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的反制

制造的异化
莫 筱
人们对工具是熟悉的。俗话说：“三分手艺，七分家伙。”若想知道木匠的手艺如何，只需去看看他的斧凿锛锯是否锋利、是否规整。文人则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工业产品的制造过程中， 材料（material）、设备（machine）、方法（method）、人力（manpower）这几个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多年来各种制造工艺学研究的关键。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企业的科学管理（management），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这几个要素被记成“4M+M”。
在这里所说的设备，涵盖了各种工具、工装、仪器、仪表和机器，有些直接用于产品加工，有些则用于测量和检验。熟练掌握并正确使用它们，是对产品制造过程中每一个岗位操作者的基本要求。从一方面说，工具和工装是劳动者双手的延长和增强，仪器和设备是劳动者大脑的扩展与升华。从另一个角度看，仪器和设备又是操作者本人的约束者和竞争者，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素质，接受严格全面的技能训练，掌握并遵循规定的生产程序，进行规范化的熟练操作。随着工具和设备的进步，不仅低水平、低素质的劳动者会淘汰，而且对高水平、高价格的劳动者也是威胁，他们经验性的、技巧性的操作劳动，将被不断涌现出来的先进的、效率更高的仪器和设备所取代。
因此，现代工业生产的操作者作为劳动主体的地位，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发生了“异化”。源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机械制造的可互换部件以及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让当时的美国工业获得成功，成为现代制造体系的基本模式。但是，它让劳动不再代表一种技术或理念，对人性的剥夺和潜在的社会危机，也成为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讽刺和批判的对象。以电子产品生产为例：早在十几年前插件工艺中，一台自动插件机就能代替三十几个熟练插件工人的手工操作；一台波峰焊接机就能实现近百个工人手工焊接的效率，而且加工的一致性更好，质量更稳定。而今，高速SMT 贴片机其运行精度及贴装速度，更是手工操作无法企及的。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与传统的手工艺完全不同：具有使用价值、设计成功、能够获得丰厚利润的新产品一旦问世，马上会成为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立刻招来各方面的投资促成大批量生产，产品很快就风靡全球，引发人们的消费需求和购买欲望，与其相关的周边产品也会成批涌现出来。制造工艺技术的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和生产手段的提高。十几年以来，SMT 工艺的发展带动了生产设备行业的进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例如激光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精密机械制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使生产设备更加智能化、人性化、高速度和高精度，电子生产设备的制造，成为效益最好的行业。到目前为止，我国电子产品制造企业中能够看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除了部分手动工具、半自动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以外，高档生产设备几乎全部是国外进口的。这些进口设备价格极其昂贵，动辄需要花费几十万人民币，甚至数百万美元。生产设备的购置、运行、管理、维护以及折旧费用，已经在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此时，工程技术人员成了工业生产劳动的主要力量；科学的经营管理、优质的器件材料、先进的工具设备、高效的工艺手段、严格的质量检验和低廉的生产成本成为赢得竞争的关键。对一切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因素，如时间、速度、能源、方法、程序、手段、质量、环境、组织等，都变成研究和管理的主要对象。这种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制造工艺，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中的操作经验和人工技能相比较，两者已有天壤之别。正因如此，现代的制造工艺学也应运而生，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并已作为工科职业技术院校普遍开设的必修课程。

传播工具与信息的消解
胡 昂
人类传播信息的工具/ 方式发展至今，大致而言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语言+ 图像—文字—图像+ 语言。第一个阶段，即文字发明之前，传递和记录信息靠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或所谓结绳记事、洞窟壁画。在这一阶段，信息传播是即时的、转瞬即逝的，要求接受信息者具有较快的接收和归纳整理能力，否则会影响信息的正常传播。因此也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人处理即时信息的能力普遍比较强。但这一时期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基本终生都在范围很小的地域内活动，所以处理信息的能力虽然很强，信息的传播范围却并不大，不同地域间信息的传播速率也不高。
