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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雅与附庸风雅 ——从谢环的案例看明代艺术家交游中的雅贿现象

  • Update:2016-02-27
  • 崔祖菁
  • 来源: 2016年第1期
内容摘要
雅贿”即以书、画、古玩等风雅之物为媒介,对一定对象行贿赂之实的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当这种交往方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成为一种风气之时,便构成了“雅贿”现象。因为与艺术品关系紧密,故“雅贿”又构成一定时期的一种艺术生态。艺术品多是艺术家创造的,考察一段时期的“雅贿”现象,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一些艺术家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有的甚至关系紧密,一些艺术家凭借其“一技之长”作为得名、获利的手段。从历史上看,由于“雅贿”行为与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艺术交往行为(如雅玩、应酬、馈赠等)有某种相似的特点,常常会模糊人们的视听,甚至可以欺骗律法,因此“雅贿”现象不仅长期为人们的观念所疏忽,还反映出对艺术领域里一些问题认识的模糊。明代在仁、宣之时,文官政治初步形成,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崇文之风渐隆,好雅的文人渐多。帝王、士大夫的“雅好”给艺术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竞争。他们的互动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性质,艺术生态环境逐渐变得多样而复杂,“雅贿”的风气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本文以当时的画家谢环为考察焦点,尝试讨论上述问题。

  雅贿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雅贿”的案例,却始终没有“雅贿”一词。近十年来,该词才在报刊、文章中频繁出现。根据相关解读,“雅贿”多指以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的贿赂。
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有一则材料或可说明“雅贿”的典型性:“张东海(张弼)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将入觐,缄纸一箧,索公草书,为京中人事。”[1] 三年一次的朝觐,是地方官员升迁谋缺的好时机,他们不仅会带去大量的金银珠宝,也会带去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贿赂京官。
明代的吕坤在《与相国沈龙江座师》的信札中说:
夫纳贿者,非金珠币帛之谓也。我喜谀,则人以称颂为贿;我恶谤,则人以弥缝为贿;我有所喜,则人以荐引为贿;我有所恶,则人以排挤为贿;我有所欲行,则人以将顺为贿;我有所好尚,则人以趋向为贿。此之为贪,甚于金帛。[2]
吕坤认为“贿赂”的概念是宽泛的,贿赂的载体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雅贿”的内涵也可以进行合理的扩展,比如其媒介可以泛指一切风雅之物,既可以是与“雅”有关的各种实物,也可以是与“雅”有关的精神“投合”。
“雅贿”现象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艺术现象,其一端连着社会,一端连着艺术,带来了认识一些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的古代社会,“艺术品”不同于一般的金银钱财等俗物,多为文人士大夫的雅玩之物,其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独特的审美属性容易掩盖人际交往的目的性。加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在礼仪、人情、风俗等社会活动中都发生着礼物的流动,人们在婚丧嫁娶、金榜题名、节庆祝寿之时,都会送上礼物,其中不乏艺术品。因此“雅贿”常常被混同在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方式中,被视作正常的“人情往来”,特别容易与艺术品的“应酬”“馈赠”等交往方式相混淆。
