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前文物纹饰与“拆半律”

二

列维·斯特劳斯所谈“拆半表现”另一种情况是：把一个圆体的动物形象做在方形的器物上。他说：“要在一只方盒上表现一只动物，就必定要使它适合盒子的角形外形。”即把动物面形或体形按鼻中线分剖为“左侧”与“右侧”，沿盒子的角贴附上去，“把脸拆成两半来表现”，以适应方盒的各个侧面。[11] 这种沿方体的角“拆半”表现兽面或人面的美学定理，我们在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最后阶段的良渚玉器中也发现了。最常见的是方柱体玉琮，柱面的纹饰一般是一个个半边状态的人面与兽面，即独眼、半边嘴。若转个“方”，仍然也是一个个“半边”的人面或兽面。但若将一“方”上的半边人面、兽面与另一“方”的半边人面兽面展连开来，那就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人面兽面了。如江苏武进寺墩遗址（M4）1982 年出土的透闪石软玉玉琮，就是一方最典型的由琮的方柱体的“角”构成的对人面与兽面的分拆性表现。（图7）

图7

类此较多。如常熟莫城出土玉琮高15.8 厘米，方柱体的边长7 厘米。把它立放着正面看去，柱表沿中轴线两侧各有六张层迭排起的“半面”的兽面面孔。一只眼半张嘴，半张嘴中伸出一颗獠牙。瑶山遗址M12 所出玉琮一件，四棱柱表上分出二层，每层有一个“拆半”的神人面或兽面。草鞋山遗址M198 出土一件玉琮，琮身分七节，四棱柱表拆半分布的神人兽面为七层，眼睛只是一个圆圈，嘴也是半张。

另外，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出土的三叉形器上，中间的一叉略短，有一个正面的“神兽面”，左右两叉上有头戴羽冠的神人面像，但神人面像都被裁破为“半面”，仅显出半个鼻、半张脸、一只眼。左叉上为右“半面”，右叉上为左“半面”。这也是一种“拆半”的表现。

良渚玉器通过四棱柱体的角把“人、兽面纹”拆分在两个“面”上的方法，殷周青铜器纹样设计上仍沿续。如郑州商城遗址所出土的兽面乳钉纹大方鼎，高1 米，重86 千克，乃王室重器，其乳钉纹兽面即附在方鼎的直角上，被方鼎的直角线在视觉上分剖为二，我们把它展开就可以看全了。

良渚玉器“拆半律”在殷周青铜器饕餮纹中也有反映。如妇好长方扁足鼎上的兽面纹，有个完整的兽面居中，两侧又各有一个分剖开来的兽面的半面。（图8）小屯M331 出土尊的腹部纹饰也是在一个兽面纹的“两端再补上半个兽面纹”[12]。这里如果将其中居中的兽面拿去，将两侧的半张兽面沿中轴线拼合，也将是一张完整的兽面。另外，像小屯M238 卣、小屯M331 罍、小屯M388 罍、黄陂李家嘴M1 罍的兽面纹均有此种情况。这些“半张兽面”附在完整兽面两侧的艺术方式是在运用人们视觉感知中的“分拆—整合”机能。视觉思维采取“分拆”分析时，呈现在感觉中的是一个完整兽面附了两个“半张兽面”；视觉思维采取“整合”观照时，则也可理解为一个具有四只眼睛的兽的面孔，也即传说中的“黄金四目”的方相氏脸谱了。( 今存韩国汉城昌德宫的李朝时期的方相氏木刻面具)

图8

和“四目”的饕餮纹近似，良渚玉琮“分拆”性地表现“神人兽面”，亦有其宗教内涵。它含意凝结的关键，在于“神人兽面”出现在四方体玉琮的棱角上。这里的奥妙应该是：一个玉琮竖立在那里，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方。四个兽面如果按东南西北四方一方放一个，那么兽面的巫术力量只能震慑四方；而四个兽面直角形地“折附”在玉琮的四个棱角上，不仅东南西北四方的正面有了兽面的巫术威势，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方也同时有了镇魅的力量。正是出于这种八方都有震慑力的考虑，做器者才把完整的神人兽面“折附”在玉琮的直角上的。而经此一处理，我们从玉琮东南西北四方正面看去，神人兽面也就成了视觉中的一个个“半面”了。由此可见，良渚玉器中的“拆半律”，也是出于原始巫术宗教的需要。

注释：

[1]（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89，第84-85 页。

[2]《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北京，1980，第105 页。

[3]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07、348 页。

[4]《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9，119 页。

[5] 杜乃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5，彩版15。

[6] 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8，第一册第315 页。

[7] 同[6]，第二册第165页。

[8] 同[4]，第56 页。

[9] 同[3]，第331 页。

[10] 周兴华：“ 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6.11。

[11] 同[1]，第100 页。

[12] 陈公柔等：“ 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2。

王 政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