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初起西南风——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内容摘要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本文例举的造型是多穆壶、僧帽壶以及塔式盖钮，例举的装饰题材是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纹。并且，那时还出现了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刻丝曼荼罗，而因最早匠师阿尼哥的关系，元代特有的织御容也难排除其影响。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蒙古族的尚薄葬、明初的大破坏，故当年藏传佛教的影响大于今日所见，但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将使情况改观。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因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且在设有官府作坊的地点（如浮梁磁局所在的景德镇），民间产品受藏传佛教影响更深，故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热中带动了全社会。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但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甚至曼荼罗也会汉藏合璧，这再次显示了汉地对外来文明的接纳未久即行改造。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当年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中土初起西南风——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尚刚
内容摘要：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本文例举的造型是多穆壶、僧帽壶以及塔式盖钮，例举的装饰题材是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纹。并且，那时还出现了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刻丝曼荼罗，而因最早匠师阿尼哥的关系，元代特有的织御容也难排除其影响。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蒙古族的尚薄葬、明初的大破坏，故当年藏传佛教的影响大于今日所见，但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将使情况改观。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因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且在设有官府作坊的地点（如浮梁磁局所在的景德镇），民间产品受藏传佛教影响更深，故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热中带动了全社会。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但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甚至曼荼罗也会汉藏合璧，这再次显示了汉地对外来文明的接纳未久即行改造。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当年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关键词：元代汉地 工艺美术 藏传佛教
元代，藏传佛教地位崇高，汉地工艺美术因之深受影响。本文拟主要依据实物，对此做一初步梳理，切盼抛砖能够引玉。
视觉上，工艺美术品可分作造型和装饰两部分。以下的叙说也由此开始，但那时，还有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作品，它们不能仅以造型或装饰看待，故须单独说明。
