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空间中的公共领域——香港中环公共空间、服务支持与日常实践个案研究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在香港进行过多项有关街道空间与服务的研究，其中一个焦点是尝试理解公共空间──尤其是街道空间的日常实践，如商铺和摊档的运作，以及邻里间在不同时段的互动。

        本文尝试引用深入的实地观察结果，讨论及指出城市居民──城市使用者──是有策略的实践者。透过一项对商业中心区两条相连小街道的繁忙活动的个案研究，阐明在这种小范围的平凡公共空间中，充满文化和创意元素。这些公共空间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公共领域的优秀范例，它们的存在令研究人员与专业人员们了解到，我们周围布满文化创意空间，因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即充满“创意行为”。用另一种说法，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诠释，以及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活动，是艺术与充满想象力的表现。


        要理解这些公共领域的意义和运作，我们不应假定政府和城市使用者是二元对立。公共空间应被更好的理解成：（1）它是一项正式的、官方的都市政策和执行项目，具备成文法、条例和政府部门；（2）它的使用方式不拘形式，具有广泛认同的惯例、传统、常规的地方与个人实践活动；以及（3）它是一个中间地带及领域，城市使用者通过与政府、相关团体及其它城市使用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有策略和具创意地“重建”日常空间，令该地适合居住。
      
        本文提出，若要鼓励文化创意空间或创意文化空间（发展），我们应当珍惜和尊重我们城市中的本土和日常实践。

两种视角
        政府部门不断透过制定更多政策、计划和以立法手段，试图增加控制城市空间的权力。就如列斐伏尔（1996）对现今城市发展的批评，政府在发展城市时，一方面遵循管理者的规划原则：“（管理者）跟随理性运作的成熟形式，倾向忽略‘人文因素’”（p. 83）；他们把通常将被当成传播流通技巧的理性规划，视作一种积极力量，同是亦是引导社会走向理想的和谐状态的唯一正当（proper）方式。他们把权威的规划当作是“为人们提供适当生活环境，让他们生活幸福和谐的唯一途径”（勒•柯布西耶，1930/1991，p. vii; 邵，2001）。
   
        另一方面，很多政府遵循着发展商的规划原则：“（发展商）毫不掩饰以利润为依归，针对市场进行构思和运作。现在他们不再出售房屋或建筑物，而是进行规划”（列斐伏尔，1996，p.84）。简而言之，很多政府常常信赖理性规划，竭尽所能地“理性地”规划和管理城市，然后声称规划会为人们带来现代化身的生活。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和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等社会学家的看法与这些城市规划的原则相反，他们仔细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批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是陈腐而毫无意义的，只是枯燥的程序，人们每天重复赶上班、付账单，然后挤车回家的公式。人们生活的社会有如一个封闭的线路，严格规划出不同部份：生产—消费—生产（列斐伏尔，1984，1991）。日常生活被理性地组织、巧妙地细分，以配合一个被操控的时间表。而社会的时间表就是组建社会经济生产的一套完整的系统。他们批评这种所谓的现代生存方式死气沉沉、没有文化，亦缺乏创意（德塞都与吉拉得，1998；邵，2003a）。

        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家通常会尝试证明人们并不会严格遵守当局的命令和生活中的生产过程。这些社会学家们寻找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马费索利，1996）。他们关心的是平常人在高度操控的城市空间中的“运作方式”。他们指出，城市居民──即城市使用者会伪装或改造自己以求生存（survival）（德塞都，1984）。他们认为城市使用者的这种运作方式，即日常实践，既非不变的习俗或传统，也不是简单的反应或响应，而是“接受”（reception）（德塞都，1984；德塞都、吉拉得与马犹，1998）。正如在文学理论中所公认的，反应或响应理论的根源是文本；而“接受”理论是则由读者过往做出的判断所引发。因此对空间的接受是城市使用者在官方规划下进行的“创意行动”或“艺术”。对空间的接受还包含城市使用者对较佳生活与环境的需要与期望所引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