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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民艺精神于现代设计之中——论柳宗理的设计思想

  • Update:2010-07-02
  • 赵云川
  • 来源: 装饰杂志社
内容摘要
柳宗理是日本工业设计的代表人物。在其设计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中鲜明的设计思想,即在遵循现代工业生产和产品实用功能要求的同时,注重将日本文化及审美特性融入现代设计中。他的作品体现出了民艺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某种交融,其独特的设计思想和优良的产品特质,对日本现代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设计、民艺、交融
一.柳宗理其人及设计思想
如果论及当今日本最受景仰、最具代表性的工业设计师,当非柳宗理莫属。这决非是借助其父亲即奠定日本“民艺”理论的著名民艺家柳宗悦的光环,而是因为在现代日本设计尤其是工业产品设计中,柳宗理的成就卓著。无论是设计领域之广、设计作品之丰、获奖荣誉之多以及设计思想之独特,都把他推向了日本工业设计的金字塔尖,成为行业中颇有影响的泰斗级人物。
柳宗理生于1915年。作为民艺家柳宗悦之子,无疑从小就深受日本传统民间工艺器物之美的熏陶以及父亲“民艺”思想的影响,这为他以后设计思想的形成积淀了内在的基因。他于 1936年至1940年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1942年担任了勒·柯布西埃设计事务所派来日本参与改进产品设计工作的夏洛特·佩利安的助手。1950年,他成立了“柳工业设计研究所”。数十年来,所设计的家具、家用工具、器皿不断获得诸如日本工业设计竞赛首奖、意大利米兰金奖、以及日本工业设计界最高荣誉good design(优良设计)奖等诸多的奖项。他还在1954年任金泽工艺美术大学教授,并自1977年以来持续担任日本民艺馆馆长。
在柳宗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设计生涯中,贯穿着一种鲜明而持之以恒的设计思想,即将日本文化及审美特性融入现代设计中,既遵循现代工业生产和产品的实用功能要求,又注重产品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含量。他认为好的设计不仅要符合现代技术和现代功能的需要,也要“符合日本的美学和伦理学,表现出日本的特色”。一方面,他强调现代感和时代精神,认为“真正的设计要面对现实,迎接时尚、潮流的挑战”。[1]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代设计中存在的唯物质条件论和屈服于时尚趣味等不良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柳宗理的产品设计始终追求在机械技术与传统美学之间的某种交融。
柳宗理这种设计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宏观上看,它是日本文化特性所体现出的必然产物,是日本在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擅长于拿来、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将其兼容并蓄、改造创新的经验使然。同时也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有关。柳宗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这当中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日本文化和欧美文化的反复交错、排斥、抵牾、接受、互融及其所形成的时代思潮,使其有亲身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的文化体悟。不过,影响并促使其设计思想形成的更为直接的因素,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家庭重视日本传统文化,崇尚民艺精神的氛围。特别是其父的民艺思想,从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柳宗理的血液中,成为其一生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柱。其二是来自西方现代设计思潮,尤其是包豪斯设计思想的影响。这得益于日本在近现代过程中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近距离的接触,以及业已形成的工业技术和经济基础,使西方先进的设计思想能在日本迅速地得以展开和普及。
 
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影响
年轻时的柳宗理,曾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毕加索和克利,热衷于纯艺术,并投身到其创作实践中。这除了是年轻人与生俱来的某种接受新事物的天性以及强烈的艺术冲动外,也有一部分是对其父亲的叛逆因素。但是,在他刚进入东京艺术大学时,听到了从包豪斯研修回国的一位名叫水谷武彦[2]先生的课,课中包豪斯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便深深吸引了他。其中有两个问题令他触动很深:一是现代是重科学、重技术的时代,机械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手段和方式,将成为今后设计和生产的重要途径;二是今后的美术或设计必须是为了社会﹑为了用途而产生的,它存在于社会需求的关系中。这种思想现在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人们很难感受到它所传达的冲击性和新鲜感,但是对于当时只能以其工艺产品跻身于世界现代产品市场的日本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当时的欧美,以工业设计为主的现代主义设计革新运动席卷欧美,这种现代设计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展开,并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并服务于整个工业社会的。它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人们的消费要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充分肯定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赞赏新技术、新材料的工业设计先驱人物。例如包豪斯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n 18831969)在谈到设计时说:“尽量把产品设计得简单真实,在于规律的一致。它的目的是为平民大众。包豪斯的产品并不摩登,其外形是艺术协调的结果,它产生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经济和外形塑造方面的思想过程和加工处理过程”。[3]无疑,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特点,决定了造型设计的整体化、模块化,以使之更有生产实施的价值。而当代生活的快节奏也让人们不断地接受着这种简洁的造物美学。包豪斯第二任校长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 Rohe 1886~1969)对现代设计说得更直接,他的“少则多(Less is more)”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和战后的“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更强调了造型上简单、强调功能和反装饰性特点。可以说,包豪斯的思想以及云集着的诸多设计大师,成为了柳宗理憧憬的对象。另外,他尤其崇拜现代主义设计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机械美学的创立者科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深受其赞美新材料、新技术,倡导理性和功能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并暗中定下了今后要走的路。
应该说,包豪斯和柯布西耶的影响,启发和促成了柳宗理成为设计师的想法,并对其设计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他1955年成为金泽美术工艺大学教授时,包豪斯的思想仍作为他最为推崇的教学理念而贯穿于设计教育之中。
 
