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快活——“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研讨会

        快与慢是一组相对的价值标准，自工业革命以来，效率优先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并逐渐扩散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娱乐和私人空间也开始被相似的时间结构所占据，慢的价值标准被遮蔽。时间的紧缩，价值标准的单一和趋同，使得生活本身的丰富性逐渐丧失。快节奏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在GDP 快速增长的中国当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社会心态引发的社会问题正在引起反思。而科技的飞速发展与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似乎也在疲于追赶技术的脚步。与效率优先相对立的，是对慢食、慢文化和慢生活的倡导和思考，重新评估慢的价值。慢生活运动不仅或不简单地意味着放慢生活节奏，而更主要的是要打破一种狭隘的时间结构，以期恢复或获得对生活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有人说，设计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也有人说，设计是一场阴谋，我们都陷入了“被设计”的处境。“慢设计”并不简单地反对“快设计”, 而是设计师和消费者在“被设计”过程中的一种伦理觉醒。如果我们更冷静地来看待快与慢的相对关系，不难看出，局部效率的优先可能是以损害系统整体效率为代价而实现的。“快与慢”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在这种价值判断中，并不需要简单肯定或否定某一结果，而是认真地体会我们的选择到底会带来怎样长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慢设计不仅是设计伦理的觉醒以及对现代性价值观的背离，同时也是个体生命的觉醒以及对如何安排生活的重新思考。我们还要善于区分那些故作姿态的慢设计和真正意义上的慢设计。设计的问题也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技术和设计问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都是其背后无形的推手。这次研讨会的与会嘉宾除了来自设计界、设计教育界、设计企业、设计媒体外，还有哲学和文学界的学者，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思想·传统·价值

        “快与慢这种改变，是镶嵌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我们希望达到完全客观真实的认识，而忽略了那些观感式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是我们采用科学模式后思想方式一个很大的变化。”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家

        “快与慢”这个话题在思想界、哲学界谈了很多年。值得一说的是，在旧时，静、快、动、慢这些词和想法都有价值内涵，一般来说都会把静和慢放在比较高的位置，把动和快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包括像以前讲天学，都是讲静处在优越的位置。静和慢是一种享受，这一点东方和西方的观念是不同的。中国以前是比较尊老的文化，而现在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兴起之后，则推崇年轻的文化，认为快代表着年轻和健康，有这样一个普遍价值观的改变。工业革命就是非常核心的体现，接着就是交通、传媒的力量。以前我们从北京到杭州，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通讯则更不用说了。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观念转变，它背后都是有历史的原因，可能也有政治形态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的社会分层级，倾向于把静和慢当做一个较高的价值追求，而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时候，则会把动和快当做重要的价值来看待。阶层和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止过度竞争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所有的社会参与被打破以后，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社会的竞争就会加剧或充分，效率和速度也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只是其中的几个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都是非常系统和整体的，像快与慢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面。
        大家说起快与慢，一种是会给出一些现象上比较精彩的描述，就是当代生活跟传统生活的比较，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另一种就是像我们读哲学的人，会多去想人类社会生活是为了什么，或者怎么就变得越来越快，假设能想清楚，还能回答一些能否改变或者怎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改变等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快与慢这种改变，是镶嵌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可能不丹人、西藏人的生活还是比较慢的，但随着开放旅游以及一些新技术的进入，那种原始自然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这也是不可逆转的。西藏牧人的生活节奏有的也像从前一样，用几年做一件事，羊养大了再卖掉，但是现在这种人也变得非常少了，他们也开始做买卖。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快与慢是一般的生活形态，总得跟着这个节奏去做，这个快慢镶嵌在整个人类生活的改变中，重新回归到原始人太难了。
        既然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的，你真要过一种慢生活，可能就需要特别多人的快生活为你服务，才有可能达到慢生活。我们以前去拜访一个人，哪怕住在那座深山，就这么称兴而去，如在家就碰上，不在我就回去了。但现在家家都有电话，人人都有手机，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改变了，如果不发短信、打电话，就这么来敲门了，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够保持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一切都在变快，我们丧失了某些东西，这种丧失可能是怀旧式的，随风而去，但是让我们怀一下旧，感叹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到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何种转换的形式尽少地丧失一些东西，尽多地在新的生活形式当中，以不可能原封未动的方式保留一些珍爱的东西。比如思考，应该是一个慢的过程。但是现在由于通讯手段变化，从著作到文章，从文章到博文，再到微博，篇幅越来越短，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两者相辅相成。微博一条接一条，大家读起来很快，删除也很快，被淹没也很快。当然对整个潮流是不可能逆转的，但像我们读以前书的人会觉得某种东西随着快节奏消失了或者淹没了，觉得很心疼，但又不可能说恢复当时大家在木头上、竹子上刻字的写作和阅读方式，随着印刷术的开始，不可能回到这个时代了。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在微博时代用什么方式才能使以前珍爱的、甚至现在还珍爱的思考品质能够尽少地受到侵害。
        人文和科技，中国古代并没有区分得那么细，但西方哲学观念到16、17 世纪后，找到了一种办法，怎样能把不同的学科真正合并起来，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对象中的人文因素抛掉，而让这个对象变成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这样就有办法把科学发展起来。因此，这三四个世纪使我们见证了科学的快速发展，在物质层面也影响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科技的产物。但在思想观念上最根本的影响，就是我们希望达到完全客观的真实的认识，而忽略到那些观感式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是我们采用科学模式后思想方式一个很大的变化。而那些处在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学术领域，大家既不是说在表达一种感想，但也不是在寻找一种纯粹，它们应该是能够共识交流的领域。在科学出来之前，个人表达比较多，而现在就变成了一大套的科学研究，公共方面的就特别少。我没有说这是反科学的，我用的科学是比较狭义的，我想表达的是：真的是只要有道理的就是科学的，如果不科学的就是没有道理的吗？有没有一个中间领域，以前中国讲有道理就是那中间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在的凡是有道理的都属于科学的，只要是不属于科学的就是胡闹的这种逻辑。

