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间和正在缩短的“设计未来”

        数百年来，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人们习惯把时间想象成一列沿直线前进的列车。偏远地区的人对时间的概念却大不相同，是依据每年农时的循环周期而定。当设计师仅仅被当作专家时，他们就只能被迫工作于最肤浅的层面，并发现自己一直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周而复始。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创造的“未来”将可能太接近于当下而无法惠及所有人。这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下毫不稀奇，尤其是当管理者发现，忽视未来的长远利益更容易获得效益时。1990 年代末，比尔·盖茨（Bill Gates）提出了一个观点——“生意思考的速度”。此观点描述了一种通过科技力量，加速各地数字网络交易而缩短的“未来”。盖茨发现，管理者和设计师正在打造一个消费者的天堂，在那里，人们可以订购一切想要的东西，并期待立马拿到货物。我们奢华的消费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分级管理模式之上的，其中设计师在决策系统中处于相对低层的位置。这种安排是权宜之计，但并非必然。的确，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然而一旦我们想要探寻新可能，就可以做出改变。19 世纪末，设计形成了一套专门化的、与其他行为相对无关的准则。大学在挑战这些设计准则的传统界限时显示出可悲的无能，而这个界限对于20 世纪的大多数机构来说，也一直从未打破。即使到了今天，设计教育仍然走保守路线，旨在确保大多数学生能够成为设计专家进入追求利益的商业机构工作，而不是作为全面思考者，将社会当作整体去设计。这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设计专家，而是应该将他们训练得先会全景思考，赋予他们一种更深层的道德责任和更广泛的生态背景知识，让他们学会通过对表面纹理、形式或颜色等附属属性进行调整，在多个层面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一名设计师如果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的行为对更大范围的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他必将在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也将驱使人类走向毁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教育设计师以极富创意的方式去探索可能的未来，却不将他们安排在较高的战略位置上。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何始终执迷不悟地死守着19 世纪那些混乱陈旧的设计准则，明知道是坏习惯却懒得改正。趋势预测专家玛蒂尔达·谭（Mathilda Tham）指出：“时尚在创新方面蓬勃发展，却抗拒改变。”换句话说，尽管时装设计师有能力对商业的长远未来重新思考，但他们却被训练去忽视那些可能性，而仅仅聚焦于下一季的风格趋势。这对子孙后代和生态系统的发展来说都将是一个严重打击。根据约翰·萨克洛（JohnThackara）的研究，我们在设计阶段所做的决定，占产品对环境造成后果的“因”的80%。例如，在欧洲，大约整个社会浪费额度的10% 是由时尚产业引起的。乐观点想，人们意识到浪费是一笔失败的买卖，其实是个好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设计师能够接受专业化训练，去设想关注长远效益的商业未来，他们将能够向企业传递杜绝浪费的理念。“从摇篮到摇篮”运动就是个很好的范例。通过创造一个能够自我供应的、可循环的经济模式，而不是仅关注有限的创新和增长，设计师将设计出更复杂、高效的组合产品，而非废弃后需要更多花费去处置的短命货。是什么阻碍了眼光长远的系统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科技发展和糟糕的经济型思维模式阻止我们做出改变。如果设计师被禁止超越设计、生产和重新设计的流程，被禁止去关注更为长远的因素，他们将无法对长远的后果负责。这就是“设计未来”这一理念的重要性所在。
        当然，人们对“设计未来”有很多种诠释。根据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我认为，对“设计未来”的解释，也意味着对设计实践本身的重新定位。目前，我们的研究领域已经采用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在1997 年提出的“元设计”（metadesign）来命名。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早期，有人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我尝试重新思考设计类学生的教育方式，训练他们为高度生态化、道德化的未来做准备，使他们具备创业和适应企业需求的能力。于是，在1998年，我们在伦敦大学的哥德史密斯学院，推出了设计学士学位。因为这一学科的整体性特征，起初我们将其命名为“总设计”（Total esign）。如今，人们简单地将之归为设计类的文学（荣誉）学士学位。1995 年，我进一步推进整体设计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关于设计未来的第一个硕士学位研究课题中。我们从世界各地招收不同类型的学生，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设计专业，并对设计产业的运作方式颇感不满。我们的研究工作帮助设计师们了解他们对未来负责的方式，以及一旦需要，如何通过建立新型商业模式去重新指导实践行为。这一硕士研究项目赋予学生们一个挑战——重新设计在未来“设计”被认知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事业、生活或者工作方式，也鼓励他们去发掘同时作为一种职业和方法论的“设计”的未来定义。通过在哥德史密斯学院的研究工作，许多学生成功拓宽了设计的作用范围，提升了设计潜力，例如姚之洁在中国设计的语境中探索设计批评体系建构的可能，并且运用在设计策展的机制构建中。如今，我们已经发现很多积极的社会变化，例如，人们的创新意识逐渐提高，并认识到创新在帮助我们适应环境方面的重要性。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Landry）提出“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观点，厉无畏也在书中提到创造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发展昭示出人们对于更注重设计的发展策略的日益上升的需求。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创意经济”理论则同时启迪了企业、经济学家和政府。这些积极的征兆最终将导向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彻底改变社会与企业、生态的关系。

