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

作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描写了一个一千年以后的大一统王国，这里，大恩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所有公民都是不同的数字号码，生活中的一切都经过严密的数学计算，号码们享有“数学般精确的幸福”。这种幸福彻底、精确到这样的程度：为了避免荒唐的爱情悲剧，大一统王国对爱情也进行了数字化的技术处理。根据法典，每个号码都可以与另一个号码发生性关系，性管理局对每个号码血液中的性激素含量进行检查，据此制定针对每个号码的性生活日期表，于是，爱情变成了和谐愉快、有益身体的生理功能。在性生活日，住在透明玻璃房子里的号码才有权放下窗帘。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马尔库塞，在他看来，发达的技术社会里，爱欲退化为单纯的性经验和性满足，由于降低爱欲能力加强性欲能力，对升华的需要也大大降低，这种对性本能的强调和俗化的趋势使得隐私渐趋透明化，这种对性本能的动员和管制可以解释为个人与社会的“前定和谐”，“发达工业文明对人们生活中的超越性因素进行技术征服和政治征服的特征，在本能领域内表现了出来：使人屈服并削弱抗议的合理性的满足”。社会准许、人们也确实渴望得到的满足范围虽然大大扩展，但是“拒不与既定社会相调和的权利被剥夺殆尽。快乐因而被调整来为产生顺从态度而服务”。在《我们》中，作者写到了天堂的传说，上帝让天堂里那两位在没有自由的幸福和没有幸福的自由中进行选择，“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结果就是后来的人们“对脚镣手铐的渴望”，而“只有我们才重新认识到如何使幸福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