        “所有精粹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中国很早以前已经对快与慢的问题有了非常多的思考，陶渊明说过：‘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格非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

        对于文学界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局部的，不是特别重大的，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且在150 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本雅明最早提到关于时间的几个感受，他说为什么故事这样一个东西会消失？而讲故事这样一个对时间细致感受的过程会被小说取代？生活不允许你百无聊赖，不允许你躺在家里很悠闲，不允许一个故事流传一千年了。比如《格萨尔王》这样的作品居然有一千多人参与创作，而且创作的过程超过一千年，到今天还在生长，这个过程实际上永远没有结束，而小说家是在房间里面写出来，这当中也涉及到经验的变化，所以本雅明提到，所有精粹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
        从作家来说，像法国的波德莱尔、马塞尔·普鲁斯特，甚至包括他们的老师都有这方面的见解，小说的故事是有一定速度感的，注重画面感，速度极其缓慢，这两位作家采取了一个完全是反现代的生活态度，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尤其重要，他从整个人生存的各个方面来反抗当时的意识形态。比如《追忆似水年华》里对于植物不厌其烦的描述，对于躺在床上那么多年的关于时间的想象，那种对于味觉、色彩所有东西的想象。为什么我说150 年前？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很重要的讨论。德国的西奥多·阿多诺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关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实际上关于汽车飞速发展、更替，关于人的过度需求怎么被培育出来？这样的问题也是如此。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快与慢背后是文化和自然的问题，人处在自然当中，人类发明了文化，文化是对我们进行保护，也是对我们的需求想象进行保护，然后帮助我们来对抗自然。可是到了今天文化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因为它不断地刺激需求。其实今天我们一大半的需求是本来不需要的，是被文化刺激出来的，我们今天生产那么多的垃圾，它们其实对我们并不重要，可是文化告诉你它有价值。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这个持续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所以威廉斯看到了这个方面，文化在今天很糟糕的社会状况中，实际上已经开始扮演某种负面的角色。
        我们现在都讲扩大内需，人的需求很明显的是把我们对需求的复杂关系给人为地揭示、制造出来，除了生活必需，还被告诉要各种衣服、汽车、各种分等级的品牌，要你去追求，尽管新的汽车发动机丝毫没有变化。阿多诺告诉你这就是你所有的生命、你的意义，这就是文化以及文化带来的。我们不要仅局限于“快与慢”，还要从这里来思考文化和我们的问题。
        中国儒家对于贫富方面有很坚决的看法，儒家认为你只要富就不仁，这是无条件的，因为你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浪费了更多的东西，你使得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现实成为可能。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人均GDP 也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太多的人还在过着非常穷的日子，他们能慢得下来吗？“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影”的悠闲慢生活，是建立在非常惨痛、残酷的现实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尤其是面对今天这种状况的时候，尤其需要文明的力量。
        中国最近几十年产生了一种非人的人格，非常严重，全国人民、城市乡间的价值观念如此等同单一。印度虽然也追求现代性，开放度也很好，但很多文明的东西没有遭到破坏，它传统的延续让人印象深刻，生活节奏也很慢。一次我们和印度的作家到了阿德拉，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大巴司机突然把车停下来了，说他有点事就消失了好几个小时，车上的中国人都很着急，也很奇怪，但印度人却仿佛司空见惯。原来司机发现前面有一个村庄，住着他一个久违的好友，他突然很想念他，就停车去看望，类似的事在印度经常发生。这就涉及到关于竞争性文化的态度，中国人已经不能允许自己处在别人下面了，从孩子起就开始不断抢先一步。但印度虽然很多老百姓生活的穷困程度是中国老百姓不能比的，但是他们可以随时快乐地载歌载舞。而中国人关于阶级论、关于人以贫穷为耻辱的教育则持续了很多年。印度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它依然保持着文化的多样性，到现在通行的语言有20 多种，在它的文化里面还可以看到各种事物。我们可以参考不同文化的选择性，然后来考虑我们的空间，有必要去了解一些不同的人群和种群以及文化，他们怎么来面对快与慢这个问题。
        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把它解释为对效率或者高速度的追求，好像这也是人的本性、天性，它似乎是符合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也仿佛不可逆转。当年波德莱尔说过一句话：“所有重要的事件无一例外总是发生在思想领域。”实际上当你看到很多生活观点、价值观是先被改变的，才会有后来一整套的东西，包括资产阶级的出现、包括宗教改革、包括启蒙运动、包括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所有的思想东西都在前面，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东西是自然造成的，我认为是人为的，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的人为性，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
        中国很早以前已经对快与慢的问题有了非常多的思考。陶渊明说过：“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责任、劳动以及一些享乐扔掉的，但是你的心可以静下来，至少可以从欲望上抛弃一些东西，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环保，也需要节能、节律，如果人类不控制欲望的话，中国没希望，这个世界也没有希望。