一、造型
尤其在蒙古皇室虔诚崇信藏传佛教之后，大批番僧前来中土，他们也带来了大批器具，为汉地的仿制提供了楷模。在现存的仿制造型中，主要有多穆壶、僧帽壶及塔式盖纽。
1.多穆壶
多穆壶本为藏区用以盛贮酒、油等液体的器具。其形若筒，但被几道横向的凸弦纹环绕，体侧有执，上端一侧设短流。今见元代作品造型尚粗硕，由上而下渐次加粗，而后，却趋向颀长，上下直径彷佛。元代，汉地制作的多穆壶仅见瓷器一种，但到明清，则多出了掐丝珐琅等在内的金属制品。
已知汉地最早的多穆壶出土在北京的铁可墓，作品为景德镇青白瓷。此墓建于皇庆二年（1313年）。[1]铁可是元前期的重要人物，其传记载入《元史》。[2]他生前的官职包括中书省右丞相，死后则追封延安王，此人祖籍巴基斯坦，早在窝阔台时代，其父斡脱赤、其叔那摩已经显要，他们都是僧人，那摩还被贵由师事，蒙哥更尊之为国师，以“总天下释教”。以铁可的尊贵地位和宗教背景，墓中出现多穆壶十分自然。
2.僧帽壶
僧帽壶是藏地常见的茶壶，多为金属质。据说，其得名是因壶顶形象类似萨迦法王的僧帽。已知的元代汉地僧帽壶仍为陶瓷，也产于景德镇，有北京出土的青白瓷，也有菲律宾出土的青花瓷。
元代的僧帽壶造型敦厚浑朴，与明清不同。后世的僧帽壶主要仍为陶瓷，但数量大增，在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的青花和红釉等著名品种里，都有僧帽壶。清乾隆时，还出现了仅做装饰的僧帽壁瓶，足见其颇受青睐。当然，这与清代帝王，特别是乾隆帝也崇奉藏传佛教有很大关系。
3.塔式盖纽
藏传佛教的影响不仅及于器物的整体造型，还渗透到若干传统造型的细部。典型例证为青花釉里红四灵纹塔式盖罐，它出土在景德镇附近的江西丰城，带“至元戌寅”（1338年）款。[3]罐身堆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近底处饰变形莲瓣纹一周。盖以覆钵塔式作钮，塔龛内，有一佛像，塔下六方为须弥座。此罐的盖钮形如藏式佛塔，与北京故宫所藏乾隆掐丝珐琅塔形象同属一类。
这只盖罐不仅饰有汉代即已出现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另有藏式覆钵塔形盖钮、藏传教影响再度兴起的变形莲瓣纹等，故颇能反映汉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它同出一墓的还有青花釉里红堆塑楼阁式谷仓，与盖罐一样，它也是专门殉葬的，谷仓上有以钴料书写的墓志，盖罐上则有“刘大使宅凌氏用”等字样，显然，其主人为汉人，是小吏的家眷。她使用的明器融合汉藏艺术，说明了藏传佛教艺术不仅令蒙古族上层热衷，也令汉族一般民众接受，其传布不仅在北方，还深入南方，融入当地的民间传统风俗和信仰。
二、装饰
这里的装饰所指为题材，而不包括构图、色彩及装饰材料等。当然，藏传佛教的影响不仅限于题材，如元代新君送到吐蕃，“张于帝师所居殿中”的刺绣即位诏，其玺印用“珊瑚珠盖之”[4]体现了藏传佛教对珊瑚的宝爱。但如今，这已仅见于文献。
在元代汉地的装饰题材里，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主要有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等。
1.鹦鹉
鹦鹉是佛教的吉祥鸟，佛经中，鹦鹉极为常见，甚至专有经典取名《鹦鹉经》。
在元代的织金锦里，纳石失最高贵，[5]它就经常取用鹦鹉纹。实物中，黑地对鹦鹉纹纳石失尤其著名，它收藏在柏林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在其多棱形团窠外，还有龙纹，故此作取以藏为主的汉藏合璧方式。与它比较，“御用领袖纳石失”装饰的文化内涵纯粹得多。元代皇后常在袍服的领口和袖口装饰纳石失，它们是工部属下别失八里局的产品，[6]实物今已不存，但形象还能见到，[7]据台北故宫所藏《元代皇后像册》，鹦鹉纹是领缘纳石失的重要题材，在15位皇后里，至少4位饰用鹦鹉纹。
台北的元代帝后像属小型御容，常常用在他们死后。皇后领缘纳石失采用鹦鹉题材当含深意。已有专家指出，《阿弥托经》里的西方极乐世界，即鹦鹉栖身之处。皇后御容用它，或有“（佛）来迎（亡者）往生（西方净土）”之意，而这当“出自藏僧构想”。[8]
2.金刚杵
金刚杵是佛教护法天神手持的兵器，佛事活动中，则为上层僧侣的法器。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金刚杵屡见不鲜。形式大体有三种：或在每个图案单位中，做一只单独出现，如江苏金坛窖藏中的银盘；[9]或两只交叉成十字，如东京出光美术馆里的青花碗，这种形式还发现在景德镇元代瓷窑遗址的青花瓷罐残片上；[10]或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上述两种形式，如铁可墓铜镜。
