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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工艺思想探析

  • Update:2013-08-29
  • 刘娟娟
  • 来源: 《装饰》杂志第8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张之洞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教育家,后世对张之洞的研究也历久不衰,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却几乎都未涉及他在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殊不知,无论是他创办的各种学堂还是在所著《劝学篇》中,抑或是在参与厘定的“癸卯学制”中,都体现出他对中国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的发展关注,并为中国近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1837-1909)集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教育家于一身,有着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多重身份。后世对张之洞的研究历久不衰,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却几乎都未涉及他在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殊不知,无论是在他创办的各种学堂中,还是在他著名的《劝学篇》中,抑或是在他参与厘定的“癸卯学制”中,都体现出他对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此外,他还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为中国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设计教育的诞生和发展。

 

一、打破“重道轻器”传统观念,提高工艺的社会地位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周易·系辞》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首次将道、器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虽然这种对道、器的区分未必有高下尊卑、重道轻器之意,但在现实中,由于读书人皆注重于修、齐、治、平之“大道”,而对于稼穑、制器等具体的实业,既不关注也不通晓,因此形成了轻视实业、卑视器用的道学传统,对我国工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清末时期,统治阶层中的封建顽固派视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之术”,坚称“制造乃匠工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这种思想极大地阻碍了近代科技的进步、工艺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张之洞敏锐地意识到农、工、商三者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重要性,以及工艺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他从“求强”、“求富”角度出发,多次强调工艺的重要性及工艺发展与国家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工艺社会地位。早在1898年他撰写《劝学篇》时就指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1]对当时人们普遍视西方技艺为“奇技淫

巧之术”的认识给予反驳,肯定了各种技艺在工业发展和国家富强中的重要作用。1903 年,他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的第五条“劝工艺”中进一步强调:“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实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艺。”[2] 在张之洞看来,这种“工艺”,既含有“工者造未成之货”的“制造”能力,又含有“粗者之精,贱者之贵”的“技艺”水平;既包括生产制造阶段的“工”,也包括使物品“精”与“美”的“艺”。他从提升国家工业水平,推动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将工艺发展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相联系,打破中国长期以来“道本器末”、“重道轻器”、“重德轻艺”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近代工艺事业的发展。

 

二、兴办工艺学堂,培养有创造力的工艺人才

既然工艺水平对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那么应如何发展工艺呢?张之洞认为人才培养尤为重要,“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3] 而培养有创造力人才的关键在于创办工艺学堂,“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齐、鼓众生事为得计。……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转教匠首。”[4] 他所说的“工师”与“匠首”的区别即《考工记》中“知者造之,巧者述之守之”之意,“工师”即相当于设计师,“匠首”为技术工匠。在他看来,对工艺发展而言培养具有创造力的设计师尤为重要,应该通过开办工艺学堂传授专门知识,培养技艺的创造者。

纵览张之洞的一生,他也一直以自己的多重身份和政治影响力推动并践行着这样的工艺教育观。1896 年他在金陵(今南京)设立“江南储才学堂”,开设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专业;1896 年由他创办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物铁路学堂中也开设测算、绘图等课程;1898 年初他又提出在湖北创办工艺学堂的设想并于当年秋天正式招生。湖北学堂招生公告中写道:“照得中国材产富饶,人物领袖甲于五洲,而开物成实较各国为最早。惟近数百年来,机器之灵巧,制造之精美,中国转逊于外人,盖由洋人工艺各有专门,悉本格致、理化、测算诸学。精益求精,日新月盛。而中国士人皆不屑讲求,凡诸百工类多目不识丁之人,沿习旧业,不特不能自出心裁,创物制器,即继述前人尚多失其真传精意,以致土货日就窳陋,洋货日见充斥,民智日拙,游惰日多。亟应设法劝导振兴,以挽风气而塞漏卮。是以本部堂于武备、自强、农务诸学堂之外,复奏设工艺学堂于湖北省城,选绅商士人子弟肄业,其中择中、东匠首教习分授工艺十数门,兼课格致、理化、算绘诸学,使生徒熟习各项工艺之法,兼探机器制造立法之本原,庶三年学成之后,既明其理,复达其用,旁通十余门之制造,根基既立,中人以上随时加功讲求,或可创制新奇,即中人以下亦不致流为无业游民。”[5] 这不仅仅阐明了该学堂设置、招生的初衷,也道出了张之洞重视工艺、发展工艺教育的原委。1904 年“癸卯学制”颁布之后,经张之洞督促开办的各类工艺学堂、艺徒学堂、工艺局等更多不胜举。这些工艺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不但对当时中国近代工艺和工艺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设计及设计教育的萌芽。

 