        “我把快看作革命，把慢看作进化。创新包含着革命的因素，速度非常快，而可持续性就和永恒有关，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找一种平衡。”

        缘诗道（瑞典）银线联盟主席，同济大学创意学院客座教授

        我想说一些历史，我曾经给学生讲了一堂关于法国故事的课，拿破仑几乎用一年时间就把世界改变了。我们怎么样看待快与慢？也许是这样：把快看作革命，把慢看作进化。在中国，我们最常讨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创新又包含着革命的因素，速度非常快，可持续性就和永恒有关，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今天我们生活在快车道上，我们说到快餐和高铁，还有快速步道，速溶咖啡、宝丽来快照、短信、快速阅读，甚至快速约会。当然车开得太快，要受到罚款，如果再快些，可能生命也要结束得很快。我们从快已经发展到迅速和瞬间了，所有的东西都要立刻解决。现在大家都需要讲究快速学习，而且迅速地得到满足。
        我们说到时间因素，在西方常常说时间就是金钱，需要最有效率地使用时间来计算。我认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环形，而西方的时间是线形。我的观念和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观念的改变相比变化非常大。过去20 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在世界史上没有历史可与之相提并论。当然，大家对此都非常敬佩，也理解速度快自然也就容易犯更多错误。
        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怎么样把速度跟逐渐进化结合在一起。慢生活运动是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活动，与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相关联。快的设计实际上是有缺憾的设计，往往破坏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健康。我也想推荐一本书——《关于创意的观念》，它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其中220 页是空页，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来想？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我们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想法？不只是在朝九晚五的办公室里，很多观点实际上是产生在咖啡馆里，在散步的时候……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时间的书。实际上我们能够产生的思想比我们实际做的多得多，我们需要拿个笔记本把它们记下来。我们要听、要看、要想，之后你才能创作，才能行动。
        生活中需要速度，也需要时间来反思，五百年前有一个罗马的思想家，他思考时间和速度的关系，他说生命是“存在”，也是为了活着。我用两个词的集合来解释这句话，就是“快慢点”，也许最能够在快和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时间的维度问题。我把时间、速度列了六个等级：第一个是中国的长城，造了两百年，至今还在这里，在月亮上都能够看见，问题是这有什么用吗？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人花25 年用象牙做的一本书，值得这么做吗？第三个例子是种一棵树，五年之后人也许就不在这个地方，但种树人说是值得种的，你走了它还在这儿；第四个是捷径，一个人推荐了一个捷径，从这条路可以快四分钟，但是多出来的四分钟又干嘛呢？第五个等级，心脏病的问题，如果你不在四分钟之内到医院你就死掉了；最后一个等级就是立刻的处理方法。在不同等级都存在速度和目标的关系，这与我们怎么处理时间有关系。我这里要转达的是：无论快与慢都可能或可以是合理的。