正因为如此,“雅贿”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为历史的律法所关注,也一直被主流社会的观念所忽视,最多也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被谴责。例如,据宋邵伯温《闻见录》记载:仁宗一日幸张贵妃,合见定州红磁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上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后潞公入为宰相,台官唐介言其过,及灯笼锦事。介虽以对上失体远谪,潞公寻亦出判许州。[3]
张贵妃是仁宗的宠妃,大臣们巴结的目的性非常明显。王拱辰献给张贵妃定州红磁器、文彦博献灯笼锦引起了宋仁宗的不快,言官也进行了弹劾。这个案例说明,尽管所送的物品并非金钱财物而多是艺术品,但其中的目的性十分明显,仍然是不光彩之事。因此,不管“雅贿”现象呈现出怎样的复杂性、多样性,我们依然可以从本质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判断此类行为是不是“雅贿”行为,关键是要考察它是否带有不正当的目的性,是否为了在不当的竞争中获利。当然,这种目的性的实现,既可以拿“雅玩”作为借口,也可以用“雅交”来遮盖。
谢环的“艺术”交游
镇江博物馆藏有一幅明代初期画家谢环的绢本设色长卷,名曰《杏园雅集图》(图1)。该卷长达四米,可谓鸿篇巨制。
该图描绘的是朝臣们在大学士杨荣宅第雅集的盛况,图上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瑛、王直、周述、李时勉、钱习礼、陈循等人的题诗、序跋,他们均是此次雅集的参与者。杨荣在《杏园雅集图序》中有如此的描述:正统二年(1437 年)丁巳春三月朔,适休暇之晨,馆阁诸公过予,因延于所居之杏园。永嘉谢君庭循旅寓伊迩,亦适来会。时春景澄明,惠风和畅。花卉竞秀,芳香袭人。觞酌序行,琴咏间作。群情萧散,衎然以乐。谢君精绘事,遂用着色,写同会诸公及当时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杨士奇),其右为荣(杨荣),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王直);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杨公(杨溥),左少詹事临川王公(王瑛),右侍读学士文江钱公(钱习礼);徐行后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周述),次侍读学士安成李公(李时勉),又次侍讲学士泰和陈公(陈循);最后至者谢君(谢环),其官锦衣卫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又有执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饮馔傔从五人,而景物趣韵曲臻于妙。庐陵公喜题曰“杏园雅集”。[4]
杨荣对参加雅集的九位重要人物在图中的位置作了详细的说明,从左至右着官服者为王瑛、杨溥、钱习礼、杨士奇、王直、杨荣、周述、李时勉、陈循,最后是画家谢环。另外画面上还有童子九人、仆佣五人,加上东道主杨荣本人,一共有二十四人。
另按明黄佐所记,关于此次雅集,谢环一共画了九张《杏园雅集图》分赠雅集的九位宾主:
正统二年三月,馆阁诸人过杨荣所居杏园,燕集赋诗。成卷,杨士奇序之。且绘为图,题曰“杏林雅集”。预者三杨、二王、钱习礼、李时勉、周述、陈循,与锦衣千户谢庭循也。荣复题其后,人藏一本。亦洛社之余韵云。[5]
该图有“关西后裔”印,据此推测,此图应是谢环为杨荣所制。美国大都会另有一幅《杏园雅集图》(图2),不知是谢环为其中何人所作。对照镇江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除了谢环本人不在此图中外,其余部分则基本一致,据此推测,谢环所画的九张《杏园雅集图》应该大同小异。
历代文人多好雅集,“杏园雅集”本不足奇,但是,谢环为一次雅集画了九幅鸿篇巨制的雅集图有点不同寻常。谢环为什么要这样做?图画主题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各位宾客背景怎样?相互关系如何?
据杨荣《杏园雅集图序》,此次雅集发生在正统二年。“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朱祁镇九岁即位,正统二年,其年十一岁,此时的朝政实际上由张太皇太后与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史称“三杨”)共同把持,“三杨”可谓权倾一时。[6] 另外,王英、王直、周述、李时勉、钱习礼、陈循也皆非等闲之辈,他们曾备受明太宗朱棣的喜爱,并寄予厚望。永乐二年(1404 年),朱棣在四百七十名进士中选取了二十八人安置在文渊阁中单独培养,以备将来大用,时人谓之“二十八宿”[7],王英、王直、周述皆在其中。周述是当年的榜眼,王英、王直则以出众的才华被并称“二王”。李时勉也是永乐二年的进士,修成《太祖实录》后升为翰林侍读,官至国子监祭酒,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学校长”,《明史》称其“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8]。钱习礼是永乐九年(1411 年)进士,英宗的老师。陈循则更为出众,是永乐十三年(1415 年)状元,后为内阁首辅,是“三杨”的接班人。这些人皆为三朝元老、一代名臣。