以上情况都是将金刚杵用为主要装饰，从元代开始，金刚杵还会频频出现于辅助装饰，其典型为杂宝纹，这种题材里，金刚杵也常作为杂宝之一，以细小的形象出现。
3.八吉祥
八吉祥指的是宝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瓶（罐）、金鱼、盘长，它们分别简称“轮”、“螺”、“伞”、“盖”、“花”、“瓶（罐）”、“鱼”、“长”，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八种吉祥物。[11]
在1313年的铁可墓，有面装饰八吉祥的铜镜，这是汉地已知最早的实例。不过，元代的八吉祥纹主要见于陶瓷，最著名的作品为“太禧”盘，它是浮梁磁局烧造的卵白釉瓷。“太禧”系掌管皇家祭祀的太禧院、太禧宗禋院的简称，这个官署初设于天历元年（1328年），时名太禧院，次年，更名太禧宗禋院，后至元六年（1340年），被与文宗有杀父之仇的顺帝裁罢，因此，“太禧”盘的烧造也必在此12年中。[12]而非如一般所说，延烧到元末。“太禧”盘为数不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赛格勒博物馆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都有收藏。
“太禧”盘外壁印变形莲瓣纹18只，盘心为双角五爪的云龙，内壁是“太禧”铭和被卷草环绕的八吉祥。八吉祥的内容与后世习见的不同，有珠而无罐，而在更早的铁可墓铜镜上，却已饰有后世习见的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了，八吉祥是元代汉地受藏传佛教影响新出现的纹样，看来，其定型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八吉祥出现于元代的汉地制作，肯定有那时崇奉藏传佛教的背景，铁可墓铜镜已是证据，铁可叔父贵为“总天下释教”的国师。“太禧”盘也是证据，帝王笃信藏传佛教，故其祭祀器物使用八吉祥。另一个证据出现在苏州的曹氏墓（1265年），墓中的云龙纹缎裙的图案包含着八吉祥里的轮、螺、花、鱼四种。[13]曹氏是元末枭雄张士诚的生母，葬曹氏时，张士诚已降顺元政权，缎裙的面料经丝银灰色，纬丝褐色，当即元代文献所称的“银褐”（或作银霜褐、迎霜合）色，这是当时禁限服用的高贵颜色。故缎裙面料或许还出自朝廷的赏赐。不过，八吉祥纹不仅被统治集团钟爱，也受百姓欢迎，如龙泉青瓷也会以之装饰。[14]这体现的是统治集团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代，八吉祥数量更多，特别在清，不仅作为装饰题材，还会成为造型因素，甚至有些掐丝珐琅和粉彩瓷等干脆整体以八吉祥造型。
4.变形莲瓣
变形莲瓣是种双肩近平，中央出拱的装饰题材。元代，经常出现于青白瓷、卵白釉瓷、银器、铜镜等等，特别在典型的元青花上，变形莲瓣成为标志性的辅助纹样，被反复用为边饰，并且，一件器物会多次出现。
固然巩义石窟的窟门已形若标准的变形莲瓣，但它毕竟久违汉地，元代复出并大批涌现应有藏传佛教的背景，特别是它们常与金刚杵、八吉祥搭配，它也被藏传佛教认同的艺术内涵就更加显豁。
三、刻丝曼荼罗及其他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两幅元代的刻丝曼荼罗，图像分别为大威德金刚和须弥山。[15]
大威德金刚曼荼罗共织出人物142身，黑色的主尊大威德金刚置于中心。图像按内圆外方布列，这是藏传佛教艺术典型的中心式构图。下方的两端还分别织出明宗兄弟、他们的妻子做供养人。在已知的元代丝绸实物里，此作尤其重要。它尺幅巨大，长245.5厘米，宽209厘米，为现存最大的元代刻丝；等级最高，是今日唯一可以认定的皇家丝绸；图像珍罕，明宗形象今日仅此一见。此作应即《元史》所谓织佛像，而非《元代画塑记》所谓佛坛。为织佛像提举司的产品，这个提举司在将作院所辖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属下。开机在泰定帝晚期，完成则在文宗初即位到明宗登基的之间，即1328年10月16日到1329年2月27日之间，很可能已贴近明宗登基之日。当年，它是被送到吐蕃萨迦寺供养的。最初的主人是泰定帝，但完成前的天下易主令供养人改变。[16]
