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漆器艺术的特征
- Update:2014-10-21
- 高志强
- 来源: 《装饰》杂志第8期
内容摘要
江南地区是我国漆器艺术的发源地，从距今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的漆弓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精美漆器，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漆器艺术从发生到初步成熟的历程。本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江南地区漆器的分布及髹漆工艺的考察，对这一历程进行了分期，并尝试从艺术发生学视角，剖析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漆器艺术的特性。
关键词：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漆器艺术
*本文为2013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漆器产业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3SJB760013。江苏理工学院科技创新优秀重点团队“创意艺术与设计”阶段成果，项目编号：TDZD13007。2014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4YJAZH021。
一、漆与江南的不解之缘
江南在历史上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地域概念，李伯重先生从地理的完整性、自然与生态的一致性角度提出了划分依据 ：不仅有天然屏障与其他地区间隔，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按此划分的区域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临杭州湾与钱塘江，西靠浙皖山地边缘，江海山峦构成天然屏障，其内则有古称“二溪三江五湖”之称的太湖水系相连，大致相当于现今的苏南、上海与浙北。[1] 生漆是从漆树上割取的汁液，是珍贵的天然绿色涂料，漆树生长喜温暖湿润气候，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纬20 度-40 度之间，生漆的干燥也需要暖湿的环境，以温度20 度 -30 度、湿度 80% 左右最为适宜。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江南地区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 3 度 -4 度，水泊稠密、气候潮湿，漆树分布较广，为漆器的产生创造了优良的自然条件。黑格尔曾说 ：“每种艺术都有属于它的时代、民族及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及其观念。”[2] 江南地区大部分位于北纬 29 度－31 度之间，其中轴线恰巧是上古原生形态文明地带的中轴线北纬 30度，分布着许多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群落，它们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也为漆器艺术的诞生奠定了技术与人文基础。
二、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漆器分布及髹漆工艺发展状况
1. 出土漆器的分布
迄今为止，江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均有发现漆器的踪影。早期代表性的有 ：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的漆木弓，距今约为 8000 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留下来最早的漆器 ；[3]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缠藤篾朱漆木筒以及木质蝶形器等，距今约 7000 年 ；中期代表性的有 ：马家浜文化常州圩墩遗址出土漆绘木质喇叭形器，距今约为 6000 余年 ；崧泽文化（源于马家浜文化，后来被良渚文化继承）出土多件漆绘陶器，出土地点有海盐仙庙坛、王坟遗址、金坛三星村遗址等 ；晚期代表性的有 ：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工艺多样、纹饰精美的漆器，主要有浙江的反山、瑶山、卞家山遗址，江苏的梅堰、团结村遗址等。这反映了新石器时期漆器在江南地区有着地域上分布广、时间上承传有序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漆文化还在上古神话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留下了印记。传说尧的长子为丹朱，而漆器有“丹朱而后成”之说，因丹朱未能如尧所愿成“器”，最后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4] 这为江南地区漆艺历史增添了一个凄美的传说。
2. 髹漆工艺发展状况及动力来源
综合考古发现分析，江南地区新石器时期髹漆工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1）距今 8000 年前后应为漆工艺的发明应用起源期，人们初步了解并掌握大漆的特性，能利用大漆来保护和修补器具，但工艺较为粗放。跨湖桥遗址出土漆弓（图 1）为桑木芯材，残长121 厘米，截面扁圆，中间宽 3.3 厘米，厚 2.2 厘米，两端略细，宽 3 厘米，厚2 厘米，表面多次髹凃大漆，有一定厚度，对木质弓体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局部漆皮还有起皱现象，起初被误认为是树皮，后经日本专家鉴定为生漆。此外，在出土的独木舟上还发现有用大漆粘接修补的孔洞。[5]（图 2）
1. 跨湖桥遗址出土漆弓
2. 独木舟修补处（吴健）
（2）公元前 5000 年－前 3300 年前后是漆工艺初步发展期，能加工生漆是髹漆工艺进步的重要标志。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先后出土了朱漆木碗（图3）、缠藤篾朱漆木筒（图 4）、黑漆绘木碟形器等器具。朱漆的出现表明人们能够加工大漆，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些器具区别于一般日用器具，应是祭祀上天或祖先的礼器，反映了先民的原始信仰。马家浜文化圩墩遗址出土的漆绘喇叭形器表层髹黑漆、里层髹朱漆，突破了单色漆器的局限。此外，崧泽文化多个遗址还出土了漆绘陶器，漆与陶的结合表明髹漆工艺发展紧随时代步伐，审美意识日益增强。
3. 河姆渡遗址出土朱漆木碗
4. 缠藤篾朱漆木筒