正统初年,仁宣不久,君臣和睦,满朝多忠直之士,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明代社会最为清明之时,如《明史》所云:“是时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9]此次雅集诸公都是文人出身,均长期供职于翰林院,在政事之余雅好文艺。比如杨士奇,虽贵为内阁首辅,但平日十分留意古碑帖的收藏,在其文集中,可以发现他曾收受过其他官员众多的此类艺术品,有的还十分珍贵难得。
此次“雅集”的参与者,不仅是当时朝中的实力派,也是一群好古博雅之士。从画面的陈设上看,无非琴棋书画、赏石品茗、作文赋诗之类,文人“雅玩”的特点被展示无遗。杨士奇也曾为《杏园雅集》作序,云此次雅集“凡所以资娱乐者悉具”[10]。雅玩的气氛十分浓厚。
按杨荣《杏园雅集图序》所记,雅集之时,“旅寓伊迩”的画家谢环“亦适来会”,即是说家住附近的谢环“巧合”地到来。显然,谢环是不请自到的,而且也未必是巧合。朝中多位顶级人物齐聚一地,响动一定不小,家住不远的谢环应该是闻风而动的,可能他十分清楚自己宫廷画家的身份必然为这些好雅的官员们所欢迎。
从镇江博物馆所藏《杏园雅集图》上看,人物位置按地位高低安排的用意十分明显,谢环远离核心且一人独处,大都会所藏的《杏园雅集图》谢环甚至没有出现在画面上。这一点应该可以表明谢环在此次雅集中是并不重要的角色。但毋庸置疑的是,谢环是一位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的艺术家。
谢环,字廷循,明初画家。据《浙江通志》,“(谢环)永嘉人,善绘。永乐、宣徳间,恩赉最优,授锦衣卫千户,寻升指挥。”[11] 他以善画召入宫廷,其锦衣卫千户、指挥等职也是以善画所授。据史料记载,谢环早在永乐中期即已应征入宫,当时的宣宗尚在少年。作为皇位的继承者,宣宗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绘画的造诣也相当高。(图3)作为当时宫廷的重要画家,谢环对宣宗的绘画当有过直接的影响。这种推测可以从史料中得到一定的印证:
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文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秋江独钓图》,一红袍人垂钩水次。画家唯红色最难着,文进独得古法。宣庙阅之,廷循傍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耳。”宣庙扣之。[12]这段记载反映了宣宗与谢环等人绘画方面的互动,另外,从宣宗对谢环所作出的评论深信不疑的表现上判断,谢环俨然是宫廷画家中的权威人物。杨士奇有一个记载,对此能够加以印证,甚至可以认为谢环就是宣宗的绘画老师。“宣宗皇帝妙绘事,天机神发,不假于学,供奉之臣,特奖重庭循(谢环)。万几之暇,恒侍左右,间承顾问,率以直对。”[13]杨士奇在《恭题谢庭循所授御制诗卷后》中有一段文字,说明了谢环在当时宫廷画家中不二的地位:
昔我宣宗皇帝万几之暇,讲论道德之余,闲游艺书画,时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给事左右。永嘉谢庭循,独见爱重,恒侍燕闲。盖庭循清谨有文,每承顾问必以正对,尤精绘事,每有所进,必荷褒锡。此卷其一也。上素重官职,不轻授,未几进庭循五品为锦衣卫千户。盖亦兼重其为人也。[14]
由于深受宣宗皇帝喜爱与赏识,连身为内阁首辅的杨士奇也对谢环发出“非臣所及”的感叹。
但是,谢环不过五品之秩,杨士奇则是此期事实上的宰相,重权在握,二人地位十分悬殊。由此推断,杨士奇之言极可能是出自对谢环的抬爱。因此不妨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谢、杨二人的关系。据清王毓贤的记载,谢环之所以受到宣宗的宠遇,正是杨士奇的举荐之力:
杨东里少师称其(谢环)谨慎有文,笔墨恬雅,因受知于景陵,诸臣不敢望也。[15]
在传统文人的心目中,书画属于小道,但由于受到宣宗的礼遇,朝中众臣皆高看谢环三分。谢环的辉煌与杨士奇最初的引荐有关,二人此前必有深交。
谢环初至京城之时,曾自号其在京的居所为“米家船”,这个斋号是谢环对自己收藏宏富的一种自夸。杨士奇则将其改成“翰墨林&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