 三、民艺精神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意义
构筑和形成柳宗理设计思想的另一重要部分,即是他对日本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民艺精神超寻常的了解和热爱。在柳宗理9岁时,其父在京城开设了“朝鲜民族美术馆”,推崇备至地宣传民艺的美; 10岁时,其父同陶艺家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等发起了的民艺运动;11岁时,配合着日本工艺美术会的成立,其父发表了“日本民艺美术馆趣意书”;14岁时,其父设立了“日本民艺馆”;16岁时,其父主办的《工艺》创刊等等,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与民艺有关的事件和活动,显然对成长过程中的柳宗理的思想和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柳宗悦的“民艺”概念中,民艺是指由无名工匠制作出来的、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用杂器。其本质不是用于鉴赏的美术品,而是为了实用之需手工制作。因此,与那些炫耀技巧的华丽的装饰品相比,民艺呈现着自然、健康、朴素的灵动之美。那么,如何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民艺和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寻找两者在观念和方法上的相近或相似之处呢?
还是在大学年轻的时候,善于思考并极富创新精神的柳宗理就认识到,包豪斯设计理念和现代主义设计原则,与其父毕生推崇的民艺精神有着共通之处,只不过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在肯定科学和机械的立场上而提出的理论。柳宗理一方面遵从现代工业技术和设计思想,因为这是现代产品设计的最一般性原则。但民艺思想的基因,又迫使他不自觉的同时要倾心于产品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而这种特质和精神只能从日本优秀的传统和民艺本质中去汲取。
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继而主导全球设计思潮的现代主义,其核心是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所谓功能即是指事物的功效、作用。认为一件物品的美和价值取决于它对于其目的的适应性。而所谓“功能主义”就是去发现物品真正的使用目的,并尝试使这个物品能变成有用和可用的,即能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在这一前提下,产品设计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原则就是简洁、实用,强调实用物品的美应由其实用性和对于材料、结构的真实体现来确定。以实用为宗旨的、出自一般匠人之手的民艺之美,在于其朴实无华,亲切自然没有刻意的造作与修饰。故而能够真正贴近人的需求,体现出现实生活最本质、最真实的面目。因此,从这一视角看,民艺与现代主义设计两者在皆强调实用功能和简洁之美方面确实有着相近之处。两者都遵循设计应去除华丽无用的冗赘装饰之一原则,使设计造型的匠意,回归到了功能、材质等最原点处来进行。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设计中过于追求功能的理性思维,往往使其产品充满了冷漠感,没有人情味。它打破了各种不同文化的共生关系,没有个性特色,造成设计上的千篇一律。在这一点上民艺与现代主义设计明显不同。差别在于工业产品的机械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极端理性的生产方式和设计理念自身,往往有着难以克服的忽视文化和情感的人性因素的弊病。而民艺制品却在功能和简洁之美中体现着感性和人性化的内涵。从表面上看,民艺中“实用就是美”的精神,与柳宗理一贯坚持的不追求装饰的设计理念是一致的。不过作为一种工业设计产品,柳宗理必须将手工性民艺所具有的实用美概念同机械、技术、理性产生的现代设计相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抵牾。也就是说,工业设计生产中的美学和人性因素可通过强化民艺精神而得以体现;而民艺精神可通过现代工业设计和机械技术生产的简化、简约而得以传达。这样的调和在理论上或许是简单和可行的,但在设计实践和生产中确是具体的、甚至是棘手的。因此尽管民艺和现代设计有某些殊途同归或相互呼应之处,但其差别性和抵牾性必须使设计者在这中间,寻找到共鸣和平衡点。
 
