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代与古罗马玻璃的比较探讨中西方玻璃系统的渊源及其走向

        其次，从工艺上看。汉代的玻璃加工工艺一般采用模压和范铸两种工艺，将外范内范阴干定型后烧制成为陶范，经过浇铸冷却等工序铸成带有纹饰的玻璃器。这种工艺可以制作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如陕西茂陵的玻璃璧直径为23.4cm，厚1.8cm。但这种工艺的原理还是从青铜器制造技术中挪用过来。古罗马玻璃有着后期冷加工的工艺，虽然汉代少数玻璃在后期采用滴凝、拧练等技术，却并不普及，大部分汉代玻璃都在热加工中完成，从中也可见汉代玻璃在工艺上仍然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古罗马玻璃的热加工的吹制工艺和冷加工的雕刻工艺，以及结合两者的套色技术都表现出其独有的对玻璃特性进行加工的工艺技术，大英博物馆优美的波特兰瓶代表罗马帝国最高工艺水准。古罗马铸造玻璃盆碗之类器物所使用的方法是碾磨成细腻的玻璃粉末，放入模具中入炉烧结，称为“粉铸法”。（图5）虽然有学者表示汉代也可能有此玻璃工艺[10]，但汉代的玻璃制造依附于青铜工艺，且考察其玻璃实物特征，似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工艺。中国的吹制玻璃是汉代以后魏晋之时从西方引入，这与古罗马玻璃
的传播有着直接影响。

图5：庞贝（Pompeii） 出土公元一世纪前半期古罗马粉铸法凸楞纹碗

        另外，从生产上看。相较于古罗马西顿（Sidon）等地以及罗马腹地遍布的玻璃制作工场，学者猜测汉代的玻璃作坊并没有从陶瓷或金属冶炼作坊中独立出来，或者只是以小规模作业为主[11]。

四、中西方不同的釉料制备以及在汉代与古罗马的发展
        汉代独立制作玻璃器物的技术虽然不发达，但却倾向于另一种方式发展玻璃态技术，也就是釉料制备技术。施釉技术的更新进步对汉代及整个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主要在瓷器工艺上得到体现。釉与玻璃都属玻璃态物质，即以SiO2 和助熔剂为原料，经加热后熔融成液态再冷却后得到非晶态固体材料，区别只是真正的玻璃需要一个“生料”的热加工技术过程，而釉料则是冷加工成型然后烧结。中国的釉料和玻璃是同源的，但演变出复杂的关系，同西方玻璃与釉料的同质关系上有着很大差别，以至于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
        釉料及玻璃的原始状态均为釉砂（表面为玻釉和石英砂）、玻砂（内部为玻璃和石英砂混合），这种有釉的非黏土材料，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中国西周时期就出土大量的釉砂和玻砂。而更早的西亚和埃及以及印度，史前爱尔兰等地都发现有釉砂玻砂制品。中国的釉砂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钾，可能使用了草木灰（主要成分为K2CO3）作熔剂，这与商时期的原始瓷釉制备是一致的[12]，这与埃及的釉砂以泡碱（Na2CO3）为助熔剂有着明显的区别，可见中国的釉砂是自己制造的。中国的釉料成分是特有的钾成分较高的钾钙硅酸盐，汉代青瓷的石灰釉是沿用这种釉料，其以石灰石（CaCO3）为助熔剂，氧化钙含量就更高。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多种优点，在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国的釉砂玻砂到釉料是有着直接的演进关系。从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在釉砂及钾钙硅酸盐的基础上将助熔剂改为硝石（主要成分为KNO3）制作玻璃，这与当时的炼丹术也有密切关系，[13]因此钙成分大量减少，而钾含量更高，也就是汉代南方多见的钾玻璃，广西东汉墓出土平底玻璃杯，呈绿色半透明状，主要成分为K2O-SiO2，这种玻璃成分是中国特有的，这也可以大致解释中国的原始瓷和钾玻璃同出于南方的原因。而铅钡玻璃起源更多来自青铜冶炼技术，铅能降低熔化温度并增加流动性，成为主要的青铜合金成分，而用铅作为玻璃制造的助熔剂也很自然，也有专家认为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透明度，呈现仿玉的质感[14]，而西汉出现低温铅釉应该是在以铅作为助熔剂制造铅钡玻璃基础上的产物。
        由图表1 所示，中国的古玻璃和各种釉料虽然有着类似的一些起源，但先秦至两汉，已开始出现分野，形成不同的成分与特征，原始瓷釉、早期玻璃、釉砂中含有的钾钙硅酸盐，分化成石灰釉、钾玻璃、铅钡玻璃、铅釉。釉料也脱离玻璃形态有了独立的发展空间和轨迹，西汉的铅釉陶（图6）和东汉青瓷的出现，是中国釉料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这是中国玻璃发展的独特性，其重点将玻璃以釉料形态不断开发，促成独一无二的陶瓷工艺。
 

