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衣着与身份：一个现代的矛盾

除了性别与阶层，身份的其它要素也可以通过服饰表现和传达出来，宗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在所有的宗教象征服饰中——如教士长袍、牧师领结和修女服等等——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符号无疑要属穆斯林妇女的面纱了。最近法国政府下令禁止妇女使用面纱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话题。[2]这项引发了激烈争论的法令清楚地表明了服装能够体现出个人身份中某些元素，并明确标记着相互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当然是非常政治化的。服装能够，而且也的确标志着某人是否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差异性的凸显是受到欢迎的，在前面提到的例子里，就有70%的法国公众支持该项法令。这里面涉及到一定的政治问题，而像面纱这样敏感地体现出身份差异性的标签，自然会被认定需要隔离出来。该项法令是会令各宗教信仰者趋于融合还是会给法国的穆斯林信仰者烙上耻辱的印记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但是，对这个特定个案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明白了：身体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严格划分社会群体及其所属的象征符号。

一直以来，在艺术作品中表现身体的时候都离不开对服装的再现，如果不考虑服装与身份关系的话，我们也就无法承认服饰表现在其中的重要意义。服饰史学者克里斯多弗•布雷瓦德（Christopher Breward，1995）认为，至少自14世纪起，时尚与身份就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外，在那些艺术作品中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话题：那些衣着华丽的国王或王后的肖像画除了让我们见识到宫廷服装的富丽堂皇之外，同时还表明了画中人的地位。例如，荷尔拜因（Holbein）的《亨利八世国王像》（King Henry XIII）及另一幅《伊丽莎白一世无敌舰队肖像》（Armada portrait of Elizabeth I）就表明了服装是如何用来象征性阐释都铎王朝时期王室权力的：身体周围所营造出的空间将主体衬托得宛如超人一般，而奢华的配饰物则在炫耀着那个时代世人所难以想象的财富。这些作品本身其实就是为了炫耀权势、地位与君主那至高无上的身份这一目的而绘制的。换言之，就如同以往通过绘画或其他图像来表现自我的那些手段一样，时尚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

亨利八世像

伊丽莎白一世无敌舰队肖像

除了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进一步探究服装与身份的关联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更普通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服装是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首先，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有大量证据显示，无论是用语言、服装还是其他物品，人们总是习惯运用各种符号来传情达意。早期的考古发现与当前的报道都证明了，人类的身体从来也没有完全“裸露”过，而是总会多少“穿着”些什么，比如利用某些材料来覆盖、遮掩、妆点或修饰身体的外表。在传统社会中，划分社会群体和等级阶层的服装系统相对是稳定的。在中古时代的西方社会中，不同的服饰是区分各个社会阶层非常明显的标记：屠户、面包师与做烛台的工匠都穿着某种类似“制服”的装束，很容易辨别。此后，随着19世纪的到来，西服与高礼帽从手工劳动者们的工装与套衫中脱颖而出，宣告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可以认为，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正在于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尚系统的出现，它开始令整个服装的标准发生了周期性的变化。经常有服装史学家和人类学者指出，西方时尚风格规律而有节奏的摇摆在那些服装传统更替缓慢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即使那里的风格也并非完全一成不变。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将现代服装与传统的服装系统划分开。实际上，在今天根本没有那么清晰的分割线，其实那些所谓的“传统”社会形态如今也在一直在不断地向西方意识形态与时尚体系靠拢，全球化迁徙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大融合，以至于在西方，传统的服装一直在与时尚系统并行不悖地共存着。也许，真正令现代服装与传统拉开距离的，恰恰在于对于个性化意识以及自我“表现”的特别强调与凸显。其实，所谓的“突出个性”与“自我表现”正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与许多可能优先考虑社会地位的传统社会形态相比，西方现代社会里的“个性”已经成为理解人们身份的重要角度，并且经过长期的发展，它也与人们的外表产生了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