第二阶段，文字发明之后，尤其是印刷术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从说和听变成了写（印）和看，不再要求人们有即时的反应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信息本身也起到制约作用：从口说无凭变成了有据可查，即强化了信息的准确性；为了传递信息，白纸黑字就必须有一定的意义，严肃性成了文字与生俱来的特征，这既要求写作者的态度和选词组句能力，也要求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阅读态度；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率：一部书可能辗转流传到各个地域，并通过抄录、印刷的复制而迅速广泛地传播。
第三阶段即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开始时间可以从电视机的普及算起，网络则是这个阶段发展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点。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第三阶段既具有即时性，又具有预谋性，同时或最重要的还具有消解性。从即时性方面说，无论电视的语言+ 图像还是网络的“文字”+ 图像所传递的信息都无法持久——它们也不指望持久，因为持久也就意味着无法迅速更新，而对于电视和网络而言，无法迅速更新就无法一直引人注意，进而就意味着死亡。此外，电视表面上采用口头语言+ 图像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但实际上它只在意所播放的图像以及能否迅速传递给观众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能否被接纳吸收明显也不是它在意的问题；网络也是如此，虽然看上去它采用了文字而非语言，但实际上却仅仅是口语的文字形式的记录而已。从预谋性方面说，无论电视还是网络，所传递的信息都是事先编辑整理过的，但这种编辑并非为了让人接收某些信息，而只是为了引人注意。也就是说，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展示给观众。从消解性方面说，首先，电视和网络以不断更新的巨量信息接连传递给受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受众看到了无数的信息却一个也记不住，因为信息量大到了爆炸的程度，当所有信息都很重要时，所有信息也就都不重要了。它们会提供大量真伪对错难辨的信息，让你自己筛选。其次，电视和网络其实并不以传递重要信息为己任，很常见的情况是，整点新闻结束后，播音员会礼貌地说再见，但是严肃的社会事件不可能每天重复发生，而能够明天再见的只能是仅供人观看、不供人思考的娱乐节目。此外，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与严肃的新闻报道紧挨着的往往是一个挑逗感官的广告，信息的严肃性因而消失殆尽。除了最大的冲击度（为了抓住眼球）和瞬间的遗忘（为了轻松切换至另一个节目或板块）之外，它们别无所求。而且电视观众和网络浏览者也很清楚，他们可以随时轻易地切换频道或网页。最后，电视与网络的消解性还体现于对公共生活和文化多样性的侵蚀。电视的普及导致公共剧场的废弃，网络的普及又导致家庭共同生活的被废弃。电视的普及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在有利于一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更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作用消解了文化间的差异性，文化多样性受到压制（广播也是如此）。网络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只不过它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
传播工具的作用是传播信息和知识，但是，如果它发展到以信息取代知识，以超量信息来消解信息的程度，究竟是我们出问题了，还是工具出问题了？

1. 某门户网站新闻板块截图，“俄罗斯自杀式袭击”、“美媒批评安倍“拜鬼’”、“艾滋女继续卖淫”、“越南航空公司美女比基尼秀”、“女星露点走光肉搏到底”等各色内容挤在一起。哪1 一个更引人注意？

电梯与摩天楼
周志
20 世纪80 年代的一部国产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没头脑”的建筑设计师造了一座999 层的大楼却没有安装电梯，于是小朋友们只能背着干粮爬一个礼拜楼梯到楼顶剧场看表演。现实中，西班牙一座已经接近竣工的47 层大楼便真的由于疏忽而忘记了装电梯。笑话之所以好笑，是由于其在现实中的荒诞，因为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座没有电梯的摩天大楼能有什么使用价值。尽管钢筋水泥等材料对于高层建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单从技术角度来看，高层建筑物的实现难度在古代并非遥不可及，中世纪哥特式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塔楼便是明证。但是，摩天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度，更在于它对人们居住、办公等生活以及行为模式的改变。1896 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入住了刚建成不久的高达28 层的华尔道夫饭店。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首次住进高楼的李鸿章便敏锐地指出高层建筑的两个关键，一是抗风性，二便是电梯的配套。从这层意义上讲，电梯的发明对于现代社会面貌的塑造功不可没。
这也正如吴焕加教授所言：“电梯促成了楼房向上增高，没有电梯就没有数十层的摩天楼。”其实，人类利用升降工具运输货物、人员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2600 年，埃及人在建造金字塔时就使用了最原始的升降系统。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电梯登上历史舞台是在185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人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Elisha Graves Otis）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发明，自此之后，超过20 层的民用建筑才成为可能。1857 年5 月，奥的斯在E. V.Haughwout 大厦安装了世界上第一部载客电梯。到20 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摩天楼已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百层以上高楼已不罕见。
