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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牌电扇的设计追溯与研究

  • Update:2014-09-01
  • 沈 榆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王 震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第5期
内容摘要
华生牌电扇(以下简称华生电扇)设计是中国学习、移植国际现代主义思想的经典案例。本文以微观的视野,以长时间考察的方法,通过查询文献、访问上世纪70 年代承担华生电扇改型设计的设计师,以及比对历代华生电扇产品的实物,寻找中国产品设计的智慧,发现其与西方产品设计的差异,同时思考中国今天产品设计的方法。

一、中国产品设计的契机
华生电器公司于1916 年在上海创立,华生电扇在1924年开始尝试批量化生产。它的诞生离不开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给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运作方式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在这一时期诞生。而设计的服务对象,从少数的社会权贵,开始偏向于解决富足的工业产品与大众需求之间不平衡所产生的问题,现代主义在此时萌芽。而由于此段时间西方国家对当时中国的侵略,其工业文明的成果在短时间大量涌入国内。一些电器、五金之类的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而一些工业制成的日用品的质量与效用很多都比中国传统手工艺制成的日用品要好,加上可以批量生产,更具市场灵活性,一时间霸占了中国市场。国外工业产品的倾销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促使很多相关行业涌现出来,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渐渐发展,一些效仿国外企业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成立。这些都为华生电扇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1]
自南京条约以来,上海的部分地区被划分为租界,使上海成为近代国内与国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些外来品牌譬如可口可乐、力士香皂等,想要进入国内,第一站往往会选择上海。在1895 年到1911 年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几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令西方国家急不可耐地想要从东方寻找出路。而此时,《马关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国外的技术随着资本大量涌进,令上海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短时间内成为国内近代工业的中心。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对于华生电扇的诞生以及后期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国内基本上处在对于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被动接受状态,而这一状态带来了两点显著的影响。首先,西方工业产品的涌入打开了国人眼界,改变了当时,特别是几个被划分为通商口岸城市的国民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社会需求;其次,西方各国相对先进的各类工程技术也传入中国,借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也开始对国内各类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工业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为华生电扇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设计华生:现代主义设计的移植与尝试
华生电扇的创始人杨济川先生,16 岁时从江苏丹徒的乡下老家来到上海,在一家洋布店当学徒,并在三年的时间内当上了账房。他很爱学习,对英语、化学、物理等学科很感兴趣,同时又会经常带回家一些电器产品或者零件进行拆卸跟把玩,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与电器相关的知识技能。后来洋布店歇业了,他被人介绍到裕康洋行当账房。
在杨济川经营洋行的几年之间,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使得民族企业家的危机感日益严重。当时由于国内的工业基础薄弱,家电市场长期处于被外来产品垄断的局面。具备一定电器相关知识基础的杨济川认为,自己身为中国人,不应该只推销洋人的东西,应当研制出一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器产品。于是他与同样对电器研究感兴趣的布店营业员叶友才和木行跑街袁宗耀这两位好友,开始着手准备一些家用电器的研发。研发需要资金支持,于是他们找到扬子保险公司经理、苏州电灯厂的大股东祝兰舫商谈。祝兰舫要求他们先研发出一款有足够说服力的产品,再进行下一步的考虑。借由一定的市场考察,杨济川和叶友才等人打算借鉴当时市场销量最好的奇异牌电扇设计研制一款产品出来。[2]

1-2. 彼得•贝伦斯设计的AEG 电扇


3. 华生电器厂全景


4. 华生电扇注册商标品牌图形


5. 华生电扇的商业广告


6. 早期复制奇异电扇外形的华生电扇


7. 早期华生电扇造型演变


8. 吴祖慈主持设计的“华生牌40 厘米台式电风扇”


9.“华生牌40 厘米台式电扇”钢琴式键盘设计


10. 新旧华生电扇网罩设计对比


11. 沈榆对吴祖慈进行采访


12.“华生牌40 厘米台式电扇”草图(复原图)