如果说刻丝大威德金刚曼荼罗显现的还是藏传佛教艺术风貌，那么，刻丝须弥山曼荼罗则反映了汉藏合流。它83.3厘米见方，构图亦为藏传佛教艺术典型的中心式构图。中央为重迭数层的须弥山，在其侧下方，左右分别有内置三足乌的太阳、内置桂树与玉兔的月亮。须弥山及日月被方形的七层海洋包围，海洋之外，四方有十二座山岳，象征四大洲、八小洲。十二山岳的形象颇有中国青绿山水风韵，因此，刊布资料的海外专家以之比较元初画家钱选的作品。以上图像均出现在圆形内，圆外四角则各有一插莲花的宝瓶，莲花枝蔓左右盘卷，各围出形体较大的八吉祥的两种和两枝较小的折枝莲花。
当年，刻丝藏传佛教图像应有不少，但今日已屈指可数。可以例举的是台北故宫吉祥喜金刚，它本为清宫旧藏，原题“元刻丝嘛噶喇嘛像”，而台北的专家指出，它是吉祥喜金刚，为修持无上瑜伽密法所供奉的五大本尊之一。[17]
虽然形象、配色能够“宛然如生”，但刻丝毕竟制作费工，如果售卖，价格一定高昂，远非一般百姓可以承受。但社会上层对藏传佛教与其艺术的热中，却必定导引出汉地的新时尚，于是，元前期就涌现出不少以佛像和“西天字”为装饰的一般丝绸，有人织，有人卖，还有人裁以为衣服，穿行街市。对此的禁令颁布在大德九年（1305年）。[18]起码类似织佛像纹的丝绸似乎也曾在新疆盐湖元墓里出土，[19]本是幅面较大的织金锦，被裁为窄长的衣缘。
说到丝绸，还有织御容应该谈到。这是用刻丝手法织出的先帝、先后的肖像，以在其专有的寺院殿堂等内供奉祭祀。中国人制作御容最晚发端于唐，但御容采用织造方式，却是蒙元特有的。已知最早织造御容的匠师是阿尼哥，[20]他是首位帝师八思巴的弟子，跟随其师进入中土。固然御容取用织造方式体现着大汗对丝绸的特殊爱恋，纵使刻丝技术在宋代已经成熟，但织御容第一人的文化背景应有意味。这样，织御容是否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也应考虑。
四、结语
对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所见的藏传佛教因素，以上叙说了不少，但肯定还只是冰山一角。除去因作者学力浅薄造成遗漏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即当年的这类制作往往出自官府。由于蒙古族的尚薄葬和明初的大破坏，[21]元代官府文物不仅今见寥寥，而且所占比例也远低于当年。相信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日后会对元代的藏传佛教艺术知识更全面、了解更深刻。
就目前的知识，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藏传佛教因素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藏区与汉地生活方式、习俗有别，故于造型吸纳较少，而藏传佛教却是同样的信仰，故于装饰接受较多。
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与其艺术的热衷带动了全社会。在本文列举的材料里，归统治阶层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如多穆壶、八吉祥、金刚杵、变形莲瓣，而归下层人物所有的若知时代，则较晚，显例是塔式盖纽。应当由于统治阶层的喜爱，藏传佛教艺术也逐渐流行社会，如龙泉青瓷装饰八吉祥、百姓将织出佛像并西天字的丝绸裁为衣服。由于瓷器保存较多，今见带藏传佛教风韵的汉地工艺美术主要是陶瓷，本文举例的实物仅龙泉青瓷不产在景德镇，而今日的景德镇，当年设置了唯一的官府瓷窑——浮梁磁局，“太禧盘”即其产品，而典型的青花瓷制作当与其匠户有关，这样，当地的一般明器也采取了汉藏艺术交融的方式。
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常见的形式为中国传统产品采用藏传佛教因素，单一的造型、特别是装饰也往往汉藏合璧。“太禧盘”的装饰还带龙纹，这应当是等级的象征，意义不及丰城盖罐。但更典型的还是须弥山曼荼罗，它当年应为上层人物所有，是纯粹的宗教作品，本应严格遵循藏密仪轨，却显示出汉地的变通。接纳未久即行改造，在中国各朝代、各艺术门类皆然，不独元代汉地的工艺美术。
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以塔钮盖罐为明器的刘大使妻凌氏、如身着装饰“佛像并西天字”衣服穿行街市的人物，而变形莲瓣纹出现最多的青花瓷则大批销往伊斯兰世界。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元代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