四、产品理想和设计方法
看柳宗理的产品,分析起来有三个层面,其一是造型简洁明了、细腻精致,没有故作的玄虚和多余的装饰;其二是绝佳的触感和手感,即使用的合理性和舒适性;其三是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所透露出的某种文化特质,即来自审美、精神层面的享受。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于不把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当作可以欣赏的、玩味的对象了,但面对柳宗理的产品,当静心观察,仔细玩味时,其产品在饱含着绝佳的使用特性的基础上,着实会传达出某种艺术的品质。可以说,这是产品设计难得的境界。
例如1956年设计的弯曲胶合板加金属配件的“蝴蝶凳”,即是功能主义与传统手工艺的结合的佳作。产品造型所呈现出的简洁,并非是直正的刻板单调,形体含蓄的弯曲、转折,隐隐流露着迷人的韵味。并且,这种隐约的弯曲、转折等细节变化,绝非信手拈来、凭空生成,而是根植于实用,即完完全全来自于功能的考虑。又如同年设计的由多治见陶瓷实验所生产的日用瓷《白瓷土瓶(壶)》,这一作品曾荣获1957年在意大利举办的11届米兰国际美术及设计展金奖。柳宗理对该作品所倾入的心力是令人惊讶的,从设计构想到石膏模型的制作、推敲直至最后完成,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论是对诸如壶嘴、壶盖等的造型细节的反复经营,还是在材质、工艺以及实用、耐用上的深入试验,都体现出他在每一个环节上力求最好、最完美的设计品格。尤其是采用注浆成形方式生产的壶身与用传统手工制作的竹木把手的巧妙结合,更表现了他在设计思维上的独具匠心。无怪有人叹道:“即使商品化之后,柳宗理的作品仍旧不是工业制品,而是艺术品”。[4]
柳宗理的产品设计推崇“实用就是美”的精神,他认为真正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生活用品,其功能绝对是排在首位的。因此比起纯粹地追求形式美感来,他始终着重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人的影响,即所谓实用性。另一方面,他强调民艺精神的初衷在于,民艺“可以让人们从中汲取美的源泉,寻觅到人性化的养料,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的真正意义”。[5]这也使得他的设计十分强调具体的动手制作问题。即在考虑设计时,不是单纯地画出设计图或草图,再请厂商做出来即可,而必须坚持手工制作,并进行反复试验和模型推敲。在柳宗理看来,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必须用手和身体接触的生活用品,如果仅在桌面图纸上或计算机视频上来进行设计是不可思议的。既然“是手要使用的东西,所以当然要用手来设计”,而“用手去感受,手上便会有答案”。[6] 因此,仅仅注重制作设计图,放弃动手制作,不能算是好设计师,而学会用手去思考应是设计师的优良传统和必备素质。。
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因其表现效果强、工作效率高而越来越盛行的今天,柳宗理仍然强调用手工制作的重要性。这种持之以恒的理由,无疑是想在民艺精神与现代工业制品中找到某种契合点,或在强化产品的人性精神方面寻觅某种感性的特质。或许正是这样的设计理念,使柳宗理的器物之美,不仅只是形式与视觉上的表象之美,而是让你在使用、接触时,感受其丰富的实用性以及亲切感、舒适感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满足。
柳宗理的设计产品,造型简洁明了、单纯得体、美观大方,他将复杂的功能和美学问题巧妙融合,摈弃无用的附加造型或多余的装饰。这是现代设计“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的表现,也是现代工业化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但在这当中,工艺文化的思想,民艺的造物理念,从内心昭示对产品亲和性、感受性的人性化追求,在避免造型的理性化、冷漠化的同时,让产品在简洁单纯中透露着柔性、亲和、感性的特质。
不言而喻,柳宗理的设计思想是独特的、深邃的、丰富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可行的、实用的。它通过自己的设计实践,跨越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手工与机械、个性与共性等多重复杂、抵牾的因素,其思想和产品所闪烁的火花,对日本现代设计及其人们的生活理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柳宗理
 
 
柳宗理作品——白瓷土瓶(壶)1957年荣获米兰金奖 
 
 
柳宗理作品——蝴蝶凳
赵云川   北京服装学院
 
 
 
注释:
[1] 张乃仁:《设计辞典》,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第787页。
[2] 水谷武彦最早在包豪斯留学的日本人。他于1927至1929年由日本文部省派遣德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东京美术学校担任助教授。详见長田一、郎、森仁史《近代日本デザイン史》,美学出版,京,2006283
[3]杨成渝:“简单而真实——工业设计之道”,《大艺术》,2004.2。
[5] [1],第 787页。
[4]、[6]《Yilan美食生活玩家》:《靜觀,柳宗理》,http//www.yilan.com.tw/ 2005。
 
参考文献
1柳宗理デザイン金沢展開催実行委員会編:《柳宗理うまれるかたち》,能登印刷出版社,2003
2、日本インダストりアデザイナ―会::《ニッポンプロダクト》,美出版社,东京,2005
3、横山子:《日用品としての艺术晶文社,京,1979
4、竹原あき子、森山明子:《日本デザイン史》,美出版社,京,2003
山口勇:《柳宗理访问稿》,http//www.justshine.com.
6、柳宗理:《柳宗理エツセイ》,平凡社,京,2003
7、柳宗理:《柳宗理デザイン》,河出书房新社,京,1998
8、桐山登士康子、西山浩平:《ニッポンをデザインした巨匠たち》朝日新社,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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