奇异牌电扇,来自于英语“GE”的谐音,其设计沿承了彼得•贝伦斯设计的AEG 电扇。1907 年,著名的德国工业同盟成员彼得•贝伦斯为当时德国最大的电器工厂德国电器联营公司(AEG)设计电扇时,主要从产品使用功能需求出发,用标准零部件进行组装,形成可以用机器大批量生产的品,属于典型的现代主义设计,电扇的基本造型风格也由此确定。(图1、2)美国GE 公司紧随其后,稍作设计改动,在产品外罩中心醒目位置打上了自己的商标,并通过大量的广告来推广自己的产品,由此确立了奇异电扇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这款电扇,也为杨济川等人开发自己的产品提供了很多参考。奇异牌电扇基于工业化生产,组成部分皆为标准件,易于拆解和组装,加上已有的良好市场销量,杨济川等人决定将奇异牌电扇作为教材,先复制一款产品出来。他们自行寻找铸铁翻砂、油漆等厂家,结合他们自己的电器研制技术,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电风扇。[3] 祝兰舫看到后十分满意,同意为其投资,但是他要求杨济川他们先帮自己设计电流限制表以解决苏州电灯厂的被偷电问题。于是,借由祝兰舫的投资,华生电器厂于1916 年率先成立,在结束电流限制表项目之后,于1924 年开始批量化生产电风扇。他们为自己的电风扇取了与自己厂名相同的“华生”,寓意就是“中华民族更生”。(图3)[4]
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抵制“洋货”的“国货洪流”[5],但由于国内工业基础不成熟,还无法自行设计和生产出能够媲美“洋货”的产品,因此学习借鉴国外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设计,是一种与外货进行斗争的有力手段。杨济川他们当时的市场战略是:制造完全不输于奇异品质的华生电扇,同时价格上更低廉。因为是生产初期,当时的华生电器厂还只是小批量生产,即便是“五卅惨案”爆发,国内又一次掀起了抵制洋货的风潮,华生厂也只能是连夜赶制1000 台电风扇来供应国内市场。那时候,经营奇异电扇的慎昌洋行并没有将华生电扇放在眼里,认为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经营规模,华生牌都无法与奇异牌相提并论。加上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西方国家无暇顾及东方,在华生电扇上市初期,基本上没有受到竞争对手的打压。一方面,这保证了华生电扇在初期发展的稳定环境;另一方面,这也让杨济川他们立志:要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超越奇异牌,让华生牌在中国市场有立足之地。1926 年华生牌在国内注册,成为国内最早进行注册的电器商标之一。(图4)凭借其完全不输奇异牌电扇的产品质量和有利的商业契机,1928 年华生电扇的产量增加至一万台,到1929 年增加到了两万台,这使得慎昌洋行逐渐感觉到威胁,于是希望出资50 万美金收购华生电扇,由于这有悖于品牌创立的初衷,因此遭到拒绝。于是美商打算进行跌价倾销来打压华生电扇。针对这种情况,华生电器厂计划推出一款更低价位的狮牌电扇来阻击美商。1929 年底,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商对华出口处于不利地位,被迫退出中国市场,所以华生的狮牌最终也并未推向市场,但却诞生了一段设计、品牌博弈的佳话。[6]随后,华生电扇风靡海内外,1929 年荣获菲律宾“中华国贸展览会奖状”,1930 年获得泰国“中华商会国贸陈列场奖凭”。华生电扇也趁此机会进行广告宣传拓展销量,其市场运作走向成熟。(图5)
华生电扇早期完全按照奇异牌电扇的设计。外观几乎是奇异电扇的翻版,稀疏的网罩,呈现螺旋曲线排列,初期一般为八根金属条均匀排布,象征了风的曲线,将梨型的四片扇叶包围起来,没有摇头装置,底座也与奇异电扇一样是圆锥形。(图6)这在之后的产品中有所改良,比如扇叶在保持四片的基础
上增大了面积,网罩纹路变得更加细密,从以曲线为主变为开始添加部分直线。(图7)
除了外观上的模仿,杨济川等人还将奇异电扇进行拆解,亲手测量其零部件,制作出图纸,因此生产出来的华生电扇零件可以与奇异电扇通用。不过,华生还在模仿的基础上,在设计、工艺等方面做了很大改进,比如使用铝合金和钢板代替铸铁来制作电扇的摇头箱底座,铜风叶进行表面镀镍,令其变得更加美观,质量更好。这种借鉴国外产品设计的做法,不单单是因为受到国内工业技术的制约,也因为希望通过借鉴国外品牌的设计和营销方法,在此基础上力求更好,塑造媲美国外产品的品牌形象,增加人们对华生牌的信任。
上世纪30 年代,华生电扇进入了全盛时期,年产量已经增加到三万余台,市场份额占据国产品牌中的85%,并且逐渐将奇异电扇挤出了中国市场。在此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华生厂不得不将厂址转移至内陆地区,途中遭到日军的轰炸,到达目的地重庆之后只能又恢复到小批量生产。然而即便是国内形势严峻,产业受到严重挫伤,杨济川等人的品牌创立初衷一直未变,在重庆坚持到抗战结束,马上又回到上海重整旗鼓,到1948 年基本回复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上世纪60 年代,华生电器厂分为“电扇厂”跟“电机厂”。

