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西服业与时装业之比较研究

 红帮西服业与时装业在中国近代服装行业领域中占据显赫地位，也存在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鸦片战争之后，各地通商口岸相继开辟租界，外国人将一系列本国的生活方式原样照搬到东方的异国之邦，由此“提供了引进近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示范”[1]，西服业与时装业两个西式服装行业便在这种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悄然生根、发芽，分别引领了中国近代男装与女装的时尚潮流，从而改变中国人传统的服饰观念与着装习惯。本文就红帮西服业与时装业的异同，择其要点作一比较研究，以明晰中国近代新型西式服装行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行业特点。

一、时装业与西服业之相同点
从时装业与西服业的发展历程、民间的行业称呼、行业的技术要领等方面考量，两个行业的本质属性相同。
1．发展历程相同
西服业与时装业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拎包裹时代”。所谓拎包裹“乃是形容当时的谋生方式——拎了一个包裹，走向顾客那里兜揽生意”。[2] 这种谋生方式与中国传统本帮裁缝的谋生方式相同，生计相当艰苦，“大都在里弄里做活，收一二个徒弟作为助手，自己担当着主要劳动”[3]，这说明在坐商制形成之前的一种初级、简陋、不稳定的早期商业形式，主要由于客户群不固定、创业资本低下等诸多不成熟条件造成。
西服业与时装业的创业鼻祖均脱胎于中国传统本帮裁缝，如时装业认做开山鼻祖的赵春籣“祖务农，承父学本帮裁缝，是个手工艺者”[4]，西服业上海名店“荣昌祥”的老板王才运也是继承父业，其父王睿漠最初是在上海谋生的一名本帮裁缝。无论时装业还是西服业，它们的创业鼻祖都是一群顺应时势的本帮裁缝。这些本帮裁缝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走来，地位低下，生活清苦，为了谋求生计，在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而转变服务对象，开始从事西式服装业务。这一在当时小小业务的转变，却使他们走上了与传统本帮裁缝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在创业初期与本帮裁缝无大差异，但在不同的道路上却愈行愈远，随着时间的推移竟“收入富裕，买田造房，很快遂成为小康之家”[5]。
从时装业与西服业的发展历程看，这两个行业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同属“西式”行业，由中国传统成衣业转型而来。
2. 行业称呼相同
从事西式服装行业的裁缝无论从经济收入、经营理念、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与传统本帮裁缝差异甚远，为了与传统本帮裁缝相区别，民间称之为“红帮裁缝”。
对于从事男装西服业的裁缝为“红帮”之说，行内与学界人士均无疑义。但对于从事女装时装业的裁缝为“红帮”之说，却存在较大分歧。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于宁波奉化召开的一次红帮行业会议中，这个问题曾争持不下，上海时装业的龙头企业“鸿翔”后人金泰钧先生公开声明自己是红帮裁缝，其所代表从事时装业的裁缝均为红帮裁缝，这个说法得到奉化籍红帮代表余元方的认可，余元方曾任“红都”服装店的经理，亲自为周总理设计制衣，在当时业界具有权威发言权，会议以他的认可而结束争论。金泰钧先生还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也就是上个世纪30 年代末期，当时的时装业内都知道自己是红帮裁缝，并且民间也这样称呼。” 这个说法在上海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在一份20 世纪50 年代上海市服装公司对时装业历史沿革的总结报告中，明确写道：“时装业在没有发展成为商业之前，垂有三十年的拎包裹时期……此时一般拎包裹者，即红帮裁缝……”[6] 另一处记载从事时装业的裁缝日益富裕，“业内人很觉羡慕，自叹望尘莫及，雅其名曰‘红帮裁缝’（俗称外国裁缝）。”[7]
