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通“洋门脸”式样建筑的类型及其形式渊源

* 本 文 为 2011 年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1ZDIXM046）；201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2JDXM013）；2012 年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12LSB005）；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60059）；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专项研究资助项目。

 

洋门脸式样是西方近代建筑传入南通之初所兴起的一种中西合璧建筑类型。1895 年始，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兴实业、办教育，继而全面展开城市规划建设，近代建筑开始大量出现在南通。这批在实业创办初期所建造的企事业建筑，有的是直接引用西方的建筑形式，有的限于当时的财力物力及技术条件，只能采取折衷样式，即一方面沿用传统建筑空间格局与建筑结构，另一方面在传统建筑墙面、入口等部位强加上一面“西式山墙”，以表明建筑现代化的立场。在南通本地民居建筑中，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在南通境内广泛传播，加之先进的市政建筑和新式“洋房”的示范作用，社会民众普遍产生一股“崇洋”风气，并以城区为基地向南通各乡镇蔓延[1]。此时在普通民众眼中，西式建筑早已取代传统官式建筑，成为权、势、钱的象征。但由于对西方建筑形式不熟悉或因财力不足，往往只能在门面上大做文章，从而掀起了一股门楼形制西化的热潮。这些“洋门脸”在形态西洋化的程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本地民众对西方建筑形式的初步学习和模仿，是民间的一种建筑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2]。它们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它们不仅保留了南通传统建筑的本土特征，并且初步形成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与重叠。

 

本文基于历史、考证资料分析，并在对南通现存“洋门脸”式样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基础上，剖析“洋门脸”式样建筑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形式渊源，可以看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建筑元素是如何通过有限的形式语言相互渗透、融合，并最终形成新的建筑式样”[3]。

 

 

洋门脸式样最显著的特征是在传统建筑入口部位附加上一面“装饰性山墙”，山墙上充斥着西洋古典装饰的变体，如双涡券花饰、古典柱式、曲形或三角形山花、拱券，以及并不地道的西洋写实雕刻等，而山墙背后的建筑空间组合方式和内部结构仍沿用传统做法。单从立面造型上看，除去西式“洋门脸”，这类建筑外观几乎与南通传统建筑无异，也常混杂着中式的建筑语汇，如匾额、楹联、吉祥图案、青砖叠涩的线脚等[4]。这类洋门脸多由本地工匠设计施工，工匠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对西式建筑语汇有选择性地模仿，而当时传入南通及邻近市镇的近代西式建筑，则成为他们创造中西混合式“洋门脸”时的摹仿对象[5]。通过整理调研资料及收集遗留老照片，目前在南通地区共发现有 58 种不同形式的洋门脸衍化变体，具体而言，可将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

 

 

券柱式洋门脸是仿古罗马券柱式构图，将券洞套于成对的柱式之间，并于其上布置山花、山头、涡券饰件及中式匾额的山墙式洋门脸形式。这种券柱式构图最大的特征是券与柱的结合，方形的连壁柱与半圆形或弧形的拱券相切或相接，壁柱突出于墙面约四分之一柱径，上部冠以与柱间距等宽的各类山花、山头，山墙端头饰以涡券并因此形成锥形构图。“间”和门柱的多少，是衡量券柱式洋门脸形制规格的重要指标。所谓“间”是指两柱之间的通道，两柱式洋门脸为一间。根据柱与间（券）的多寡，可将其分为一间两柱式、一间四（六）柱式及三间四柱式三种类型，其中以一间两柱式最为常见。

 

一间两柱式。即洋门脸主体由一个券形门洞、一对柱式及上部山墙构成。（图 1）这种洋门脸构造相对简单，一般与传统民居屋身相结合，以突出入口部位，起彰显门第的作用。券洞内开有双扇木板门，券洞上方建有流畅的曲线形、三角形或观音兜式山头，山墙内预留中式匾额的位置，以显著标示出建筑的类型与名称。

 

 

1. 南通栖流所

 

另一类是一间四（六）柱式。一间四（六）柱式是南通地区最早出现的洋门脸大门形式，它是在一间两柱式基础上，在壁柱外侧再加上一对或两对小型的辅柱，并以柱间墙连接，从而形成一个券洞与两（三）对柱式的组合。（图 2）一间四（六）柱式在形制和等级上高于一间两柱式，较一间两柱式气派。这类大门多立于洋式工厂、学校等大型建筑群的前端或引道中，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与标志之用。

 

 

2. 通海垦牧公司表门

 