变革·技术·反思

        “中国现在的社会处在一个巨变的时期，‘屌丝’已然成为了一个新的阶层，并产生了一种文化。快和慢更多的是受人的制约，而且很多是功利性的选择。”

        杭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艺术评论家

        我最近在“设计学述评”的第一节课上就是从讲一个词开始——“屌丝”，包括这个族群的特征和生活，中国现在的社会处在一个巨变的时期，“屌丝”已然成为了一个新的阶层，并产生了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觉得纠结、很累。在这个时代，我并没有体会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种生命本该自然的规律，而是一直存在真实的困惑，感觉到是无奈，而我们能否解决多少？
        我想起《中国哲学简史》里最后一段话，“中国古代的哲人，是一个人说了很多话以后最后保持静默。”因此快与慢的讨论也许可以喻为说了很多话或者没说话，虽然最后都静默了。但它们却有非常大的区别。过程本身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不能把过程的价值拿来折叠，就像快与慢的意义应该有它另外延伸的路可以去想。香港的欧阳应霁，他送我一本书叫《慢慢快活》，这个书实际上也是他的生活随笔，还随附了单纯口琴演奏的舒缓音乐的CD。书名的后两个字是“快活”，我觉得快活这个词和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感悟应该是有非常大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感觉可能也有非常大的不同。人们对于这种随着人的衰老，对于快慢的过程，对于生活、设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快与慢问题中有一个历史映照的问题，当我晨起沿西湖漫步，我路过盖叫天的故居，我想他当年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也是演艺界的人，但和今天的艺人却如此不同，这是对一个历史人物价值观的评判。我现在偶尔一两年会出一两本书，但是我自己基本不买书，因为我觉得现在能让我买的书不多，而且绝大部分书也没有用，知识在今天和演艺界、娱乐界的反差让我非常感慨。重新来回望自己现在的生活，快和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都没有意义。再看到当年的宋代，当年的宋徽宗，虽然是武力孱弱的，最终也亡国了，但是总的来说在两宋的制度里面，知识分子还是有着宽松的环境，过得比较安全。我觉得杭州的园林这么美，生活这么诗意，但也不过是地图上很小的一个点，在今天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能够纯粹来过这种慢生活吗？从历史的映照来看，快和慢更多的是受人的制约，而且很多是功利性的选择，这有点像喜新厌旧的原理一样。
        快慢的问题还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上与生活设计上。从设计的角度切入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物品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发明的，西方的技术确实对中国人的生活形成一个极大的对照，这个对照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候只是不适，而今天已经是慢慢倾斜了，大到我们只认为西方的快是正确的，且确信无疑。
        我举“屌丝”的例子，因为我认为快和差距太大有非常大的关系，且不说阿Q 那个层面，且不说人人现在内心里都有一个屌丝的印象——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想原因也很清楚，这种分配的不公，权利的无法制约，以及国企、民企、私企的模式，都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分层与分工。这次如果有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历史学家参与讨论可能会更丰富，原来哲学家在很高的地位，而现在经济学家则地位很高，为什么？我们的快与慢问题的源头可能在那个层面可以解释，但也可能还有一些很荒谬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源于大家对现在效率概念的理解，而这个效率概念是由科学技术，尤其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态决定的。像今天的网络、微博以及这种全球化的经营模式，还有像义乌这样的以物流为主的经济模式，也都是直接造成今天这种快与慢问题讨论的必要性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在更新电脑和设备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不断地发现我们的数据和信息产生碎片化。技术的进步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方便和享受，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快餐文化。”