摩天楼出现之际，中国正值晚清时期，当时的国人已经得悉摩天楼的存在，但却无法理解摩天楼中的电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定也是跟升降的吊篮一样吧？《第一高楼》这幅插画有趣而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国人对于摩天楼的想法。直到1907年，奥的斯公司在上海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安装了两部电梯，成为中国最早使用的电梯。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装电梯市场和最大的电梯生产国。
无论是否留意，我们身边的电梯实际上无处不在：出行时，地铁有电梯；上班时，办公楼有电梯；购物时，商场有自动扶梯；出差时，机场有自动步行带；回家后，越住越高的人们也不会有几个甘心情愿爬个20 层再进家门。但是，电梯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无形中成为某种束缚、某种负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与行为。且不谈频频发生的电梯安全事故给我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单单只讲电梯停电之后对人们生活工作节奏的干扰，每个人就都能说出几段哭笑不得的“血泪史”。
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那个著名的段子《八十一层楼》中，听到那个最最伤心故事的倒霉蛋，也许就在你我身边。电梯的便利刺激了摩天楼的建造，摩天楼的出现又刺激着更多人群涌入城市，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拥挤在方盒子一般的大楼之内。可以说，电梯的出现，改变了现代城市的面貌。但是，在交通工具仍只限于平面移动的世界里，电梯与摩天楼在垂直方向上对于城市人群的集聚效应在某种意义上是超前了。君不见，北京最拥堵的几个地段周围，无不矗立着那些高耸如云的摩天楼么？
除了城市，电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变也已经蔓延到了大自然之中。2002 年5 月，世界自然遗产——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安装了号称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这架电梯在带给游客观景便利的同时，也成为景区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自修建之时起，这架天梯便争议不断，甚至一度被强制停运，但经多方论证，最终还是在数月之后恢复运营。说实话，天梯既已修好，即使拆掉，也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伤害，还不如继续给人们带来便利来得实用。利与弊的复杂交织，这一事件，也可以看成是电梯在现代世界中命运的一个写照吧！

汽车：险象风驰
田 君
因为汽车，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大大提升了。1886年1 月29 日，德国曼海姆专利局批准了卡尔·本茨（Karl Benz）为其在1885 年研制成功的三轮汽车申请的专利，这一天被称为现代汽车诞生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汽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人们为汽车的高效便捷欢呼雀跃，似乎从不计较风光背后的险象。
车水马龙，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达的标志。如今，全世界的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0 亿辆。汽车的井喷式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交通的瘫痪。“一路畅通”成为上班族在每个堵车的早晨内心升腾的最高理想。开车不如走路快，并不是个别现象。交通堵塞已成为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重大障碍。仅北京公交车乘客的时间损失这一项，每年造成经济损失高达792亿元。汽车保有量的攀升使得路况持续叫急，修路的速度永远比不上产车的速度。从使用效率上看，小汽车显然不是经济的选择，然而在汽车与财富、权位对等的潜意识的影响下，宝马豪车成为人心所向，声势浩大的车展一票难求。漫漫长路，无尽等待，是城市人负面情绪蔓延的根源之一，烦躁、郁闷、失望等很多难以治愈的心理问题纷纷现身。对汽车的过分依赖，使懒惰滋生，很多“汽车人”离开车，寸步难行。汽车频繁怠速、低速、加速、减速，既造成能源浪费，又加重了城区的空气污染。2013 年，“霾”这个曾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的汉字，成为最热门的社会话题，《新闻联播》更是罕见地把它作为头条新闻重点关注。“霾”是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严重污染、PM2.5指数爆表、浓雾遮面、高速封路、停工停课、蓝天不再、净土不复。各式各样号称能阻挡PM2.5 的口罩被抢购一空，人们不惜花费重金购置空气净化器，研究各种能够抵御空气污染的食谱药膳，却没有心情研究一下“霾”为何突然造访。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我国机动车尾气排放在城市大气污染中的分担率已达到80％左右。汽车尾气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汽车的吞云吐雾，我们呼吸的空气不再清新；因为汽车的一路绝尘，我们的健康每况愈下。汽车污染大气的同时还对周围环境形成噪声污染，交通噪声污染甚至占整个环境噪声总量的20％以上。汽车的噪声和振动已成为影响生活环境和学校、机关、医院等单位的敏感设施的主谋。