三、倡导开办劝工场、赛品会,促进工艺交流

除了开办工艺学堂,张之洞认为还可以通过设立劝工场或开办赛品会(即早期商品博览会),陈列各地货物、器具,供人参观,比较优劣,切磋技艺。张之洞曾经提到,劝工之道有三:一、工艺学堂,二、设劝工场,三、良工奖以官职,“三事并行,中国工艺自然而进”[5]。“凡冲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陈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第其高下,察其好恶,巧者多销,拙者见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6] 主政两湖不久,张之洞便指示江汉关道仿照西欧各国做法设立“工劝商公所”,展览湖北土特产及工业制品。同时,召集有一定经验的商人比较物产精粗、评判工艺优劣,“以期日出日广,日造日精,民生藉以藉舒,地方益臻繁盛”[7]1902 年,张之洞又委派高如松等承办劝业场。“照得各国都会地方,多设有劝工场及商品陈列所,聚百货于其中,分行罗列,以类相从,物标定价,听人观览购取。工者价昂而售速,劣者价贬而滞销,彼此相形,自生激励。此外又设立博览赛珍等会所,以劝工商实业者,洵属法良意美。”[8] 在张之洞的督导下,高如松等在武昌兰陵街筹办的“两湖劝业场”规模宏大,展品丰富,包括各种手工制造品、货物机器、两湖地区土产等,影响颇大。

张之洞以其开办商品陈列所、劝业场、赛品会等,在两湖乃至中国倡导了产品赛会之风。1905 年,清政府商部在北京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以调取全国工艺出品及天产物,……以期工业之改良而图商业之进步”,仅开办三日,就有包括外国人在内的8000 多人前来参观,销售商品1000 多元。[9]1909 年春,设劝业博览会,旨在“萃各种实业家所创造经营之物品于一处,比较其优劣而劝勉之,而奖进之,意不在现在之物品,而在将来之物品,重在制造之人”[10]。此次展出的物品包括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古物部五部分,涉及大量工艺、美术制品。如工艺部包括染织、服装、陶瓷、五金、玉石、化学制造等12 3512 种;美术部包括绣织、绘画、雕塑、手工编制、陶烧等6 大类564 种;教育部包括教育用具、理化器械、图画等5 941 种;古物部包括金石、陶瓷、书画、杂物等5 1137 种。该会历时约一个半月,合计参观者约205569 人,可称得上是中国首次大型地方商品博览会。[11] 在如此大规模的劝业会上展出众多工艺品、美术品,其对工艺事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四、厘定新学制,将工艺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如果说张之洞对工艺的认识和开办工艺学堂、举办劝业会、赛品会的举措还只是在所辖范围内进行的局部推行的话,那么,1903 年奉命厘定新学制则给了他将发展工艺教育的思想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机会。由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以国家法律形式对工艺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特别是实业教育中广为开设。“癸卯学制”中的基础教育、师范教育中均设置有图画、手工课程;实业学堂中则设置有染织科、窑业科、漆工科、木工科等工艺门类,并根据专业不同设置各类制图、绘图课程。这种学校教育制度下的工艺教育,突破传统“师徒相授”教学模式,引进班级授课制,吸收了西方国家及日本的教学内容,甚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工艺,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 世纪中国的艺术设计通过新式美术教育中的图画手工教学和图案教学而得到发展”[12] 也正是此意。

“癸卯学制”颁布之后,各地实业学堂及工艺学堂迅速发展,如顺天府中等农业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四川实业学堂等,都开设有图画、制图等工艺教育课程。不少学堂在办学中由于侧重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及传统手工业的改造,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学校、艺术设计学校的前身,为中国艺术设计院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如农工商部所设艺徒学堂中开设图画课程,授以铅笔、毛笔、水彩和几何画法,以改良各种工艺之基;完全科的专修课目中设置金工科、木工科、漆工科、染织科和窑业科,聘任日人担任陶瓷器、雕刻、金工、漆器绘画、染织等科目教员,培养工业( 工艺) 和手工业( 工艺美术) 方面人才,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工业产品设计专业和工艺美术职业学校的雏形。

 

结语

综上所述,张之洞作为一代权臣和“洋务运动”晚期的主要代表,他对近代工艺及工艺教育的关注和重视,突破传统“重道轻器”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近代工艺的社会地位;他开办工艺学堂,倡导开设劝工场、赛品会的诸多实践也为近代工艺的发展和工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将工艺教育引入新学制更是从学校体制建设方面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校设计教育的萌芽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工艺和工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刘娟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1] 张之洞、何启、胡礼垣:《劝学篇·劝学篇书后》,冯天瑜、肖川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2002,第129 页。

[2]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引自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8,第1439 页。

[3]《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8,第9756 页。

[4] [3]

[5] 张之洞:“扎发招考工艺学生告示并章程”,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8,第4905页。

[6]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8,第1439-1441 页。

[7] [1],第180 页。

[8] [6],第4234 页。

[9] [6],第4234 页。

[10]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第199-200 页。

[11] 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宣统元年十二月,第230 页。

[12] [11]

[13] 陈瑞林:“20 世纪前期中国艺术设计发展的历史回顾”,潘耀昌:《20 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第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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