        徐迎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

        快和慢，我个人的理解是应该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谈。快和慢是一个相对定义，没有快就没有所谓的慢，怎么定义快？才知道什么是慢。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存在这个话题。我们在座的各位，按照现在的社会的公众观点来看，或许是一个成功的设计师，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也有着比较好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但是反过来，对于炸油条的小贩来说由于生存所迫，必须四点钟起床，必须在半夜一点钟把面和好，不然他就无法生存。你在海滩上是乞丐也好、渔夫也好，当你在不同经济基础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意思的是渔夫的回答，真的对吗？我们静下心想不一定对，这虽是一则笑话，但对社会来说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怎么用你的能力加入社会的创造？
        我到清华以前是在信息行业做技术，在信息技术方面，从1986 年到2007 年之间的20 年，全世界计算处理器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每14 个月翻一番，通用计算的能力是18 个月翻一番，全球通讯的能力在2007 年是34 个月翻一番，大家回想到今天，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所有这些人其实都很幸运，我们经历了很多所谓的革命，但是也经历了很多的悲哀。
        很多做技术的人都知道摩尔定律，是说英特尔的创始人在1965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说法，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提升电路上卡容纳的数量会呈指数增长。到了1975 年的时候他明确说大概是24 个月。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又提高到18个月，最近有人提是8 到10 个月。在1965 年每一个芯片上的元件有60 个，到了2004 年左右，有一款英特尔芯片是针对企业应用的，每一个芯片上晶体管有17 亿个，所以这个速度确实是实现了。但是这样高的晶体管，这样好的一个大家以前不可想象的东西，微软已经宣布了，2003 年不再支持这个芯片，因为它落后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摩尔定律背后，我们再谈更多的深层思考，大家看到了技术的进步，同时对于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涉及到快和慢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电脑，为什么要更新电脑？可能每个人都说这个电脑用三年已经旧了，当你说这个电脑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它真的旧了吗？对你的应用是不是十年都不旧？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以前用的是五寸盘，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经历过，我用过八寸盘，后来USB 盘，当你过了很多年以后突然发现没有办法读那些东西，你的操作系统不支持，如果你还用那种操作系统，除非我就是在家里写作，不和任何人沟通，那没有问题，但是打印机不支持你。这就有一点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卷在车流中跟着跑，开到80 以上是可以的，而你开60 警察会罚你。开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跟着跑？但是你没有办法，你会跟着快速地前进。当然我的例子不一定很恰当，我们现在国内由于交通或者经济发展没有完全配套的原因，我们开车往往是大量地堵车，所以每个人心态就是拼命往外冲，所以不想是否闯红灯，这背后更多的是哲学的思考，这其实更有意思。
        当我们在更新电脑和设备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不断地发现我们的数据和信息产生碎片化，比如：大量的历史谁来保存？可能过了五百年以后发现，从1965 年到2050 年这一段的历史是空白的，因为当时的数据没了，没人会把自己的八寸盘的东西全部导到五寸盘里或者是云计算里，云可能会被吹散，后面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能预测。过去大家可以预测20 年，比如我刚进微软的时候，当时比尔盖茨提的任务是你要想象20 年以后微软做什么。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只能想象五年后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到了去年大家就说我不能想象明年会发生什么，这个很有意思，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很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怎么样在发展的前提下能够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使得我们的历史有所保留，或者说这种高速发展下是否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这些人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胶卷，胶卷很快就没有了，柯达已经宣布破产了，磁带没有了，录音带没有了，但是存在里面的原始信息怎么办？谁来整理？怎么整理、保留下来？当大家听着iPod，欣赏着技术给你带来的进步时，可知今年可能是数字电视的元年，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视可能很快会淘汰掉一批，或者不得不升级，而这种升级所遗留下来的数字垃圾怎么办？我现在是老师，特别喜欢搜集这些东西，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手机。我上课可以和学生讲当年手机长这个样子，还有好几个walkman、iPad、iPod、电子书……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带来了我们很多使用上的方便，而另一方面则给社会学、历史研究，或者说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等带来了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方便和享受，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快餐文化。现在的人们会背的唐诗越来越少了，看的名著越来越少了，这个事情带来了文化很大的挑战，人们每天都在用电脑，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多。汉字是形与音的结合，很美，如果离开键盘就不会在纸上交流，那将是多么地悲哀，还有没有人去研究书法，这类人是不是变成像大熊猫一样珍稀了？所以快和慢，慢生活、慢设计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效率·公平·关怀

        “中国喜欢设快线，快线的模式是典型的局部效率优先，但是整体效率是低的，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公平的，牺牲了那些相对弱势的部分。”