第三类是三间四柱式。即由三个券形门洞加两对柱式所构成的洋门脸形式，在券柱式洋门脸中等级最高。（图3）南通只存有少数此种形式的洋门脸，如更俗剧场、南通剧场救火会主立面及公共体育场大门等。这种形制，尤其是正面三个门道的设计，采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凯旋门式的三开间母题，营造了一种庄严隆重的门面形象。当它与建筑屋身结合出现时，多作为整个立面使用，有时贯通两层，以突出建筑的宏伟气势。

 

 

3. 公共体育场大门

 

 

所谓门斗，是指“通向建筑物的有顶入口”[6]。在主体建筑入口部位设置门斗、门廊是西方古典建筑惯用的手法。在南通近代建筑中，也 有少数匠师摹仿西式门斗的入口形式，将券柱式洋门脸与西式门斗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门斗式洋门脸造型。（图 4）其具体做法是 ：将原本位于建筑主墙面的券柱式洋门脸往外移一间房的进深，并在其上加盖屋顶，从而在建筑入口处形成一个起分隔、御寒、迎接等作用的建筑过渡空间。它与券柱式洋门脸的区别在于，券柱式洋门脸是一面单独的西式山墙，而门斗式洋门脸是凸出于建筑主墙面的

附属灰空间，它与门廊一样，都是遮风挡雨、衔接内外、供人停留的过渡空间。

 

 

4. 门斗式洋门脸

 

从对以上两种洋门脸变体类型的观察不难看出， 洋门脸在建筑中始终是以“门”的形式存在的，其主要作用是突出建筑入口的门面形象，以表达标榜、炫耀、装饰的意图。洋门脸所衍生出的多种变体形式，体现了南通人民在自发引用西方建筑语汇时的创造性与包容性，同时也反映出本地匠师对西方近代建筑在文化层面上的随机性、经验性的学习过程。洋门脸式样一方面在建筑入口处积极地吸纳西方古典建筑，特别是文艺复兴教堂建筑立面的特征与构图元素 ；另一方面对与传统空间格局相关联的西方建筑平面却采取了忽略、搁置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南通人对西洋建筑的最初认识，似乎都聚焦于与建筑外观形态相关联的立面、细部、装饰等方面，而对于建筑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即两者之间在空间起居格局上的差异，却鲜有人注意。这说明，在本土建筑文化受到外来建筑文化影响时，其属于“小传统”的部分，即民族基本精神的部分常保持不变，最先改变的往往是外在的实体要素。因此，外来文化极容易改变地方文化的环境外观，却无法改变其内在的空间与象征的需要。

 

 

关于洋门脸的形式起源，我国建筑学领域尚没有深入的考溯研究。通过与大量西方古典建筑原型进行比对，笔者认为，洋门脸的形式，应该最早是从西式教堂建筑中得来的灵感。它们和入口处的拱券极有可能是来自文艺复兴教堂立面设计中的手法。从构图母题上看，立面造型大都是效法文艺复兴时期新圣马利亚教堂立面及其衍生作品，如罗马圣阿戈斯蒂诺教堂。（图5a）这类教堂立面一般分为两层，每层配一种柱式，上部冠以和本堂等宽的山墙，边廊端头以涡券掩盖并以此形成锥形构图。南通最早兴建的洋门脸大门如大生纱厂表门正是这类教堂立面的一种简化变体形式，连壁柱、山墙、涡券形扶垛，表现出文艺复兴教堂立面特有的作风。但是，远在欧洲的西式教堂立面造型，为何会出现在江北一隅的南通小城？要详细探究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式教堂建筑入手。早在 1605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这座教堂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其主立面在中国建筑中属山墙，令中国风水先生大惑不解。而山墙上的主要构图元素即是山花、壁柱、券窗、涡券等洋门脸建筑上常用的装饰部件。而当时与南通仅一江之隔的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也建造了不少这样的文艺复兴式教堂建筑，如1853 年建造的董家渡天主堂等。这类教堂建筑立面显然都具备构成券柱式洋门脸的基本要素，如连壁柱、山墙、山花、涡卷饰件等，堪称洋门脸的原始雏形。而南通的洋门脸式样最初是由张謇引进的，张謇在 1895 年返乡之前曾在北京任翰林院编纂，返乡后更多次往返沪、通两地筹资办厂，应该对这类教堂建筑颇为熟悉。因此，南通洋门脸建筑中出现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上的语汇，也就不足为奇了。

 

 

5. 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与冲天牌坊立面的比例特征比较

 

