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一位快乐的哲学家

纵观阿瑟•丹托的一生，他保持着三种身份：第一，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第二，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第三，他还是一位艺术批评家。早期的阿瑟•丹托，主要是以一个分析哲学家的身份，对尼采、艺术史学和行为理论进行研究，相关著作的出版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望。这些探索同时引发了他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他的第二个身份——身体力行的艺术家——则由此而来。令他惊喜的是，年轻时创作的这些令人惊叹的木版画，在其晚年时被大家重新发现和提及。中年时，丹托出版了美学著作《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1981），并幸运地被指定为美国《国家》杂志的艺评家，他一生都在为这本杂志撰写艺评，直到去世。在《我作为哲学家的一生》[1] 一文中，丹托用他代表性的表达方式清晰地讲述了他作为一个知名人士的点点滴滴。而《栋方志功在纽约：1950 年代的记忆》[2]，则可以看作是对其自传的补充，这篇文章主要记录了他和那位日本艺术家朋友的生活。40 多年来，我和丹托在思想层面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在我讲述丹托的故事时，也会带入一些我生活中的内容。丹托是个善于交友的人，我想很快会有其他人为他写文章，他们将会为我这篇文章作补充。我将此文献给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和乔纳森•吉尔摩（Jonathan Gilmore），这两位是丹托与我共同的挚友，也都跟哥伦比亚大学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作为两位知名的哲学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丹托的理论进行了拓展。
1966 年，我第一次见到丹托，那时我是哲学系的一名研究生。那个年代在美国的发展史中，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中都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学生暴动。1972 年，我以一篇关于艺术哲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丹托还没有开始研究美学方面的问题，而我论文写作灵感的主要来源是理查德•沃雷姆（Richard Wollheim）和理查德•库恩斯（Richard Kuhns）。
前者于60 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后者是丹托的同事、挚友。我很幸运拥有如此伟大的三位老师，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70 年代我参加工作后，与丹托联系频繁，并成为挚友。那时我在匹兹堡大学教授哲学，由于他爱写信，我又定期访问曼哈顿，所以我们有机会分享彼此的经验。80 年代初，我们自驾游去了意大利北部，刚开始有我妻子玛丽安•诺维（Marianne Novy）的陪伴。7 月，我们从都灵向东进发，在途中的维罗纳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天晚上恰逢街市节，我们在人群中闲逛，无休无止地讨论着属于我们的各种话题，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份完美的友谊。令我吃惊的是，丹托说他每天只花两个小时写作，并指出只要专心致志，这两小时能完成大量的工作。后来又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写一篇《纽约时报》的专栏只花五十分钟。丹托众多书信的写作风格与他发表的文章的风格是一致的。以我长期的经验，一个经常阅读丹托的读者在想象中构建的丹托形象与丹托本人是十分相似的。等我真正了解他时，我发现读他的文章，就仿佛是面对面的谈话。后来我从事哲学写作时就变得轻松许多了，因为我只需要记录我们之间的对话。当然，上面这句话不可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但是想象与他面对面，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
作为一个在哲学领域从事视觉艺术研究的晚辈，我必然很想跟丹托探讨我的观点——至少在早期，我需要得到他的认可。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信徒，从这个角度来说，丹托是个异类。毋庸置疑，我对他的著述感兴趣让他大为高兴，他也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但他对拥有追随者毫无兴趣。他喜欢我的一些论题，比如，他喜欢我写的一本研究漫画的书，这本书将他的思想拓展到一个他从未涉足的艺术领域。但其他的主题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他礼貌地阅读了我写的关于普桑（Poussin）的书，但依旧像从前一样讨厌这个画家。我还记得跟他一起参观哈佛博物馆，我们满怀热情地看了各种艺术品后，我几乎是拖着他看的《酒神巴库斯的诞生》。丹托欣赏我关于艺术史方法论的阐述，但说实话，他作为哲学家来研究艺术，和我的关注点大相径庭。后来我出版了一本关于世界艺术史的书，书中的主题并不吸引迟暮的丹托。我写的关于他同事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的书，他也不感兴趣。而我对沃霍尔的解读，跟他著作的观点也不同（甚至相悖）。有一次，我逼问他：“阿瑟，难道你的美学理论中没有天主教因素吗？”这可是体现在他涉及“变容”（transfiguration）的那本书中的。他说：“我不信天主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教徒。”就连写我们共同的朋友肖恩•史卡利（Sean Scully）时，我们说的事情也是迥异的。
一个以古怪著称的批评家将丹托谑称为“快乐的哲学家”。事实上他的确很快乐，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他的事。他确实需要面对思想上的不同意见，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他还得面对迥然不同的趣味。但总体来说，他写的都是他喜欢的艺术、喜欢的书、喜欢的人。他喜欢天主教式的热情。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当他还是个年轻的教授时，他的人生也有过坎坷不平。当然，后来他成了著名的演讲家和作家，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撇开他的个人遭遇不谈，如果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怎么会将他所说的后历史时期想象为人人快乐的？（这种想象在他第二任妻子芭芭拉•韦斯特曼（Barbara Westman）的艺术中得到实现。）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刻，或者对政治感到绝望的时刻，他确实会心生悲凉。但我依然认为就像丹托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快乐的人——即使他依旧是个边缘化的学者，但是他会一直快乐着。这是我个人从他身上学到的精神。那些读过丹托的艺术评论或买过他美学理论书籍的艺术家，或许听说他还写过一些纯哲学的东西。他的哲学同行们自然也知道他对当代艺术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总体来说，这两类读者是分开的。对于哲学家，即使是艺术哲学家，他们也只是丹托艺术评论的普通读者，而艺术家们又很少有哲学方面的专业能力。所以，未来的读者会如何看待他的著述，我们无从知晓。但在说到他在哲学和艺术批评两方面不同的兴趣时，我未曾提及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的那些评述者们——那些艺术史家。这种疏忽在我是有意的，虽然丹托认识一大堆艺术史家，也曾饱含热情地写过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但总体上来说他对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艺术里那些最流行的方法并不怎么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我对我的说法很有把握，我们在一本边缘化的杂志上发表过总结性的结论，不过这个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
跟丹托一起欣赏艺术、讨论艺术是最舒服的，哪怕不见他，只是用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系。在这个评论家最后的时光，我们还一起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了莫兰迪（Morandi）的展览。我能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相信（我当时竟这么想），我们会永远交谈下去。丹托是一个彻底世俗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一死就是百了。在与他交往时，我一点都没有料到，在他离开后我是如此的想念他。
注释：
[1] Arthur Danto, “My Life as a Philosopher”,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ume XXXIII. The Philosophy of Arthur C. Danto, Open Court, Chicago,2013.
[ 2 ] Arthur Danto , “Munakata in New York: A Memory of the 1950s”, Philosophizing Art: Selected Essay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9. My account of his art appears in “Arthur Danto: Artist,” 1 January 2011, http://artcritical.c om/2011/01/01/danto-artist /.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see my “Warhol, Danto and the End of Art History,” ArtUS26 (2009): 92-97.
* 原文以“A Perfect Friendship: Remembering Arthur Danto”为题发表于www.artcritical.com 网站。中文版经作者授权在本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