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一个时代的终结或开始？

阿瑟•丹托，2013
摄影：莉迪亚•戈尔（Lydia Goehr）

2013 年10 月26 日晚， 与美国艺术家罗斯（Clifford Ross）讨论他今年4 月在浙江省美术馆的展览事宜，我们从不同渠道得知丹托（Arthur Coleman Danto）去世。尽管我们对丹托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的突然去世仍然颇为震惊。丹托为罗斯写过评论文章，用黑格尔的三段论来解释罗斯的摄影作品，这是我见过的用哲学观点从事艺术批评写作的典范，也是我开设的艺术批评课程的必读文章。
记得2012 年9 月间曾经在罗斯的纽约工作室见过丹托。我和潘公凯应邀去康奈尔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全球化时代的双年展的讨论会，途经纽约，罗斯设家宴款待。丹托和他夫人也在。说实话，刚开始我都没有认出他们来。我一直认为丹托卧病在床。2011 年3 月曾专程去他家中拜访，得知他因急性肺炎住进了医院，原计划的学术交流只好作罢，只能在医院匆匆见面。丹托后来给我写邮件表示歉意，说他当时自以为过不了那道坎，没想到居然康复了。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他在康复过程中跌了一跤，胯骨摔裂了，只能卧床静养。没想到他居然能够从纽约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寓所，到下城格林威治村参加晚宴。我从康奈尔回纽约后，专程去他家拜访了一次，感觉他真的老了。不过，尽管说话语速不快，有些不够连贯，但是在关键时刻仍然能够显耀哲学的光芒。我原以为丹托过了那道坎，就能够长命百岁。（图1-2）
2000 年认识丹托，那时我在耶鲁访学，其间翻译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书中涉及丹托的艺术定义理论，我专程去纽约寓所拜访过他一回，请教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他独创的“artworld”一词的翻译问题，如何将它与“art world”区别开来，等等。那时我全副精力集中在美学理论研究上，从现象学美学，到分析美学再到新实用主义美学，一路研究过来，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对于丹托走向艺术批评，确实有些不敢苟同。我当时信奉学术等级制度，把艺术领域中的知识分为三个等级：美学或艺术哲学居上，艺术批评居中，艺术实践居下。艺术实践被认为是没有经过理论化的事实；艺术批评是对具体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阶话语；美学是对艺术批评的分析和评价，为艺术批评提供概念和根据，是二阶话语，在这种意义上，美学也被认为是“元批评”（meta-criticism）或者“批评的批评”。探根究本是哲学的本性，对元思想的迷恋，出于哲学工作者的习性。这种偏见，让我看不到丹托思想的深刻之处，也没有对他的著作做深入的研读，我当时认为他的美学不够纯粹，不够经典，不够“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耶鲁访学回来之后，我居然走上了一条丹托式的自我放逐之路，由纯粹的美学理论，进入艺术批评，由二阶进入一阶；甚至进入展览策划和剧本创作，完全脱离了理论话语。当美国学者介绍我是中国的丹托时，真不知道是夸奖还是嘲讽。我介入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领域，目的是为了美学或艺术哲学研究。就像丹托的理论能够解释上世纪60 年代以后的纽约艺术那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建构一种理论，解释独具特色的北京艺术。在我意识到这种使命之后，回过头来看丹托的理论，才发现它的过人之处。
哲学出身的丹托，无疑奏响了当代西方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最强音。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丹托的理论不仅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学者，而且在力度和深度上也超过了他的前辈学者。尽管丹托的艺术理论不完全属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盛行一时的反美学潮流，但是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颠覆，可以说是丹托和后现代美学家的一致追求。无论是弗莱、贝尔还是格林伯格，这些为现代主义艺术辩护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深度和学术素养都无法与丹托相提并论。可以说，丹托建构了迄今为止最有深度的艺术理论。丹托的介入，对于艺术领域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丹托的存在，整个艺术话语的理论水准得到了提升，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因此变得更加理论化了。