从“红帮裁缝”的概念理解中亦可得到相同答案。在1935 年编的《鄞县通志》中“文献志”的“工业”中记载了有关“红帮裁缝”的概念界定，“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俗曰打样）等，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8] 由此可见，所谓“红帮”的真正内涵指“渐趋欧化”的行业，那么对于称呼西化的时装业裁缝为“红帮裁缝”乃理所当然之事了。
3. 技术要领相同
西式服装与中国传统服装的技术差异较大，主要源于两者的服装结构形态不同。西服呈现与人体曲面相符合的立体形态，裁剪与制作过程相对复杂。在当时服装业内西服缝制方法当属高端技术，红帮裁缝之所以胜人一筹，就是掌握了西式服装的整套缝制技术。
由于西服业与时装业的主营产品都是西服，不过为男女之分，因此其关键技术基本相同。上海档案馆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有如下描述：“时装和西服，两个行业，在制衣业中并无彼此之分，技术也是兼擅的。”[9] 并且对时装业制衣过程大体做了“量、裁、试、缝”的总结，这些关键步骤也与男装西服业相同。
所谓“量”，即量尺寸。红帮裁缝并非用皮尺简单量取人体各部分的尺寸，他们在热情耐心的服务中询问顾客各方面的着装需求，同时还目测顾客的形体特征，记录下“小牛背”、“美人肩”等特殊形体字样。“裁剪”是西服制作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它体现了中西服装结构的巨大差别，其中包含裁缝对立体结构的理解、人体静态各部位比例关系的准确把握、人体动态时服装活动舒适度的空间余量掌控能力等。在20 世纪30 年代，裁剪被红帮业界认为是最难掌握的技术环节，裁剪技术的掌握标志着学徒师满后的最高水准，并且意味着他们具备了开店创业的基本能力。由于当时裁剪技术有限，红帮师父非常重视服装的“试样”过程，试样通常可分为试“毛壳”和“光壳”。所谓“毛壳”指初步假缝但没有绱里子、可进行较大幅度修改的衣形；而“光壳”指挖好口袋、做好止口挂面、绱好里子基本成形的衣服，一般只能做较小幅度的局部调整。
红帮西服的骨架——内衬全部采用手工“缝制”，可使内衬曲面柔软、舒适合体的服帖在大身上，其中包含了多种针法与手法的应用技术，是西服工艺的重头戏。[10] 还有装领头、锁扣眼、撬夹里等也均采用手工缝制，其中锁扣眼的缝制技术是红帮裁缝不同于传统本帮裁缝的关键技术之一，因为它体现了中西服饰不同的扣合方式。在19 世纪80 年代左右，时装业成立的早期行会组织“三蕊堂公所”，“它有独特的规矩，必须做开眼子生活者方可入会（如用盘纽、揿钮等称为不开眼子者不可入会）。”[11] 由会规可知，具备锁扣眼的本领竟然成为当时裁缝跨入西式服装行业的一个重要行业标准，可见锁扣眼技术的特殊意义。

二、西服业与时装业之不同点
时装业与西服业除了以上的相同点外，还存在一些由行业本身性质以及历史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点。
1. 起始时间不同
西式服装行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城市环境。近代上海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吸引各色怀抱发财梦想的冒险家来到此地，尽管机遇良多，但最初的创业条件也相当艰苦。1843 年，英国所派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官乔治·贝尔福上尉刚来到上海时，“因一时没有去处，所以当晚仍在船上过夜”[12]，如今繁华的南京路，“在租界设立之初只不过是一条五百米左右的无名乡间小道”[13]。
因此，最初上海的生活条件不太适宜西方女眷生活，来上海的外国人大都是男性，除政府所派行政人员，多是寻求发财机会的冒险家、航海随行的军弁水手，还有一批在本土无计可生的地痞、混子之流。总之，早期上海是外国男性的世界，女性时装肯定未有所需，“在上海沦为租界之初期，英、法、美殖民主义者，所输送到中国来的是些军弁、水手和地痞之流，由光身而来，大都无妻子家室，因而西服业的开头，准是做男式的。经过若干年后，那些军弁、水手和地痞在中国掠夺到了财富，就在上海设洋行，逐渐有了家室……外侨中增多了妇女，时装业就在此际，应时而起。”[14]
西服业最早发展的雏形期可追溯到19 世纪50 年代，在《上海轩辕成衣公所》中有关于“洋帮裁缝”的记录，他们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北长生殿“于咸丰五年三月”[15]，也就是1855 年左右。时装业是随着外侨女眷数量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它的起始时间晚于西服业。“时装业历史的开始，要比西服业迟一二十年，约在1867 年左右。”[16] 男、女西服在传入中国之前已在国外形成为两个行业， 在中国发展起始时间的差异，主要由历史的客观原因造成。
