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源自对生活的尊重——台湾设计印象

台湾素有宝岛之称，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缘位置给其带来的“美丽富饶”，更是由于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各种本土、外来文化的尊重与包容。这种背景为构筑一个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创造了基础。而作为人类物质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设计，亦在其中为实践尊重扮演了重要角色。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台湾呈现的各种设计形态，不但能够立足于本土，还能够兼顾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台湾设计总能以适合当代人的方式还原、推广从古到今的各种文化艺术形态，并使其能够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相融。
一、现代文化场馆设计中体现出的本土性尊重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其发展路径不单以经济为考量标准。对于传统文化，台湾人依然保有虔诚的尊重。台湾的设计师们似乎总能够以最利于被当代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去推广和普及传统文明的价值。这一点在台湾各地的现代文化场馆——博物馆、美术馆的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矗立在宜兰县头城镇的兰阳博物馆便是此类型设计中的一个典型。（图1）虽然在藏品体量上，这个馆无法与那些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件藏品的重量级博物馆相比，但是，在反映台湾设计的本土化尊重这个问题上，兰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个理想案例。兰阳博物馆的营建，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出了台湾设计师是如何通过努力，以现代科技手段去推广本土物质文明的。这个博物馆由台湾建筑师姚仁喜领导的大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于2010 年10 月16 日落成后正式开馆。[1] 因此，它的营建反映了近些年来台湾针对本土化问题的诸多思考，具有较新的参考价值。在从头城火车站前往兰阳博物馆的路上，有一班“宜兰劲好行131 线”巴士是免费运行的。这种策略显然对促进当地旅游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兰阳平原的本土性文化景观得到了相对便利和愉悦的推广。我们不得不承认，“免费”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温馨”。
兰阳博物馆的设计遵循了师法自然的原则，现代化的博物馆就坐落在乌石港遗址旁。这种新旧物质文明的同构使得人们能够在最有效的时间里“博古通今”。博物馆的“单面山”建筑结构也并非凭空设想，而是源于对兰阳平原本土地貌的尊重。这种形式使得博物馆能够较大限度地和其所处的区域特征相契合。可是整座馆的设计却又体现出现代设计中的高科技风格——大片玻璃幕墙和其中交织着各种声、光、电的互动设施，令人们能够以在当代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触发对兰阳平原最本土化的感动。
在兰阳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览莫过于为反映兰阳平原本土化风貌和历史进程而设计的常设展。这个展览分作“山”、“平原”与“海”三个主题。进入兰阳博物馆大门之后，游人们便会在工作人员的导引下进入到展览动线之中。（图2）首先，人们会通过电梯被带到最高层——“山”层，之后逐渐循序下行，经过“平原”层，最终抵达“海”层。这些展示设计与建筑设计相得益彰，使博物馆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而且，为了令人能够更充分地体验到各个时期的本土风貌，这个展览精心设计和安排了多种展示形态。在兰阳博物馆，人们不但能够亲手触摸到古老变质岩的肌理，还能够观察到彩艳吉丁虫、曙凤蝶等本土原生态昆虫们的鲜活标本，甚至还能通过互动剧场与海洋生物嬉戏。更为关键的是，在还原生态环境的同时，博物馆也导入了对千年以前生活在此地的原住民——泰雅族人的描写。人类在这块土地所营建的生态环境中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们和各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在设计巧妙的参观线路中一一解答。而设计贯穿其间，以各种人造物形式，通过多个楼层的交互空间得以展示。从比较原始的工具锋仔、磨锋石，到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渔船“南风一号”，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最具互动性的呈现。人们甚至可以登上“南风一号”，亲身感受到从原始生态环境中一路走来，遇见现代设计时的那种亲切和激动。（图3）
无论场馆的构造营建，还是内部展示空间及展品的陈列，都体现出兰阳博物馆对区域文化的本土性尊重。正因为设计带来的这些积极效应，反过来更会促进人们去重视设计、尊重设计的存在价值。

二、“日据”时代物质遗存中折射出的历史性考量
台湾设计的“包容”，不单指台湾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还指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所持有的宽容态度。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不甚费力地在台湾找到“日据”时代（1895年—1945 年）的各种日本物质遗存。这些遗存非但没有被毁坏，反而尽可能地维持了原本的设计面貌。从民族情感的角度讲，这种状态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就遗存文化的角度而言，台湾对这些殖民时期物质形态的保存必然是具备历史性意义的。“从1895年到1945 年的五十年间，台湾的历史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写出来的。”[2] 旅居纽约的台湾雕塑家谢里法在其著作《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中的这一明确表述，虽然客观，却又带着无可奈何的意味。
