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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砚之“广作”特征分析

  • Update:2012-09-28
  • 梁善,肇庆学院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8期
内容摘要
端砚位居四大名砚之首,人们喜欢用“广作”来称之,但易与“徽作”、“苏作”、“京作” 等 混为一谈。本文论述了“广作”的由来和“广作”具有造型浑厚、重视装饰、雕工精湛以及关注市场等特点。

        端砚是中国文房四宝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位居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之首。端砚以其石质的优良、精湛的技艺,集雕刻、篆刻、文学、历史、书法、绘画等艺术为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格,享誉国内外,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与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深受人们的喜爱。近年来,在各种文博会、展览会、工艺精品会上随处可见端砚被人追捧的身影。人们在参观、购买或在网络交流时,面对端砚,喜欢用“广作”、“端作”来称之,但不少人对“广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了解,造成了对端砚的误读,甚至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现象。将端砚、歙砚、洮砚等砚种的雕刻、艺术风格混为一谈,甚至简单地认为雕工简练的就是“苏作”、“徽作”,雕工精美的就是“京作”,雕工繁复的就是“广作”、“端作”。这是由于对“广作”概念不理解所造成的片面理解或主观臆测。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客观地反映端砚的真实状况,甚至对端砚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有必要对端砚之“广作” 进行探索和加以诠释。事实上,“广作”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1. 佛手砚


2. 荷蟹砚


3. 树叶砚


一、“广作”的由来
        “广作”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是对广东工艺流派的一个统称, 早在宋代制砚已有“端样”出现。“广作”工艺品题材丰富,重装饰,作品相对华丽,雅俗共赏。以端砚、家具、广绣、潮汕木雕、牙雕为代表,现实生活中红木家具最具代表性,自明清中国家具发展至成熟期以后,红木家具逐渐形成“苏作”、“广作”和“京作”三大流派。“苏作”原指苏州地区制作的红木家具,其家具线条流畅,轻巧雅丽,富文人古风韵味;“广作”原指广州地区制作的家具,“广作”家具粗大厚重,雕刻繁复,雍容华贵;“京作”原指清代京城皇室调动苏作、广作艺人进京,艺人技术与宫廷画师的设计相结合,把中国文人木雕推向高潮,形成了独具宫廷风格的艺术流派。[1] 后来这些概念不断发展、延伸,成为称呼该地区艺术流派的一个统称。
        端砚始于唐代武德之世, 已有1300 多年历史,经历了唐、宋、元、明、清、民国、当代等不同时期,各个时期的砚台都有其时代特征。宋以前的砚台普遍重实用,不同地区砚台的艺术特征虽已开始显现,但不大明显。宋以后砚台的地区风格特点逐惭形成,至清代更明显。平时人们习惯用“广作” 的称谓,多指清代以后的砚台。
 