但有一点令人费解，如果说洋门脸大门是摹仿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何以其中起主要构图作用的壁柱却不像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一样用于支撑整个山花，而是要高高伸出山墙外？按理说，如果摹仿西式教堂建筑立面，壁柱属于支撑构件，不可能出现伸出山墙外的情况。因此，想要了解这种形式的渊源，也许还要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寻找缘由。当我们将这类洋门脸大门与南通地区常见的同样具有空间分界及标示引导作用的棂星门（即入口“牌坊”）联系起来时，答案顿时明朗了。笔者认为，洋门脸大门，同时也吸纳了中国冲天牌坊的形制特点。由于上海等地及张謇建造的近代洋式工厂大门是作为入口坊的功能来使用的，因此沿用牌坊的某些形制特点正在情理之中。冲天牌坊在古代一般被用作文庙、佛寺、道观、陵墓等庄重场所的正门，其构造多是由华表柱与作为额枋的横梁构成，其华表柱远远高出额枋，呈冲天状，故洋门脸大门模拟其形态，将壁柱做成了“冲天柱式”。并且，连同在牌坊额枋上题刻匾额，为建筑物题名、立匾的做法也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通近代洋式工厂中的洋门脸大门同时也是对中国“牌坊”形式的直接承继。

 

通过洋门脸的比例法则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上述的推断。从对南通地区大量洋门脸的立面分析中发现，每个洋门脸的柱高源自于开间洞口的宽度，也就是两柱之间通道的宽度 ；而上部山墙的高度与开间洞口的高度又有着直接的关联。一般来说，建筑层数为一层时，柱高与开间洞口宽度之比约为2:1，上部山墙与开间洞口高度之比在1.5:1—2:1 之间浮动。这种由“开间洞口”的宽度与高度形成的模度体系构成了洋门脸的比例法则，并为洋门脸的立面设计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式。如果我们将这种比例法则分别与西式教堂建筑立面及冲天牌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中，以圣阿戈斯蒂诺教堂立面为例，柱高与底层开间洞口的宽度之比约为 6:1，上部山墙与底层开间洞口的高度之比约为 5:1。（图 5a）而南通地区冲天牌坊的柱高与开间洞口的宽度之比约为 2:1，上部额枋与开间洞口的高度亦在 1.5:1至2:1 之间浮动。（图 5b）由此可见，建造者在有意沿用冲天牌坊的比例法则，这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抽象延续。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这样一条脉络，即洋门脸形式起源于西式教堂建筑立面，同时又吸纳了中国冲天牌坊的形制特点。中国人在建造洋门脸式院墙大门时，对西式教堂建筑立面和中式牌坊兼取所长，将两者的特点都吸纳进洋门脸大门中，既将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中的壁柱、山墙、拱券、涡券等构件及其构成法则继承下来，又将门道两侧的壁柱仿照高高冲天的华表柱改换成伸出山墙外的冲天柱式。并且，将冲天牌坊的比例法则及在额枋上题刻牌匾，为建筑物题名的做法也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西式教堂建筑立面与牌坊形制兼而有之，独具特色的洋门脸大门形式。另一些与传统民居屋身相结合的一门两柱式洋门脸，没有直接采纳西式教堂建筑立面，而是在南通蛮子门楼及洋门脸大门形式基础上，吸纳了西式门扉，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门扉的形制特点，将大门两侧的墀头墙仿照冲天柱式的造型向上伸出，再在两根柱子之间建有山墙。纵而观之，此后南通出现的各种洋门脸形式，即是在这两种洋门脸形制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有别于作为“文化移植”产物的中国近代仿西式建筑，南通近代“洋门脸”式样建筑是根源于地域文化，并将外来建筑形式本土化的融合之作，体现了近代中西建筑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通过对“洋门脸”式样建筑类型及其形式渊源的深入剖析，可以窥见中国城市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变迁，认识和理解西方近代建筑文化在进入中国过程中被吸收、被改造的本土化现实。

 

罗晶 / 过伟敏 / 王晔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注释 ：

[1] 罗晶、过伟敏 ：“近代‘中西合璧’城市建筑遗产的式样特征——以南通地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2.7。[2] 同 [1]。

[3] 同 [1]。

[4] 罗晶、过伟敏 ：“近代‘洋式工厂’建筑特征解析——以南通为例”，《创意与设计》，2013.2。

[5] 同 [4]。

[6] （英）科尔主编 ：《世界建筑经典图鉴》，陈镌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 103 页。

 

参考文献 ：

[1] 金其帧：“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中华文化论坛》，2003.1。

[2] 王瑞珠：《世界建筑史·文艺复兴卷·上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