        为了理解我们的经济体系和科技实力的社会角色，承认信仰的作用也很重要。我们信守经典，因为我们熟悉它们，相信它们。任何事物都是对其他某个事物的继承。经典符合我们对技术现状的理解和信赖。亚里士多德关于设计的基本理念与我们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观念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相信在时间的维度里事物沿着直线行进，而不是循环发展。正是这种注重
结果的时间观，令我们总是期待着那永无止境的可能性的嘉奖。依循这一范式, 设计师承诺, 当消费者购买更好的产品、服务或系统时，一个更好的未来就会出现。不幸的是，这是个无法操控的过程, 给不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当市场萧条时，企业就雇佣设计师重新唤醒消费者对更新、更激动人心的产品的欲望，以此刺激生产和消费；当市场饱和时，他们又雇佣广告设计师去点燃我们的新欲望。最终，对欲望的渴求成为人们感知时间的现代方式。将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专注于提升所谓的GDP，对于为社区谋福祉来说，绝对是一个糟糕的点子。
        尽管设计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催化剂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被认可，但相较更为成熟的专业，例如医学、法律等，设计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设计师喜欢把自己称为商业顾问，而非设计专家。不幸的是，这将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处于相对肤浅的工作层面，而且从长远角度看甚至有害于社会。如果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我们的未来必将暗淡无光。很显然，如今的设计模式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且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懒得管它，因为正如所有范式一样，它由众多环节构成，每个环节又是对某个先前模式的继承，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磨合，我们更愿意选择维持现状。正因如此，那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被我们熟视无睹。例如，因着廉价原料的开发和工业发展的成果，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以高得离谱的速度运输旅客和货物是“正常”的，认为用必须消耗矿物材料去降温或保暖的耗能材料建造城市是“正常”的，认为把复杂的生态系统转化成农业工厂、最终令珍贵的土壤变成沙尘暴的行为是“正常”的。所有这一切都接受着一个“银
行系统”的资助，而此系统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比生态平衡更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坏消息是设计师一直是维持现状的同谋，而好消息是，他们拥有巨大的尚未被开发的潜力，可以帮助社会采取更理智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无需采取严厉的措施，也无需倚赖如官僚操作、立法、税收等辅助方法，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并非人人都能意识得到。好在许多人正在觉醒。苹果电脑的成功已经向人们昭示出设计的整合能力。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设计准则，去改善城市运作、资源管理、甚至国家治理的方式。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始于新千年之交的伦敦，推出名为“可实现的乌托邦”（Attainable Utopias）的设计智囊团，并提出理念——如果需要改变，乐观总比悲观好。这一理念认为，社会行为与我们相信会实现的事情高度相关，人们的信心指数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现实，因此，保持乐观还是悲观这一问题显得重要起来。设计思考者是这方面的榜样，因为他们的训练方式使得其在了解如何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勇于采取行动。许多围绕环境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已经过多地聚焦于科学问题——关注是否有环境改变的可靠证据，而非寻找设计方案——一旦我们引起气候变化时思考如何应对。幸运的是，许多人已经学会以相似的方式理解问题，并颇具创造性地实践着。可能最好的例子是“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s）草根运动，他们动员整个社会改变生活方式，直到实现碳平衡或负碳状态。许多专业人士被训练成在开始其旅途之前先找到清晰的目的地，而转型城镇运动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旅程中，并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到达目的地。这里所指的“未来”的概念，与局限于短期目标的“未来”有些不同，后者是工业产业一直持有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尽管“未来”的“因”不在当下，但它却让人们更重视当下合作设计所带来的分享的乐趣。这使得社会能够重塑其关于“可持续性”的假设。不是将“维持”这个词看作短暂意义上的坚持现状，而是从集体的、合作创新的角度去理解。“设计未来”，最终可能将让位于“设计存在”。

（英）约翰·伍德 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