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网络”与设计城市格局——关于中国“申都”城市的文化断想

上海在迎接世博会的紧张与兴奋中完成了加入“创意城市”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上海申办“设计之都”的过程似乎即使不是粗糙的至少也不是那么精致的，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上海的“设计之都”申报还颇有搭世博会“顺风车”的感觉。但其实这并不准确。上海为“设计之都”已经准备了一百年。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上海作为“设计之都”是真正的实至名归。上海是中国最具“城市感”的城市，不仅在上世纪初它已经成为西方人眼中远东最重要的国际城市，同时也是现代设计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卸载码头”。对于中国的现代设计史而言，有两个不可回避的发生期，一个是20世纪初，一个是20世纪70/80年代。前者在上海，后者在北京。两者都非常重要，但却有着不同性质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后者的北京，是体现了一种国家推动、并以教育力量的切入作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前者的上海就是体现了一种经济的推动、市场的推动，是以民间及企业的力量来形成最初的设计生成的，而这也正是西方工业国家中现代设计产生的根本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设计的产生是一种“自然”的产生，是在企业经济生成和发展中，由最底层的、民间自发的、十分弱小的设计力量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因此它对于市场与企业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设计在上海这个作为远东最大最集中的早期市场产品生成地、生产力汇聚地得到了自然的成长，从深深渗入街坊里弄的月份牌广告到林立于商街高楼的国货广告，在地设计的力量表现得健康而且活跃，整个上海城市的生活格局都成为这种设计生长方式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城市的设计成长模式，在与西方工业国家的设计成长有着深刻的文化同构之外，又有着其不同质的方面。如果说，西方设计早期更多地是服务于类型类似、属性类似的企业与市场间竞争的话，那么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设计在早期的商业竞争中就充满着紧张的文化间、民族间竞争的紧张与焦虑，有着浓烈的政治与战争色彩。在这种竞争中形成的某种设计文明观实际上溶入了后来的70/80年代某种国家意识指导下的设计生成过程。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溶入由教育为切入的设计成长中，来自上海的经验与北京的教育力量汇成同一股推动中国现代设计上升和运行的力量，上海地域化的设计特色融化在整个中国设计及设计教育成长的大阵势之中，而上海城市的设计贡献则是被弱化的。正是这种被弱化的设计个性通过申报“设计之都”，以及成功举办“世博会”的过程中被释放出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上海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充满设计的城市，但实际上这个变化的实现却有着一个漫长而且深深地融入城市文化结构与精神深处的过程。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上海至今没有一所独立建制的设计学院甚至与设计相关的美术学院，却有着全国最活跃而且最完备的设计创新、设计服务、设计传播、设计交易系统，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映证着上海设计的生成并非从教育切入而是从市场与城市生活切入的历史逻辑。

与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城市、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消费城市与金融城市不同，北京是另一种城市类型，也走着另一条艰难的通向“设计之都”的路程。今天的北京城诞生于一种古老和渊源久远的“营国”理想，北京设计的根源可能通向更为古老的经济与意识形态。今天仍然贯穿全城的紫禁城中轴线，由南而向北，指向古老的北斗星崇拜，这意味着城市设计的精神扎根在通过农业生产经验而领悟到的天地自然的稳定的秩序结构之中。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一种超稳定的哲学精神与文化结构而言，富于流动性与建构性的设计有时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又恰恰是在某些历史的关键时期，这种设计和创造的精神对于塑造城市的存在状态又显得尤其重要，今天的北京就处在这样的历史转型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时期，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中国一批从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走来的新城市文化转型。

毫无疑问，现代意义上的“北京设计”是整体地结合在中国现代设计史上第二个重要“发生期”之中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位置，北京缺乏一个充分的城市商业化、经济化过程；无论是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帝国都城，还是五十年代之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成为政治中心城市与文化中心城市，北京都缺少一个充分商业化的机会，这使得北京市民既使住在紫禁城边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设计商品的品质与氛围；但是北京却有其独有的设计推动契机，这就是从教育切入的设计“发动”。如前所述，如果说20世纪初由上海为标志的现代城市经济形成中国现代设计第一个重要的生成期的话，那么50至80年代的教育酝酿则形成第二个生成期，这就是以设计院校为主干的设计推动力量的形成，而这种设计教育影响力的形成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这种以教育拉动的设计形成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具体成因，同时也与世纪初中国现代设计发展受挫的历史经验相关，它与西方国家从生产经验与市场受挫形成的设计动机不同，这种教育的生成有着明显的学习型、理想型与非商业驱动型意味，其优点在于各个方向与结构上的整体性，但明显的缺陷则是与生产及城市文化的对接。在20世纪整个后半期直至本世纪初的数十年中，北京始终在为这种接口的构建不懈地努力，在这方面，北京的城市动员应是做得最认真和努力的。由于这种长期的积累与动员，最终形成了以设计院校为中心、并与雄厚的科技研究基础、文化研究研究基础相适合的整体设计推动力量，因此，在设计向周边以及幅员更广阔的地区形成幅射力量方面，北京设计有着堪称良好的表现。21世纪初的北京2008奥运会对于设计公共认知而言，是一次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中内涵丰富、表现突出的社会性设计应用极大提高了北京市民对于设计的文化认同，从而也为北京设计影响力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在走向真正的“设计之都”目标中仍然要克服许多方面的障碍，需要调整诸多种复杂的文化关系，比如，历史定位与现实经验的关系、文化驱动与市场驱动的关系；政府意志与草根活力的关系，等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自豪感的城市，在迈向新的文化定位目标时出现种种的心理不适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一旦这些心理障碍被逾越，传统型城市中积淀的创造力同样会成为巨大的释放力量，北京设计的真正发力寄希望于这种动能的转化之中。

笔者以为，创建“设计之都”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文化再定位和创造精神再培植的过程。这个工作的基调，应当着眼于长远、未来，而不是“速度”与“当下”；这个过程的意义，在于让城市生活更加地焕发出亲近宜人的创造活力，而不是仅仅营造个别的、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更不在于形式上的或资源配置上的偏重，这需要大量细致的和着眼于草根层面的推进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城市是一片生活的田园，申报设计之都就是为它铺设“设计植被”，而不是置入“设计森林”。无论对于已经“申都”成功的或是仍在过程中的城市都是如此，如果“申都”本身沦为又一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造成一种“政策激素”依赖的后果，就完全违背了这件事本来的文化意义，它不仅对于城市的未来，即使对于发展中的今天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