二、端砚之“广作”特征
        肇庆(古称端州)地处广东,离广州约一百公里。广州自清初开海运,成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门户。肇庆曾经是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岭南土著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明清期间两广总督设在肇庆长达183 年。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宋代名吏包公、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等都曾在肇庆留下足迹。厚重的历史积淀,丰沛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多元性特色地域文化,端砚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因此,端砚“广作”具有内涵丰富,特色明显的特点。
1. 圆润浑厚的造型
        古人有“端石如风流学士,竟体润朗;歙石如寒山道士,聪俊清癯”之说。端石地处南方,气候湿润,雨水充沛。老坑石处在一、二百米的地下,常年被水所浸。好的端石,触摸如婴儿肌肤。“润”为端石最明显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砚台的明显标志。广东文化是多元的,务实是主要特征,同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广东人具有做事稳妥,为人厚道的特点,这种文化特点和处事方法表现在器物上,就是大胆用料,造型浑厚。同一种款式的砚台,例如抄手砚,北方砚台的造型普遍偏长,偏薄,端砚则看起来稍短、稍厚,外形线条流畅、圆润,显得更饱满、浑厚。这里的“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厚,而是一种视觉感受,是端砚长、宽、高的适当比例。有些端砚小巧,但也有润厚之感。
2. 重装饰
        端砚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较注重装饰,尤其是在明清以来,砚工注意因石构图,因材施艺。注意设计端砚的款式、造型,选择不同的题材内容、不同的装饰图案,赋予砚台以美的装饰和精神内涵,以提升砚台的文化品位和增加附加值。因为肇庆特有的地理位置,是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处,人们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反映在砚台创作上就是题材十分丰富。既有中国传统的题材、图案(如山水、人物、神话故事、吉祥纹样,龙凤寿喜图案等),更有反映岭南特色、本土题材的内容(当地传说故事、人物、风景、瓜果等),如用本土风景(七星岩、鼎湖山等)、花卉(荷花、剑花等)、瓜果(如荔枝、香蕉等)入砚,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广作”, 具有亲切感。另一方面,端砚艺人较注重砚的装饰性,在强调造型同时,注意选择不同的题材内容、图案纹饰,展现端砚之美。
3. 秀雕工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有诗“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来赞美端州艺人砚雕精湛技艺。在各类砚种中,唯有端砚自唐代以来经久不衰,而且发展越来越壮大。除了砚石的优秀品质的先决条件外,在制作上工艺卓越是关键。注重雕刻,技艺精湛是端砚“广作”的重要特点。如何将一块端砚石料变成艺术品,是端砚艺人不断思索、苦苦探索的课题。经过选材、构思、设计、绘图、雕刻、打磨、上蜡、制盒等诸程序、环节来实现。端砚艺人能因石构图,因材施艺,掩疵显美,去俗求雅的悉心设计和精心雕琢。对于优质砚材,艺人能尽显端石之天然美。对于有瑕疵的砚材,能充分发挥石皮、石疵、虫蛀可取之处,通过刻、剔、铲、磨等掩疵显美。在雕刻上,有透雕、高浮雕、低浮雕、线雕等。在刀法上,有圆刀、单刀、尖刀、平刀、冲刀、切刀、钝刀等,圆刀浑厚,单刀萧简,尖刀流畅,平刀淡远,冲刀斑驳,切刀利索,钝刀扑拙。通过深、浅、斜、直等不同技法,端砚艺人手中之刀,有如神助。有时大刀劈斧,如狂风暴雨,有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刀具神出鬼没,真可谓鬼斧神工。在砚雕风格上,有繁有简,风格各异。端砚之佳作,雕工精湛,意境深远,令人震撼,使人陶醉,心动神驰,爱不释手。
4. 关注市场、种类多样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2] 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们的审美和消费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因而,各个时代端砚的风格也不尽相同。端砚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然与消费市场紧密相连。单一的风格不能满足市场多元的需求。广东人较务实,有“少讲话多做事”的特点,同时又普遍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为了切合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端砚“广作”走的是一条雅俗共赏之路。体现在端砚作品上,就是既有满足于达官贵人、收藏爱好者的高贵砚、艺术砚;又有满足文人雅士,格调高雅的文人砚;有满足于普通人使用的实用砚,又有满足于送礼的礼品砚;还有旅游纪念砚、学生砚、把玩砚等等。既有图案繁复、雕刻精细雍容华贵之砚,又有构意巧妙,雕刻洗练的文人砚,还有巧用石品、花纹奇特的现代抽象砚等等。总之,端砚“广作”是一个大家庭,砚作品形式多样,品种齐全,雕刻手法丰富,有繁有简,适应不同人群的使用、观赏和收藏。例如图1-1、1-2 为佛手砚,以佛手为仿生造型,面积大的部分处理成砚堂,面积小的部分处理成佛手的瓣,砚的背面雕刻也不含糊,整体造型圆润,以繁为主,繁简得当,繁而不俗,精细独到,精美绝伦,实为佳作也。图2-1、2-2 为荷蟹砚,底部雕成荷叶,荷叶卷过来包住砚池的一小部分,荷蟹砚正面雕有两只蟹,逼真生动,富有情趣,寓意深刻。图3-1、3-2 为树叶砚,正面挖深为砚池,处理简练,线条流畅、精美,砚背面不雕。图1 至图3 雕刻有繁有简,可见端砚“广作”丰富多样,百花齐放。
 

结语
        创新是“广作”的精神内核。广东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门户,具有包容的文化背景和改革图新的条件,广东人都流淌着“敢为天先”的血液和敢于创新的因子。在17 世纪至18 世纪清式家具风格形成时期,广东人在继承中国数千年家具传统基础上,融合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最早实现了中西合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广作家具”。而肇庆人在距今1300 多年前的唐代,当时全国仍在使用的陶砚为主的时代,开创出使用石砚的先河。(有学者认为,端砚始于汉代),并迅速取代陶砚,成为最主要的砚种,一直沿用至今,为砚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有学者研究认为,不少代砚式都始于端砚,如石渠砚、兰亭砚、随形砚、荷叶砚、树叶砚等等。在当代,砚雕大师又创造出了系列“文人砚”……因此,无论在设计创意、雕刻手法、经营理念上,肇庆人积极探索,不断提高艺术水平。端砚“广作”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其它砚种艺术之外,还因地制宜,因材制宜,端砚制砚既能见工,又能见细,端砚的工细,不是几个人行到,而是群体上做到。[3]形成了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便是“广味”。敢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是端砚“广作”经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内核。反映在制砚上,就是创新的砚台作品不断涌现,人才辈出,端砚“广作”充满活力和艺术生命力。

注释:
[1] 朱洪、马慕良:《北京工艺木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9,第3 页。
[2]( 法) 丹纳:《艺术哲学》, 重庆出版社,2006,第24 页。
[3] 俞飞鹏:“刻砚有四境·谈艺断章·思想”,《星湖砚语》,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2011,第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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