汽车以惊人的速度带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它消耗的能源的惊人数量。石油，作为汽车的支撑动力解决方案（至少到目前是这样），被贪婪地攫取直至枯竭。一方面，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石油战争和石油危机，使得能源问题成为国家之间最主要的争端之一，在有限的自然资源面前，很多国家为一己之利争得鱼死网破，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需要道路、停车场和其他配套基础设施的扩张，而这一系列扩张无疑在压榨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如果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即每两人拥有1 辆汽车，那么汽车保有量将达到6.4 亿。按照欧洲和日本标准，每辆汽车消耗的土地面积为0.02 公顷，这将消耗1300 万公顷的土地，由此我国耕地资源短缺问题势必更加严峻。人类造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所用，造福于人，而今因为汽车的存在，人们发现即使是自由行走这样最简单朴素的愿望也成了奢望。以汽车制造闻名于世的德国，创造了有着响亮而贴切的中文名字的品牌——“奔驰”，1909 年戴姆勒公司登记了三叉星作为轿车的标志，象征着陆上、水上和空中的机械化。
后来在它的四周加上了一个圆圈，并镶嵌了4 个小星，下面有梅赛德斯“Mercedes”字样，意为“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惊奇与幸福”。速度与荣耀，本该是人们对汽车的寄望，却不想成为了很多人的心伤。世界各地，每时每刻，各种因为汽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和人身伤害不断发生。生死时速，触目惊心，汽车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每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20 万，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害”。人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汽车，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谨小慎微。在没有汽车呼啸而过的年代，我们可以有的那种且行且歌、闲庭信步和悠然心境，令人分外怀念。
1961 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在这本书里，她用“蚕食”一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汽车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贻害，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包括柯布西耶以汽车为尺度构想的“梦幻之城”，对当时美国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今天仍然在继续那种迎合汽车需要的模式。在经济快速增长被看作最重要的目标的国度里，汽车这个“改变世界的机器”正在悄然改变着人类本身。我们似乎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只有慢下来才能想清楚快的问题。今天北京等很多城市推行的汽车限购、限行、限号，征收拥堵费和停车费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购车人的个人利益换取社会的整体利益。“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出了问题仅仅依靠政策的限制，显然是不够的。是时候，人们应该静下心来重新评估“风驰电掣”的意义了。

电脑综合征
张 明
人类对自身记忆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原始社会便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随后，出现泥版、纸草、竹简、纸张等不同的记录工具，材质虽不断变化，但人与记录工具之间的关系从未改变。个人电脑的普及改变了这种关系，终于将人类从繁重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表格自动生成计算，序号自动排好对齐，提高了记录的效率，成就了信息的极大丰富。
然而复制粘贴如此容易，一方面极大的冗余信息随之而来，反而带来了更加繁重的辨别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方式所养成的复制思维逐渐占了上风，人类的计算能力日渐退化，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日渐下降。我们创造的工具反过来“无情”地改造了我们。
在手书年代，人们写字消耗的纸张笔墨更多、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更长，自然对于写下来的内容就更加严肃和认真。当输入速度不断提升，多写和少写所用资源相差无几，修改和涂抹变得轻而易举时，认真地对待自己“生产”出的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从出版商到读书人都在哀叹，读物的整体质量不可避免地一路滑落。加上使用屏幕阅读的舒适程度远小于纸本的阅读，阅读内容质量下降了，阅读工具的体验并未提升，这对长期阅读习惯的养成，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人类借助现代工具成功“走万里路”的同时，“读万卷书”虽然看起来毫无阻碍，实际上却困难重重。
