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丹托对黑格尔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阿瑟•丹托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在当代知识界享有重要地位。1984 年，他的一篇名为《艺术的终结》的文章唤起了对艺术身份确定性危机的普遍焦虑，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成为近30 年艺术哲学界的关键词之一。翻开他的著作，尤其是其中的艺术终结命题，其论证思路与黑格尔的思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表面上看来，丹托的艺术终结观恰如黑格尔思想的现代版本。但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丹托与黑格尔不同的价值诉求和时代使命，这也带来了他在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丹托借鉴了马克思的历史终结的思想，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一、黑格尔历史观的基本特征
丹托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集中体现在对其历史观的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欧美知识界产生持续影响。简单说来，他的历史观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他曾经指出：“我们所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1] 这也就是说，思想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思想的历史。并且黑格尔在这段话中还表明，历史是人类的专属品。自然没有历史，因为动物没有思想。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评述黑格尔的历史观时说道：“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而且展现为理性的自我发展，所以历史过程在根本上便是一个逻辑过程。可以说，历史的转化就是逻辑的转化被置之于一个时间的标尺上。……历史中所出现的那些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必然的。”[2] 在这段话中，他指明了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几个关键点：历史的实质是具有逻辑性的思想；历史过程的展开是思想逻辑性的体现；时间不再是历史的关键因素，它被沦为思想的附庸，只是丰富和体现思想的外在因素；由于历史过程是一个逻辑过程，因此，思想的历史讲求必然性。这种对逻辑性思想的强调以及对时间在历史中地位的降低的观念都被丹托所接受，成为他解释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二，黑格尔将精神意识的自我认识历程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历史设定了特定的目的，即对自由的探寻。“自由”在他那里，存在多重含义。拜泽尔（Frederick Beiser）曾经指出：“黑格尔把自由看作是法的基础，精神的实质和历史的目的。”[3] 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有政治层面的，有哲学层面的，还有历史哲学层面的。同时他还指出，自由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治、独立自足性和自我规定[4]。这三个方面彼此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自治的事物，自然是独立自足、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定的。本文主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概念。在《历史哲学》的结尾，黑格尔谈到了历史的目的：“一直到现在，意识已经出现了。这些就是形式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形式中，‘自由’这个原则实现了它自己；因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5] 在这里，自由和精神的自我意识被联系在了一起。当精神具有了自我意识，就是自由出现的伊始，当其实现了对自我的认识，也就意味着就实现了自由。由此，黑格尔认为，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完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进程，无非是自由探索自身的历程。当历史完成了自身，就是它终结之时，同时这一点又是自由充分表征自我之时。黑格尔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的目的与他那个时代哲学精神的关键语汇——自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对自由的期盼对后世的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美学和艺术领域，审美与自由的关系一直是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这种思想传统中，丹托也没有例外，对自由的思索也是他艺术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只不过不同的时代诉求，以及不同的历史任务，使丹托创造性地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改造。
二、丹托对黑格尔历史观的继承
当代艺术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丹托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理论化倾向和多元化态势。可以这样说，对当代艺术的这两大走向的反思是丹托艺术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归宿。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两大面向，丹托回到了黑格尔。他试图用黑格尔历史观念的特质，来解决他所面对的艺术难题。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对“世界历史”的全面扫描，在他的视野中，历史始于东方，终于日耳曼世界。与黑格尔不同，丹托借助他的思想，思考的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变迁，而是艺术的发展。可以这样说，他是在以平行结构的形式将黑格尔的历史观移植进他的艺术哲学之中。因此，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学术缘分，集中体现在他的艺术哲学思想层面。具体说来，他把从黑格尔那里吸收过来的历史观限定在了艺术领域，将黑格尔哲学中的思想即“精神”置换成了“艺术”这一概念。在这种置换中，他把历史的内容是思想的观点贯彻其中，将艺术设定成一种可以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的“精神”，它以认识自我为目的。这种定位，就将艺术变成了一种可发展自身的思想，它的历史也不是时间性的自然史，而是对自身的反思，因此依附于艺术发展自身的逻辑。在这种思路下，他把艺术的本质规定成了一种哲学，而艺术史则成为了艺术概念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探寻史。而20 世纪艺术的理论化倾向不是艺术发展的歧途，而是艺术本质的显现和必然选择。
