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主义经典设计】迪特·拉姆斯与博朗：好设计是简洁的

“每一件工业产品都有它专门的用途。人们买这件东西不是为了看，而是要它提供明确的功能。……最重要的设计原则之一就是去掉不重要的，以突出重要的。”这是迪特·拉姆斯在1984 年发表的文章《去掉不重要》（Omit the Unimportant）中，开篇即抛出的观点。正如他和汉斯·古戈洛特（Hans Gugelot）为博朗（Braun）公司设计的SK4 型收音留声机。在这件被后人视为工业设计史上传奇的作品中，所谓“去掉不重要”，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设计变化之一是不再用深色的木质机箱，而是白色的金属外壳，所有表面部件全部简化为圆形或者长方形，没有不必要的曲线和折线，脱离以往同类产品固有的家具感。其实，SK4的造型是可以溯源的，它基于威廉·瓦根菲尔德（William Wagenfeld）之前设计的一款产品；与汉斯·古戈洛特（Hans Gugelot）1955 年设计的博朗G11 型收音留声机也有着承袭关系。与“去掉不重要”相应的是“突出重要”，SK4 第二个重要的设计变化是，唱臂、唱机转盘和控制开关全部置于机身的顶部，它们规矩、平齐地排列，使用者不必弯腰俯身，操作集中在同一界面完成。最为成功之处，也是 K4被戏称为“白雪公主水晶棺”的原因，是它顶部的塑料玻璃盖，用合页与机身相连，向上打开。采用塑料玻璃盖并不是起初就有的想法，设计过程中，原本同样为金属的顶盖因为影响音效而放弃。后来选择的塑料玻璃在当时是一种刚进入市场的新材料。用它作为顶盖，不仅中和了金属外壳的冷峻感，更让唱机的操作一目了然。

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功能的不断叠加和提升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使用上的方便，也带来了操作上的复杂。拉姆斯和博朗在要求产品拥有高品质和先进技术的前提下，控制其功能，不把技术变为炫技，强调产品的“自我说明”，即使用者不需阅读恼人的说明书便可直接操作。20 世纪80年代，由彼得·哈特魏因（Peter Hartwein）设计的一款组合音响，操作界面上的按键和旋钮布局简单、稀疏，不常用的部件都被安排到设备的背面。复杂的电线都能藏起来，以便音响放置在开敞的空间里。这种产品功能的集中和操作界面的易用，不仅是实际使用操作上的，亦是心理上的。它在后来也深深地影响了苹果公司的设计，特别是iPod 系列。而这正与拉姆斯所提出的，被设计界奉为圭臬的“好设计的十条准则”中的另一条相呼应：“好设计让产品易懂。”（Good Design helps a product be understood.）

 

尽管拉姆斯在准则中提出“好设计是美的”（Good designis aesthetic.），但由于对美的认识和判断因人而异，无法量化，亦需要时间的积累与经验，拉姆斯对美的态度颇为谨慎。他认为，一件工业产品的美是“诚实的、协调的、简单的、谨慎的和中庸的”。“美感”（aesthetic）与“美丽”（beauty）不同，后者更多停留在观感上，而工业产品的美与它的功能密不可分。

拉姆斯的好设计准则以及他坚守的设计理念，形成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也正是消费主义发展又遭到批判和质疑的时期。1972 年，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Club ofRome）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翌年，西方国家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能源、环境的危机意识和系统思考的方式，与拉姆斯本人的价值观和思想（不仅是设计上）相契合，也促使了拉姆斯后来广泛地参加论坛、会议，更多地参与讨论、发表演讲。他抵制有计划的废止制和风格制度，批驳许多产品的设计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弱点所做的投机，将流于表面装饰和缺乏功能考虑的设计称为“视觉混乱”（visual chaos），并认为这种“视觉污染”与空气和水的污染无异。