2. 业务对象不同
由于当时生产率相对低下，服装产品品种较单一，西服业以经营男性西服为主，以研究不同男性的体形特征、着装习惯等为目标；时装业则以女性西服、大衣为主业，配以一些礼服（evening dress）的制作，以研究女性的形体特征、性情爱好等为业务内容。
双方从国外所订购的流行杂志也分别以男装与女装流行杂志区分。上海档案馆中记载：“时装与西服两个行业，同是指西式服装的，后来在业务上把它区别开来，一个是指专做女式服装，一个是专做男式服装而言，更无其他不同之点。”[17]
可见，这两个行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业务对象的不同，并且以男、女性别为主要区分标准。
3. 成员籍贯不同
虽然从事西服业与时装业的裁缝都被称为红帮裁缝，细分可谓之“男式红帮裁缝与女式红帮裁缝”，但他们的主体成员分别来自不同地域：“男式红帮裁缝主要来自宁波，他们以做男西服为主，后来演变为西服业；女式红帮裁缝主要来自上海，后来演变为时装业。”[18]
具体而言，从事西服业的成员主要来自宁波六邑，且集中在奉化江两岸，以奉化与鄞州人为多，在上海档案馆1945 年10 月到1949 年1 月的《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中，[19]会员成员共登记349 人，其中确定为宁波人的数量达252，占总人数的72％，明确县份为鄞县人的达76 位，奉化人42 位。1946 年《上海市时装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共225 人，[20] 江苏地区共132 人，占总人数的58%，明确为上海地区的84 人（其中资产最雄厚南汇21 人，浦东31 人）占江苏地区64% 以上；宁波人68 位，占总人数30%，浙江21 位。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由于两个行业性质相似，成员的籍贯有交集成分，但成员主体组成与执行业之牛耳者都有所偏向，西服业以宁波鄞州、奉化为主体，而时装业以上海浦东地区为主体（南汇现已划入浦东地区）。这种以地缘形成业缘的主要原因，是由中国传统宗族制度所形成的家族社会关系造成。某个行业的创始人、发迹人的个人影响会带动整个家族和地区，如西服业中最早到日本打拼的鄞县人张尚义，上海红帮名店“荣昌祥”的创建者奉化人王才运，时装业的鼻祖浦东人赵春籣，上海知名时装店“鸿翔”创建者上海南汇人金鸿翔、金仪翔兄弟等无不对本行业地缘的形成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由以上西服业与时装业的比较可知，这两个行业的本质属性相同：它们均在同一历史大背景下产生，发展历程相似，其鼻祖由中国传统本帮裁缝转型而来，人称之为“红帮裁缝”。在两个行业不同点的比较中，其发展时间的差异性主要由中国近代进入现代化历程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而业务性别对象的不同则是形成两个行业的主要分水岭。

注释：
[1]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北京，2006，第3 页。
[2]《上海市时装商业同业公会行业历史沿革》，上海档案馆，S243-3-1。
[3] 同[2]。
[4] 同[2]。
[5] 同[2]。
[6] 同[2]。
[7] 同[2]。
[8]《鄞县通志》，1935，“文献志”之“工业”篇。
[9] 同[2]。
[10] 刘云华：“红帮‘手功’ 探析”，《装饰》，2012.10， 第103-104页。
[11] 同[2]。
[12]（美）霍塞（ErnestO. Hauser）：《出卖上海滩》，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6-7页。
[13]（日）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74 页。
[14] 同[2]。
[15]《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 上海档案馆，S240-4-5。
[16] 同[2]。
[17] 同[2]。
[18] 同[2]。
[19]《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历年会员名册》， 上海档案馆，S240-1-27。
[20]《上海市时装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946》， 上海档案馆，S24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