三、更新华生:新技术条件下的设计突破
在经历几十年曲折发展之后,上世纪70 年代,华生电扇面临着一次新挑战。当时的日本,在电扇制造方面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材料成型和表面处理技术,其设计水准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其产品大量占领了国际市场,品质享誉全球。在电扇方面,日本很多品牌的扇叶可以做成很多颜色与花纹,用户可以自己选购喜欢的颜色。同时,日本电扇的装饰面板,商标与嵌条多采用油墨印刷,而不是以前老旧电风扇要用钢模压制,成本低、产量高,并且颜色丰富美观。[7]
日本电扇产品凭借优良设计,重点倾销中国香港及东南亚地区,中国产品面对这种势头节节败退。即使华生牌有着足够的技术基础,但也抵不过日本电扇产品华丽外观所带来的新鲜感,寻求设计的转变迫在眉睫。
1972 年,华生电器厂的厂长邀请当时在上海市轻工业学校担任美术教师的吴祖慈进行产品改良设计。1973 年,吴祖慈再一次带领了几名毕业生,联合工厂工程师和工艺师傅,把握当时畅销电扇的设计风格,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设计了华生牌40 厘米台式电风扇。(图8)[8]
这一款台扇颠覆了华生的传统设计,它舍弃了铸铁的圆锥形底座,将其改为长方形,搭配铝合金的装饰面板,显得十分简洁轻盈。网罩上金属条密度增多,并且表面镀镍,使得整体造型更加圆润饱满。扇叶减少到三片,形状变得短而宽大。按键部分集中在底座上,使用琴键式开关。整体看上去,该款电扇造型清新典雅,简单大方。(图9)
吴祖慈在对华生电扇设计时,对部分设计思想进行了改变:设计师希望能求得造型的更新,并且以“流畅”、“有机”的外形设计给消费者带来美感。在他的指导下,设计团队以“三维立体设计”的方式来构思电扇网罩的设计。以数条单根带圆弧的折线来构成网罩,加上成熟的网罩电镀自动生产流水线技术,使之具有轻便、饱满的造型,同时在功能上满足了安全防护的需要,并取得与老华生截然不同的产品形态。(图10)
这款电扇推出市场之后,受到了用户的广泛欢迎,一举击败了日本的产品。华生的这一款电扇1980 年获轻工产品国家银质奖,也迅速成为日后中国各厂家争相效仿的经典设计。而吴祖慈改进设计华生电扇之事也被《上海地方志•轻工业志》所记载,这是我国地方志中少有的有明确记载设计师及其设计成果的条目。
在采访中,吴祖慈教授回忆,由于当时国家意识到轻工业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差距,为此从原西德、日本进口了一些较先进的生产设备,使得好的设计设想能够实现,但这些设备的有效利用还需要设计师同技工师傅的共同努力,例如为实现电扇底座铝板装饰的设计效果,他一直在车间与师傅们共同尝试,一直到满意为止。(图11)
吴祖慈出生于1937 年,浙江湖州人。1961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教授工作室,上世纪70 年代任教于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美术设计专业。由于受过系统的造型设计训练,同时通过与港台地区设计同行的交流,吴教授十分敏锐地感到世界上产品设计的思路已完全从平面走向空间。于是,他花了极大的精力分析研究当时屈指可数的一些国外同类产品的资料,亲手用水粉颜料绘制了电扇的效果图,同时也画了无数张草图(图12),当笔者询问这些草图现存何处时,吴教授表示多次搬迁已经失落,身边仅存一台当年改进设计后第一批量产的产品,是当时厂方无法支付其设计费而赠送给他的。吴教授认为,工业设计必须与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工业设计的核心是产品设计,产品设计的目的是经创造性的策划使产品具有新的品质,主要体现在产品功能的优化和创新、式样的新颖和审美价值的提高。这种新品质的实现必然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创造性思维和较高的艺术修养。[9] 吴祖慈对于华生电扇的改良设计,是基于国内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满足了对华生电扇进行设计的技术条件,他亲自深入一线与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共同进行工作,也是为了保证设计构想与技术进行准确对接,在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开发出合理的、能够批量生产并被人接受的优良产品。