2013 年8 月起，电视上激烈的汉字听写比赛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可见“提笔忘字”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缺乏练习显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正是电脑的普遍使用造成了汉字书写实践的缺席。久不“提笔”，必然“忘字”。仅仅靠阅读而不亲手抄写的话，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成人，也很难回忆出平时常用的汉字结构。这也与输入法的工作方式有关，目前常用的输入法大多为键盘输入拼音后从给出的几个同音词语中选择正确的一组。这一过程中，汉字字型的辨识变成了拉丁字母的辨识。我们的手“被迫”适应了键盘，几千年书写象形文字所积累的形象思维和记忆方式“被迫”改为了键盘输入法所使用的字母思维和记忆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转换，会对我们文化的内核带来怎样的影响？随着输入法越来越智能化，模糊识别已经支持不完全正确的拼音输入也可获得正确的词语，可以想象，不仅书写能力日渐退化，汉字读音的准确性也面临着危机。电视节目的热播从侧面反映出大家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可是如何能够逃脱这种危机？电脑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已经全面地渗入了人类的生活与工作，我们早已离不开它。
从电脑的自身进化来看，本来应该削减劳动强度，使事情更简单方便的工具，却由于自身高度发展，导致这一工具的使用变为了一种需要单独学习与训练的技能。电脑的设计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最初DOS 界面到桌面系统的开发，拟物化的界面设计努力使电脑操作变得与日常生活情境类似，以减少其作为工具的使用难度。文本处理和图像处理是电脑的两个常用功能。电脑制图、图像处理、数码设计的软件如此普及，“人人都是设计师”的民主时代降低了专业门槛。全民狂欢的同时，作品水准却无从考量，大量低水平设计使设计行业的形象遭受了重创。人们沉迷于电脑程序所生成的效果，忘记了设计的价值所在，将“工具的效果”误认为人类创新的成果。工具既是物的一种，应当承担人类与被创造物之间的媒介职能，将其当作目的，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将电脑作为工具来反思，正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反思。而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正是“设计”的根本任务。

手机的神话
李 云
就工具而言，有钉子，我们就会想到锤子，有瓶子，会自然想到起子，工具内化为人的延伸，进入到人们应对各种生活情境的习惯里。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拿起手机，刷刷微博，打打僵尸，把时间足足分分地打发掉。“有时间”这个条件太容易达成了，手机的可怕也源于此。在手机泛滥的世界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两部反乌托邦著作的影子，《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手机就像赫胥黎笔下《美丽新世界》里的唆麻，“具有基督教和酒精一样的好处，却没有两者的坏处”。小说里，人一旦疲劳或是无聊，就需要服用唆麻，陷入到昏沉沉的幸福中，没有了个人情绪，也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手机是全方位的媒介工具，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塑造自己的方式，人们也沉迷其中，与唆麻有着类似的功效。
首先，手机可以随时上传与分享信息，使得无意义的信息指数化增殖。在电报产生之时，人们就感慨信息的过剩，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就抱怨，新旧世界无与伦比地接近之后，传来传去的只是某某公主得了百日咳的消息。信息过剩意味着，信息不再以有用为追求，而是以新奇为价值，激发人真正行动的信息少了（抢盐事件除外），看过即忘，过一时之瘾的信息多了。手机毫不偏离前辈工具开辟的道路，让明星床前饭后的事情传得更及时、更真实，甚至也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传得跟明星一样的真实。其次，手机的信息碎化也是青出于蓝。短信的长度是由编码决定，英文是140 个字符，换成中文是70个汉字，依赖于手机网络的Twitter 也遵照用户习惯，字数限制不变，新浪与腾讯的微博则照葫芦画瓢，直接把Twitter 的140 个字符置换成140 个汉字。很多纸刊在做APP 客户端的时候，也把内容编辑成60 秒的概览。据说，这也符合人类的认知能力，一般人一次性也就能处理这么多信息，因而真正能让人一目了然，跟唆麻一样，轻松愉悦，不留思想疤痕，但它也剥夺了人们的思考能力与专注能力。手机一闪，上帝都不再发笑了。最后，手机传播的都是情绪化的信息。情绪是《美丽新世界》里禁忌的不安定因素，在现实中，手机则可以把它们都以规范的方式、规范的渠道导走，一刻拇指翻飞，频频点赞，就如一场宿醉，只记得昨夜似有好事发生。赫胥黎在19 世纪早期担心的是情绪麻痹，个性丧失，21 世纪的现实则更狡猾，个性与情绪都由手机汇成一股股巨浪，轻轻地拍到沙滩上。
手机还有点像《一九八四》里无处不在的电幕。在小说里，电幕是“老大哥”的化身，既能灌输思想，二十四小时播报胜利的消息，也可监控一切，要是你在为不应兴奋的事情小鹿乱撞，思想警察就上门了。手机不像电幕，把世界压抑得阴沉沉、潮腻腻的，而是让人心甘情愿、欢乐祥和地坦白今生罪孽与前世情缘。尤其是在山雨欲来的大数据时代，手机是最好的帮凶，无论是走路频率、穿衣品位，还是月经周期、怪癖性向，它都会默默地替你记录，并能及时地预测你的需求。试想，在某个礼拜一的早上，手机叮咚一下为你推送了一条购买牙膏的链接，你愤愤地踱进卫生间，才发现牙膏确实用没了。这样的未来不难实现，而代价是放弃你身上各个部位的隐私，赤裸裸地把自己装进全景监狱里，而铁栅就是你的过去。只要你不突然变异，在铁栅后面都觉得很自在。而且，这个监狱里不用狱警，即使有“老大哥”，他也一样装在里面。
手机构造的世界是赫胥黎与奥威尔不能设想的。手机的意义是让人忘记了它是一个工具，它已经成为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没人在意它对自己的规约。我们透过这一块块黑屏幕看向萎缩的世界，里面有着一张张像虚拟表情一样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