谈及博朗的设计时，拉姆斯喜欢引用埃尔文·布劳恩（Erwin Braun）的比喻：“我们的产品应该是谦逊的，在视觉和听觉上尽可能地归于平淡。它们可以很好地融入家居环境中，就像放在古人家里的天鹅绒，很难一眼就看到。”拉姆斯的进一步解释是：“我希望能设计出为日常所用的产品，不会刺激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感官。”拉姆斯能够在博朗公司工作长达四十年，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公司的管理者及其他设计师——包括在他入职前已在博朗工作的汉斯·古戈洛特、弗里茨·艾歇勒（Fritz Eichler），以及他入职后的设计团队——理念一致。二战以后，从创始人、他们的父亲马克思·布劳恩手中接管公司的阿图尔（Artur Braun）和埃尔文·布劳恩便对产品有了清楚的认识和定位。他们认为，设计不是为了做出漂亮的东西，也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大批量制作出具备功能的、可以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品质产品，审美因素则放到后面再考虑。1952 年，沃尔夫冈·施米塔尔（Wolfgang Schmittel）重新设计了博朗的标志，也就是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在1955 年杜塞尔多夫的德国收音机、电视和电唱机展上，博朗公司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展陈方式，摊位用细钢条和胶合板搭建，简洁明晰的结构就像一张建筑平面图，产品置于其中，展示与展品风格一致。海报和画册也是如此，采用疏朗、功能化的平面设计风格，以单色印刷字体配合图像。图片中的产品放置在室内家居环境中，周围的家具同样是线条简洁、色彩单一的。为了避免它们之间太过融合，以至失去宣传产品的作用，在每一件产品上方加了白色的指示箭头。产品、展示、宣传、公司形象，这是系统设计，也是博朗和拉姆斯的价值观，以及他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认识。

“控制”（control）是拉姆斯经常提到的。“视觉混乱”即是一种设计失控的表现；简约、功能集中则是设计控制的反映。拉姆斯把控制的理念延伸到设计以外更广的层面。他长时间负责博朗的设计部门，其团队的设计师皆为男性，团队人数少，最多的时候有17 人，且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非常相似 。拉姆斯非常谨慎地挑选工作伙伴，找那些和他自己很像的人。不能说拉姆斯的设计原则一直没有阻碍。1967 年，美国吉列（Gillette）收购博朗之后，拉姆斯和他的设计团队要时常与高层和市场部门沟通，以保持其一以贯之的简约设计不被消费者易变的喜好和市场部门的要求所改变。

这种男性化的功能性设计曾被讥评为“冷漠”。但拉姆斯却认为，通过浮夸、繁复的表面设计所激发的感情，只是为了引人注意；相反，在设计中越少地加入信息，越能引起使用者情感上的回应。而这种感受和回应，需要在细节中实现。因此，拉姆斯在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Less ismore）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少，却更好”（Less butbetter）。形式的简化背后，是对各个层面和问题的精炼、改进与平衡，包括功能、材料、电路、结构及造型等。“每一个细节，都蕴含力量。”因此，如果把现代艺术中极简主义的概念笼统地套用在博朗和拉姆斯的设计中，并不准确。而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虽然拉姆斯希望博朗的产品是平价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拉姆斯与迪特里希·吕布斯（Dietrich Lubs）在1987 年设计的ET66 计算器，清晰的界面上，单独设置了输入键与输出键，并以绿色和红色区分。其余按键的颜色谨慎地变化，既代表功能的区别，也能增添外观上的美感与使用的乐趣。按键设计成凸起的圆形，而不是有轻微下陷的凹面。这是因为设计师们在反复实验后认为，对于使用者来说，准确地触摸到按键，比按下去的感觉更为重要。迪特·拉姆斯和博朗公司的简约设计，完全基于对实用和功能的考量。高品质深藏于产品内部，有显而易见的，也有难以察觉的。一切以使用者为先，不管他们是否能意识到。他们要求每一个零件和内部结构与最后的设计结果挂钩，关注功能性与技术质量，最终化为一种极简、凝练的设计语言。

 

参考文献：
[1]Dieter Rams,“ Omit the Uni portant”,Design Issues , Vol. 1, No.1 (Spring, 1984), pp. 24-26.
[2]Sophie Lovell, Dieter Rams: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 , London; New York: Phaidon,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