisis: The New Y o r k C i t y G a r b a g e W o r k e r s ' S t r i k e o f 1 9 0 7 ” , J o u r n a l o f U r b a n H i s t o r y 1 6 (August 1990), p.387.

[2] 陈莹：“ 百年流变话成衣”，《丝绸》，2002.3，第38 页。

[3] S u s a n S t r a s s e r ,“W a s t e a n d W a n t : T h e O t h e r S i d e o f C o n s u m p t i o n ” , G e r m a n H i s t o r i c a 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Annual Lecture S e r i e s N o . 5, B e r g Publishers, Providence\Oxford, 1992. p.12.

[4] Ibid, pp.12-13.

[5] Ibid, pp.17-18.

[6] Giles Slade, Made to Break: Technology a n d O b s o l e s c e n c e i n A m e r i c a ,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Cambridge, 2006, p.13.

[7] 参见（美）丹·哈钦森：“摩尔定律: 一个改变历史和经济的推断”，黄国勇译，《中国集成电路》，2006.8，第79-81 页。

[8] Giles Slade, Made to Break: Technology a n d O b s o l e s c e n c e i n A m e r i c a ,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Cambridge, 2006, p.60.

[9] V a n c e P a c k a r d ,T h e W a s t e M a k e r s ,Penguin, Middlesex\Papanek, 1963, pp.58-59.

[10] See Gay Hawkins,The Ethics of Waste: H o w W e R e l a t e t o Rubbish ,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

参考文献：

[1]（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民族出版社，北京，2008。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