并且，在丹托的笔下，他还将艺术自我认识的历史、自由和多元化三者联系在一起，从而解决了他对多元化态势出现的必然性的论证。有关自由，他喜欢提到黑格尔的描述：“这种三部分的分期几乎不可思议地对应于黑格尔的惊人的政治叙事，在这种叙事中，首先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然后只有一些人是自由的，接着最后，在他自己的时代，人人都自由了。在我们的叙事里，首先只有摹仿是艺术，然后几种东西是艺术，但每一个都试图消灭它的竞争者，接着最后，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了任何的风格限制或哲学限制。没有艺术品必须体现的特殊方式。我应该说，这就是当前宏大叙事中的最后时刻，这就是故事的终结。”[6] 在这里，丹托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是探索自由的历程的基本立场，将艺术的自由比附于后者的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同时，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他所理解的自由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历史赋予的自由；而第二种则是摆脱了历史的束缚而获得的自由。在摹仿占据艺术本质的主流观念，或者说它代表了艺术发展的方向时，只有摹仿艺术才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历史所赋予它的。在这一阶段，摹仿艺术可以自由地否定其他可能性都不是艺术。但到了没有风格和哲学的限制，所有的风格都被认为是艺术的时候，丹托认为，这也是一种自由，只是这种自由存在的前提是艺术已经没有了发展的历史，即所谓的艺术终结之后或者说艺术发展的后历史时期。这是他所理解的第二种艺术自由。
由于将自由分成了两种，因此，丹托对自由的理解与黑格尔有所不同。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的三个阶段是连续体，它们共同构成自由的自我探索的完整历程。但在丹托这里，两种自由的含义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断裂。前者属于艺术的有历史时期，后者则属于后历史时期，中间的断裂点就是艺术终结的标志性时刻。同时这还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的完成是历史的完成，二者同步进行；而在丹托这里，历史的完成是第二种自由完成的前提条件，后者在前者完成后才可能出现。两种自由的划分，体现出丹托在时间观念上与黑格尔的差异。
三、丹托对黑格尔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高建平先生曾经指出：“与福山相比，丹托接受的黑格尔的终结观，更多的受到了马克思，而不是科耶夫的影响。”[7]黑格尔关注的历史，是精神的自我探索史，他的历史具有终结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立足于历史的终结之后，即共产主义社会，来审视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这相对于黑格尔而言，多了一个时间维度，即终结之后。丹托同样如此。他曾经说过：“在两种情况下——历史的终结与艺术的终结——在这两个术语的两个意义中，有两种自由状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面中，人类自由地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他们摆脱了某些历史痛苦，这些痛苦注定了在任何特定阶段，都有一种真实与非真实的存在方式，前者指未来，后者指过去。在艺术终结后，艺术家同样自由地可以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任何人——自由地做任何事或做一切事。”[8] 丹托所说的马恩所谓的“人类自由地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指的是，在共产主义阶段，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上午干这事，下午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9] 马恩在此指的是历史终结之后社会分工的取消，但丹托站在艺术哲学立场理解出来的却是艺术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指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尝试各种风格，不再有历史的限制。很明显，这种自由实质是风格多元化的自由。
由于接受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念的改造，丹托对时间的处理，就具有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黑格尔的历史观到终结处便戛然而止，他并不考虑一个事物终结之后的状况，也从来没有对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进行关注。但丹托不同，他虽然思考的是历史本身，但其立足点却与马克思一样，是历史终结之后。因此，在他这里，艺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存在着黑格尔历史观中所没有的时间断裂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条线段，这条线段始于精神开始有自我意识，终于精神自我认识的完成。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这条线段的终结之后，又为它续上了一个新的时间线条，即共产主义社会。丹托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他那里，艺术终结之后，并不是没有艺术的存在，而是艺术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它有变化而无发展，因为终结之后的艺术不再提供处于历史中的艺术所提供的那些哲学上的惊奇。
丹托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观之后，出现了与黑格尔非常不同的时空转换思路：黑格尔是将空间转换成时间，即将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东方与西方，如中国、印度、法国和普鲁士等，转换成了时间性的，中国的明天是普鲁士，普鲁士的过去是中国。而丹托要做的，恰与之相反。他注意到了艺术中的各种风格产生于不同的时间，但他要做的是如何将时间性的风格变成空间性的存在，即取消它们产生和存在的时间性。摆脱了历史方向束缚是艺术获得自由的表现，同时也是艺术多元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艺术自由的具体体现就是艺术的多元化。当丹托将这几者构建在一起时，就完成了自己为自己提出的艺术解释的使命。

注释：
[1]（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1，第8 页。
[2]（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 北京，1997， 第177 页。
[3][4] Frederick Beiser,Hegel,Routledge ,2005, p.197.
[5] 同[1]，第450 页。
[6]（ 美） 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7，第51 页。
[7] 张冰：《丹托的艺术终结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2，第17 页。
[8] 同[6]，第49 页。
[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第 85页。

* 本文为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艺术终结的旅行——从西方到中国”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1XZW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