1. 2011 年3 月，彭锋在丹托家中留影，惠蓝摄

2. 2012 年9 月， 彭锋在丹托寓所与丹托对话，王硕摄

基维（Peter Kivy）将迄今为止的美学区分为刺猬美学和狐狸美学。所谓刺猬美学就是宏大叙事美学，力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凭借这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艺术问题；所谓狐狸美学就是微观叙事美学，目的不是建构理论，而是解决问题，尤其强调逐个地、深入地解决问题。尽管对于这两种美学理论的优劣，基维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从他宣称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来看，新时代的美学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包但却浅尝辄止的刺猬美学，而是专门而深入的狐狸美学。[1] 不管基维对于丹托的评价是否公允，但是丹托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美学界公认的。那么，丹托代表的美学时代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美学时代？换句话说，丹托的美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学？丹托生前没有人给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自然也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丹托美学的时候，可能会获得某种更加清晰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可能过于宏观和简单，但是对于勾勒丹托美学图像来说是有必要的。让我们从丹托自己的宏观把握入手吧。由于丹托是从哲学领域进入艺术领域，他喜欢通过与哲学的类比来澄清艺术的发展脉络。迄今为止，哲学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有了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可以将康德之前的哲学称之为古代哲学，其中包括中世纪哲学，将康德之后的哲学称之为现代哲学，将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哲学称之为当代哲学。古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宇宙论或本体论，力图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认识论，力图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当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语言哲学，力图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回答或者避免哲学问题。由此可见，哲学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认识论转向；一次是语言学转向。
关于哲学发展的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丹托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是直接采用这种通行的说法。丹托的目的，不是去研究或回顾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行关系。仿照哲学发展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在古典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再现论或者模仿说，艺术的目的就是再现外部世界。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类似。到了现代艺术阶段，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占据上风，艺术的目的是探测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内心情感，创造自律的形式或者有意味的形式。现代艺术对内在世界的表现，与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人的内在能力的探究类似。现代艺术与现代哲学一样，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主体性。丹托敏锐地发现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与哲学领域中的康德之间的类似性，换句话说，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就是哲学领域中的康德。尽管将20 世纪的格林伯格与18 世纪的康德类比，冒着时代错位的风险，但是格林伯格的确从康德那里获得了辩护现代艺术的思想武器，对此格林伯格本人毫不隐瞒。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相应的艺术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观念艺术。
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转向，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类似。[2] 就像哲学发展到语言哲学阶段有可能终结哲学一样，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阶段有可能终结艺术。尽管这两种形式的终结非常不同，但是就像维特根斯坦当年宣称弄清了所有哲学问题而不再研究哲学一样，丹托也宣布艺术终结了，从而有了著名的艺术终结论。
我这里不想去讨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而是希望沿着丹托发现的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做进一步的发展，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发展到包括美学或者艺术哲学在内。尽管丹托不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起来，认为将艺术与美区别开来是20 世纪艺术哲学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还是依照惯例或者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忽略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前文引用基维的观点时，美学可以替换为艺术哲学。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扩展到包括艺术哲学在内？
换句话说，将艺术哲学与哲学和艺术并列起来讨论是合法的吗？难道艺术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吗？难道艺术哲学的发展变化，不是受到哲学在总体上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吗？诚然，艺术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哲学潮流的变化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将美学或艺术哲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更容易看到它的特征和发展脉络。因此我在这里想提一个丹托未曾提出的问题：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吗？如果哲学、艺术、艺术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哲学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根据丹托发现的那种平行关系，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的目的是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认识。作为认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密不可分。古代中西美学中的大量评点，就属于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或美学。现代艺术对主体和形式的探索，与现代哲学转向对内在认识能力的研究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开始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成为自律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哲学的典范。基维所说的刺猬美学，就是这种包罗万象、自成体系的艺术哲学。在基维看来，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业已终结，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相应的艺术哲学应具有怎样的特征？根据丹托，当代艺术哲学是觉解型的，即通过觉解让寻常物获得新意义，从而嬗变为艺术品。众所周知，丹托全部艺术哲学旨在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什么一个是艺术品，另一个则不是？丹托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理论解释在其中起了作用。有了理论解释，寻常物就嬗变成了艺术品；没有理论解释，寻常物就依然保持为寻常物。为此丹托引用了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说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3]“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之间只有觉解或者顿悟上的区别，在丹托看来，觉解引起的区别不仅是当代艺术的特征，而且是当代哲学的特征。由此，丹托仿照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当代艺术终结到了哲学之中。我认为，丹托用觉解引起的嬗变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都有失偏颇。语言转向之后的当代哲学的特征，与其说是觉解，不如说是分析。当代艺术之所以还保持在艺术领域，就说明它并不仅是觉解，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并不就是哲学。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丹托所发现的觉解的重要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说用觉解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的特征都会有失偏颇的话，那么用它来概括当代艺术哲学就刚好合适。其实，丹托当作当代艺术和当代哲学特征的觉解，只是当代艺术哲学的特征。艺术并没有终结，也没有为哲学所取代，只不过是艺术哲学加入了艺术的创作之中，它们一道完成了寻常物的嬗变。[4]
到这里为止，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平行关系，即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的平行关系：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或本体论对应于古典艺术中的再现论，再对应于古代艺术哲学或美学中的评点；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应于现代艺术中的表现论和形式论，再对应于现代艺术哲学中的体系；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分析对应于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论，再对应于当代艺术哲学中的觉解。这里所说的觉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术语，冯友兰用它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征：“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圣人不可能做出奇异之事，他也不需要做出奇异之事。他跟大多数人做的事并无二致，但是由于他具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情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圣人是在觉悟状态做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事。”[5] 冯友兰认为，哲学的目的不是增加实际知识，而是提高人生境界。所谓人生境界，实际上就是人生的意义世界。提高人生境界，就是扩大意义世界。扩大意义世界的基本方法，就是觉解。冯友兰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6] 同一件事情，因不同的觉解而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个世界，因不同的觉解而呈现出不同的境界。丹托强调的理论解释所导致的嬗变，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哲学中所说的觉解导致意义世界的改变。冯友兰所说的觉解，与禅宗的顿悟关系密切。丹托对禅宗也不陌生，他曾经聆听过铃木大拙在哥伦比亚的讲座并深受影响。丹托希望把在当代艺术中发现的因觉解引起的嬗变，扩展到所有哲学之中，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觉解引起的嬗变问题，由此丹托通过绕道当代艺术，最终与中国传统哲学走到了一起。哲学不是增加实际知识，而是提高人生境界。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就已经不是理论知识，而是生活艺术。
丹托宣称艺术终结了，基维又宣称丹托终结了。但是，在我看来丹托在终结一个时代的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艺术将由客体艺术，转变成为生活艺术；哲学将由知识哲学，转变为生活哲学。艺术与哲学一道，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人人都是艺术家，而且人人都是哲学家。我们期待这个时代的来临！

注释：
[1] Peter Kivy, “Foreward”,in Noël Carroll, Beyond Aesthe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 2 ] A r t h u r D a n t o , After the End of Art: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6.
[3] Arthur Danto, “The Art 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ume 61, Issue 19, 1964, p.579.
[4] 参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12。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5，第378 页。
[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三联书店，北京，1985，第5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