（3）公元前 3300 年－前 2300 年的良渚文化是漆器艺术基本成熟期，漆器审美意识凸显，髹漆工艺精美。良渚文化漆器出土量多且范围广，在反山、瑶山、卞家山、庙前、灯笼山、新地里、梅堰等多个遗址均有发现。制漆技术、装饰工艺也达到了较高水准，髹漆嵌玉是漆工艺与琢玉工艺的复合运用，代表了当时手工艺的最高水准，是良渚文化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标志。其中瑶山遗址 M9出土的朱漆嵌玉高柄杯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图 5），该器为木胎、敞口、圆筒形，下接细而高的喇叭形圈足，出土时胎体已朽，但通体内外壁漆膜保持原状，呈朱红色，器壁厚 2 毫米 -3 毫米，髹漆均匀，出土时仍有光泽。[6] 卞家山遗址出土漆器的漆绘工艺也基本成熟。
5. 朱漆嵌玉漆杯
漆器工艺的发展动力首先源于制器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木作技术。漆器的起源应与木器的使用相关，通过髹涂生漆防止木质器具腐朽、变形，所以木质胎骨漆器较为常见，随着磨制、钻孔技术的精细化，木质器具造型加工能力也逐渐增强，功能细化的分类漆器逐渐增多。其中良渚文化中晚期卞家山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漆木器，有桨、插、锤、觚、筒形器、豆、盘、勺、屐、球、器盖、柄、陀螺等，数量多、种类丰富，其中漆觚（图 6）至少有 8 件。其次，人类审美意识的提升也促进了漆器工艺的发展。人类早期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中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思维、观念，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7]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陶业的兴旺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人类制器的目的与用途比以前更明确，器具分工更精细，这种确定性反映了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分化，审美观念与其他观念开始离析，部分器具向着艺术化方向发展。[8] 漆绘陶器、髹漆嵌玉等复合工艺的出现反映了这一现象。
6. 卞家山遗址出土漆觚
三、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漆器艺术特性分析
1. 属于典型的“过渡形态的艺术”
所谓“过渡形态的艺术”，即具有是艺术又不是艺术的双重性及由不成熟到趋于成熟的过渡性特征。说它是艺术，因为它包含着审美的因素及成熟型艺术的萌芽，同当时人类的审美意识相互依存；说它不是艺术，因为它是先民们出于实用性、功利性目的创造产生的，不是完全的精神乃至审美活动的产品。[9]
这种过渡性表现在前后不同时期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以及审美因素的增强与实用功能的明确这两个发展趋势。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跨湖桥遗址髹漆粗放的漆弓，到晚期良渚文化工艺精美的髹漆嵌玉及彩绘漆器，我们看到了漆器由简单到华丽蜕变的成熟过程。在良渚文化时期，人们不仅制作了大量的供祭祀礼仪使用的或奢侈享用的精美漆器，同时还有经过简单髹漆的生活或生产用具，如木盆、木盘、犁具、箭柄等，体现了漆器向着审美增进及实用增进发展的两个趋势。这种成熟性还表现在卞家山漆觚在造型与纹饰上对商周时期的青铜觚产生了影响。以往对过渡形态艺术的研究偏重于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门类的研究，从目前考古发现看，漆器也应纳入这一范畴。
2. 漆器艺术的成熟受等级观念及原始宗教的影响
从早期粗放的髹涂生漆到出现精美的彩绘及嵌玉漆器，风格由平和转向神秘生动，体现了原始漆器向成熟、独立的漆器艺术的转变，背后则蕴含了社会等级观念及原始宗教的发展。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的等级观念鲜明，瑶山、反山遗址出土的嵌玉漆器仅在贵族墓葬中有发现，是象征地位的奢侈品。在《韩非子·十过》中还载有因舜、禹使用漆器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嵌玉漆器多用朱红色为地，与白色的玉石渲染出富丽神秘的效果，制作朱漆的朱砂在遗址大型祭台上也有运用，这些器物很可能是良渚先民开展宗教祭祀活动所用。反山 M12 出土的嵌玉漆杯（图 7）在圆形玉片周围还画有朱红色同心圈、螺旋纹，考古学家一般称之为太阳纹，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太阳的崇拜。
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器主要特点是出现了成熟的彩绘漆器，它们流畅的线条与繁复的纹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以椭圆形髹漆残器盖为例（图 8），黑漆地上以朱漆绘有两个飞翔的侧视鸟纹，鸟纹在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中经常出现，是良渚人鸟灵崇拜的体现。据考证，鸟的形象起先是以图腾形式出现，随着等级观念的出现，人的作用超过了图腾神的作用，遂将其转化为祖先崇拜，认为祖先的生命源于鸟。因此，绘制群鸟的形象传递了良渚先民祈求祖先保佑氏族繁荣的愿望，而这些器物应是原始宗教中巫师沟通人神心灵的一种礼器。[10]
7. 嵌玉漆杯（作者拍摄于良渚博物馆）
8. 卞家山遗址漆器盖残件
注释：
[1]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第 101 页。
[2]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济南，1986，第 125 页。
[3] 袁晓春 ：“8000 年的漆与船”，《中国生漆》，2013.4，第2页。
[4] 高志强 ：“论江南地区漆文化的历史延传”，《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1，第 61 页。
[5] 吴健：“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出土状态分析思考”，《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2012，第 130 页。
[6]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 ：瑶山》，文物出版社，北京，第 26 页。
[7] 邓福星 ：《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 第9 页。
[8] 同 [7]，第 74 页。
[9] 同 [7]，第 125 页。
[10] 邓淑蘋 ：“由‘绝地天通’到‘沟通天地’”，《故宫文物月刊》，1988.6，第 31 页。
高志强 江苏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