日本人设计修建的许多建筑在经过本土化的功能置换后，直到今天依然被延续使用，而且和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曾经的殖民象征台湾总督府现在仍被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办公大楼使用。（图4）该建筑在二战中曾经部分被损坏，经过修缮后，虽然有一定的设计改动，比如“正立面的两座圆顶卫塔改为平顶”，“钢筋混凝土的屋顶结构在战后的修复中改为木结构”等，但是其整体结构观感基本上保持了“日据”时代的特征。[3] 而同样功能，曾经建于首尔景福宫中的朝鲜日本总督府则以民族情感的缘由被拆除。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樱井龙彦认为，韩国人拆毁日本总督府是因为它作为日本人的阴谋，切断了自北岳山而来的朝鲜民族气脉。[4] 对比之下，亦可在某种层面上看出台湾地区对“日据”时代遗存的宽容。
除了总督府之外，分布在台湾地区的各种物质遗存，如阿里山的博物馆、水社的日式宿舍（图5）、高雄的前日本警察署，甚至桃园县忠烈祠等，除了必要的设计改动外，都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5]在这种状态下，那些微量的设计改动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审视，反映出台湾设计的包容性特征。而在发放给游人的旅行导览图和各种指示牌上，亦会对这些带有殖民气息的设计遗存进行详细的标注。这些至今存在于台湾各个地区的日式设计品，似乎也成为了当下台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历史性物质遗存，台湾今天的大街小巷中似乎也在有意识地重复着东瀛设计。要指出这些设计并不困难，只要看一看勘亭流字体在台湾商家招牌上的应用，以及台北捷运站和东京各车站导向牌相似的设计风格就能明确地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就当今有关日常民生的现代设计而言，台湾和日本之间可能存在着比我们目之所及更深刻和广泛的联系。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台湾对待“日据”时代历史性物质遗存的态度息息相关。
三、大众空间中蕴含的当代开放性思维
台湾的大众空间常常具备文创的要素，可这些并不仅仅限于博物馆、美术馆和会展中心等场所。为了获得文化推广效果的最大化，这些空间常常以普罗大众更易于接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宜兰车站旁的几米主题公园，其空间设计完全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图6）由于这座公园就设置在车站旁边的人行道上，因此人们总会在不知不觉中置身其间。而那些通常只能以印刷品形式呈现出来的故事角色、旅行箱和秋千都会以现代雕塑的形式再现。孩子们乘着秋千，仿佛游荡在童话般的世界之中。
除了几米主题公园，在台北捷运的南港站也能够见到几米的作品出现在月台对面的墙壁上。（图7）这种温馨、趣味化的空间设计可以为每日通勤的台北上班族们点缀生活、缓解压力，可谓是一种绝佳的呈现方式。无论是街头偶遇的主题公园，还是车站闪现的漫画作品，这些开放性空间不但提升了城市的整体文化形象，而且更为直观地拉近人们与艺术作品间的距离，从而使得创意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间传达出去，并起到逐步提升社会审美的作用。
与单一创作理念的几米主题空间不同，高雄的“驳2 艺术特区”则是以反映多元的创作观念而著名。这个园区坐落于盐埕埔捷运站附近，是台湾南部地区艺术家和设计师们的实验沃土。虽然此园区早先只是一片废弃的旧仓库，但是经由政府和文化创意工作者们数年的努力，而今这里已经遍布了创意工作室、展览馆以及各种街头艺术形式。（图8）“驳2 艺术特区”同样体现了开放性和大众化的特征，漫步其间，便会发现各种人群徜徉于内，享受其中。（图9）创意文化的价值便体现在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愉悦的生活体验，因此开放性的设计必然为大势所趋。在这方面，“驳2 艺术特区”可谓是一个经典案例，因为其所处位置距离观光客云集的西子湾畔非常接近。这个规划证明：创意文化基地的地缘一定不能够被都市主流文化圈边缘化，否则其辐射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除了专业文创空间，台湾设计的开放性还体现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细节之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高雄美丽岛捷运站内，不但营造出了绚烂的设计氛围，甚至还能买到印制有福田繁雄海报作品的文化衫、马克杯和笔记本。这些题材对于专业的设计师而言耳熟能详，然而它们经过设计师的再设计之后，在公共空间中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什么是好的设计，并能够随时将商品化转换之后的设计带回家。从这些立足于当代，以普及各种创意设计文化为目的的开放性设计中所体现出的，是台湾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当代设计文化最谦逊的尊重。
结语
台湾的设计文化不但体现了对本土价值的重视，折射出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思考，也反映出其为了取得更广泛的影响力而在当代社会中所展现出的种种开放性。这些要素的根本核心来自于对人类生活的尊重，而这种尊重赋予了台湾设计温情、体贴的特征。表现在设计上的尊重与台湾人生活点滴中所表露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相互吻合的。在台湾各个地区搭乘巴士时，稍有留意便会发现，几乎每位乘客在前门下车时都会对司机致谢。这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虽然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无形的压力，但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礼貌与谦逊，着实反映出了尊重在台湾社会中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或许也是发展各种创意文化事业的根本基础。
注释:
[1] 关于兰阳博物馆的客观性描述，参考自官网：http://www.lym.gov.tw/ch/Index/index.asp
[2] 谢里法：《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艺术家出版社，台北，2011，第10 页。
[3] 廖文硕、王建钧：“台湾与朝鲜总督府建筑之比较”，《国史馆馆讯》，第1 期，第177 页。
[4]（日）樱井龙彦：“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防灾民俗论——从日本古都京都出发的思考”，虞萍译，《文化遗产》，2009.3，第94 页。
[5] 此处提及的几个物质依存，以今天台湾地区继续沿用的名称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