表1：古罗马和汉代玻璃与釉料的形成轨迹

图6：青州出土的汉代绿釉陶器

        西方也在西亚及古埃及时期就较早地使用釉料，但成分没有中国的复杂，古埃及的釉料和玻璃几乎是同质的，都以泡碱为助熔剂，成分以单一的钠钙硅酸盐为主。埃及人在慢慢掌握用玻璃原料来生产独立制品的技术后，对在陶器上使用釉料就慢慢减少。在古罗马时期，其制造器物形态的玻璃技术成熟发展，就不再使用埃及的碱性釉料。古罗马有着成熟的金银冶炼技术，而铅则是制银的副产品，这可能慢慢发展出了加入氧化铅的釉料，因此在公元1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发展出了铅釉陶[15]，铅釉陶在形态上也多是仿制银器。（图7）铅釉含有毒成分，所以汉代铅釉陶只作为明器。但古罗马人则常将铅釉陶作为银器的替代品在日常中使用，因此就有专家认为使用铅釉器皿使古罗马人过量摄入铅而中毒[16]，最后形成帝国的衰落。有学者认为汉代的铅釉陶来自西方，但由汉代和古罗马铅釉出现的不同来源看，两者更可能是独立出现的。而且，古罗马在玻璃器工艺十分发达的前提下，在釉料技术上是不太会有独立发展的空间。
 

图7：土耳其塔鲁苏斯地区（Tarsus） 出土公元一世纪前后古罗马铅釉双耳杯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先秦至汉代的玻璃工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玻璃从起源到古罗马盛期的演变轨迹。汉代的玻璃制品以仿造玉器为主，并与青铜器制造工艺相关，这使其在形态和技术上都有着较大依附性，而釉料技术才成为其发展的重点，它与古玻璃相分离并不断进步完善，结合在陶瓷技术中。因此，直至汉代，中国虽有着独特的玻璃工艺和一定的规模生产，但其表现却并不显眼，无法和古罗马一样拥有大量独立工艺以及成熟的器物制品，而且东汉之后本土玻璃的制造则更加衰弱。但从中国玻璃工艺独特发展走向来看，汉代的玻璃技术实则具有非常重要之价值。不仅是像湖南长沙出土的通透精致的玻璃矛可证实汉代玻璃是传统古玻璃技术的一个高峰。更为重要的是，东汉青瓷的出现将玻璃形态的应用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而后中国瓷器比之古罗马之后的陶器玻璃器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美。

注释：
[1] 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 北京，2003，第441 页。
[2] 沈从文：“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美术研究》，1960.1。
[3] N i c h o l s o n，P a u l T . . E g y p t i a n F a i e n c e a n d G l a s s [ M ] .B u c k i n g h a m s h i r e：Shire Publications Ltd,p16.
[4] 干福熹：“关于中国古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硅酸盐学报》，2004.2。
[5] 王朝闻主编、顾森编：《中国美术史• 秦汉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 济南，2000，第428 页。
[6] 李素桢、田育诚：“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玻璃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
[7]（ 晋） 葛洪：《抱朴子• 对俗》，《诸子集成》卷8，上海书店，1986，第10 页。
[8]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第34 页。
[9] O p p e n h e i m A L ,B r i l l R H , v o n B a r a g S A.Glass and Glass m a k i n g i n A n c i e n t M e s o p o t a m i a [J].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70, p4-5.
[10] 同[8]，第54 页。
[11] 李青会、干福熹、顾冬红：“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
[12] 伏修峰、干福熹：“中国釉砂和玻砂”，《硅酸盐学报》，2006.4。
[13] 赵匡华：“ 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2。
[14] 袁翰青：“ 我国化学工艺史中的制作玻璃问题”，《中国化学学会论文集》，1957， 第80-81 页。
[15]（英）卢西- 史密斯：《世界工艺史》，朱淳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第42 页。
[16]“ 铅中毒—— 古罗马迅速衰亡的重要原因”，《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4.5，第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