四、产品设计中两种智慧的价值
“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是催生新设计的力量源泉,吴祖慈由于师承郑可教授并得益于良好的学院教育而具备了上述两种智慧。在中国的产品设计中,“实践智慧”常被误解为只懂技术,不懂创意。通过考察华生电扇的设计历史,笔者认为:中国产品设计中“实践智慧”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从智慧的性质与导向方面来看,其表现为“制定行动计划并实现该计划的能力”,属于一种价值导向的思维,不同于真理导向的“理论智慧”;其次,从思维主体和智慧主体方面看,“实践智慧”的灵魂具有对于特定主体和当时当地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属于诸葛亮式的智慧,有别于“理论智慧”放之四海皆准的特点;再次,从思维内容来看,“实践智慧”以制定行动目标、计划、路径,以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满意运筹和决策为思维的基本内容,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实践智慧”是有限性智慧,不同于以寻找自然因果关系、发展规律,具有无限性特征的“理论智慧”。总之,“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主要特性分别表现在“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可重复性”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可重复性”。[10] 吴祖慈在《论工业设计与科技发展的密切关系》一文中谈到:一件新产品诞生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业设计师从分析市场或研究生活中找到开发方向,做出设计方案,其实施要依靠科技人员。另一种情况是科技人员研究制造了新产品(往往是功能性样机),要依靠工业设计师去协调人机关系并使之商品化,两方面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11] 这段话事实上更具体地说明了产品设计中两种智慧的互动价值。
在中国产品设计的具体实践中,由于对两种智慧的性质和特征理解不够或混淆,以至于妨碍了两种智慧价值的发掘。从更宏观的视野看,“理论智慧”的不足尚可以通过移植欧美产品设计的理论来暂时补缺,但“实践智慧”不能只靠试错来积累经验,更多地需要从学理层面加以研究,充分发挥其等待“时机”、把握“时机”的特性,以“解决现阶段问题”为导向,以期可以在产品设计中更好地综合各种要素,实现品质的优化和设计的飞跃。为了强化对“实践智慧”的认识,应在设计教育中强化“技术哲学”的专门课程,使之在设计教育中成为“显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思考对象。

注释:
[1] 陈正书:“试论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史林》,1987.4, 第114-115 页。
[2] 左旭初:“打破‘奇异’垄断,开创‘华生’天地”,《中国商标》,2000.10,第44 页。
[3] 陈春舫:“ 叶有才:上海电气业的创始人”,《海派商人》,2004 .7,第56 页。
[4] 同[2],第45 页。
[5] 樊卫国:“孙中山与民国时期国货运动”,《近代中国》第十三辑,第64 页。
[6] 同[2],第45 页。
[7] 刘杭生:“近几年日本家用电扇发展的特点”,《家用电器科技》,1985.2,第16 页。
[8] 徐昌酩主编:《上海美术志》(第一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第十五章《产品造型与包装设计》,第二节。
[9] 吴祖慈:“论工业设计与科技发展的密切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3,第85 页。
[10] 王大洲:《技术、工程与哲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13, 第126-129 页。
[11] 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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