        方晓风 中国《装饰》杂志社主编

        “快与慢”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或很特殊的话题，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现象。但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话题，因为工业革命以来，基本上效率优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快”就慢慢地成为一个主旋律，更成为了一种价值观，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快，我们国家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更加直观地验证这个问题。记得小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初期，讲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甚至有“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这样极端的口号。那时新闻里面也报道：麦当劳曾经举办过一小时之内进餐人数创吉尼斯记录的活动，这种活动我想在现在这个背景下不会有人再去做，但它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情景。包括建筑领域也是这样，高层建筑一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现在这种热情在也在慢慢修正。
        我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也包括社会学领域，比如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的讨论。我对日本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它们的新干线，新干线的时速是300 多公里，虽然非常快，但是每站都停。日本人设计铁路系统、运行系统和我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没有大站的说法，大小站是一样的，而我们却是枢纽优先，当然，中国是大国，肯定会有差异，但是还会有一些不同。我想到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的问题，中国喜欢设快线，快线的模式是典型的局部效率优先，但是整体效率是低的，某种程度上讲也不是公平的，牺牲了那些相对弱势的部分，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相关领域的问题。
        快与慢本身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量的标准问题，物理上可能有速度的绝对标准，但是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快与慢还是一种相对感受。香港在公共交通领域，如地铁，甚至某些巴士，都开通了wifi，手机作为个人终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实际上也是在调整人们在公交系统上的时间感受。所以“快与慢”这个问题相当开放，并不是要大家去共同赞同或者共同反对，而是希望这个话题能够充分展开，把各个侧面都呈现出来。表象层面的快与慢可能都不是问题，我们关注的还是快与慢连接的现象，以及背后的品质问题，中国有很多老话，“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等等，都是与时间及速度相关的话题。所以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率目标的时候，也是在考验我们是否有耐心去寻求更有品质的方案和途径，真正提高社会整体的质量。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技术发展可以让书写或者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微博这是一个趋势，言论越来越短小。但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冗长。古时文字很精炼，而现在却很长，电脑可以复制、粘贴，出现了极高产并靠此盈利的网络写手。这种技术的东西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我认为其实技术本质上永远是一个外在手段，影响我们思考的还是价值标准，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很多原来坚持的价值标准。快与慢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途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快也许只是没有深入地思考。设计也是这样，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很快，但是缺乏反复的琢磨。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封闭、孤立的，我们面对很多外界的交流，当个体的东西放到社会里，成为社会大的系统之后，尤其我国从鸦片战争以后整个国家的状态越来越开放，它面临很多东西，在一个有机心的群体很难完全没有机心。慢不等同于一种闲适，有时候意味着一种更艰苦的付出，它关系到伦理层面的，就是真和伪的问题，中国出现了大量为了快或者表面上的快而做假的事情。中国民间快递业务的发展令世界惊讶，还有办假证、速成班、豆腐渣工程、食品安全问题、应试教育问题等，这个问题有着广泛的功利社会性。

        “快是以牺牲准确为代价的，慢是一种来自于自信的从容，对自身以及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陈健 佛山市顺德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总监

        “快与慢”是相对的，到底什么是对或者什么是好，很难去辨析。中国快是一个趋势，我想和大家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今天对效率和速度如此追求？我一直是在设计第一线，在深圳的设计公司工作。深圳曾经很推崇速度，国贸大楼曾经创下过三天修一层的纪录，甚至很多设计公司的老板都以“快枪手”感到骄傲。他们常常谈这个话题会延伸到一百年前，一百年前中国人都躺在床上吸鸦片，结果西方人发展很快速，就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但是反观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欧洲人都是慢吞吞的，而我们却变得很快了，是不是一百年后我们就可以像中国辉煌的过去那样？我觉得这是有民族情结的东西。但是快是以牺牲准确为代价的，很多东西只是快，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对不对，是否合适，就很少有人去考量，很多事情是设计到了一半，发现不对又推倒重来。
        深圳一度是所谓的手机之都，据说70% 的手机都是从深圳出去的，但是从2008 年开始，深圳做山寨手机是全世界闻名，手机像白菜一样一捆一捆的。当时很多设计师和做手机的人真是很赚钱，从老板有一个想法到这个产品出货，只要短短两个月。现在深圳很多所谓的不贴牌的品牌每年出货量也已经到了全球前三，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产品到底对我们生活带来了好还是不好的方面？而像苹果公司发展到今天是因为慢还是快呢？它是沉寂了多长的时间然后才有今天的市场和反应，这个确实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去看到的。我认为山寨手机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竞争能力，才只能以速度、以数量来取胜的，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打造一些类似乔布斯那样的人？这个其实就反映出中国人浮躁的心态，认为什么都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有一个活动是让大都市和偏远山区的孩子互相去对方的生活环境进行短期体验，原本是希望让城市里的小孩去体会乡下的艰苦，但这样的活动对于乡下的小孩是不公平的。快与慢往往是因为身不由己，并不是我们主观意愿的选择。很多人原本安于现状，在偏远的山区时间仿佛很慢，生活很艰苦，上学要走四、五个小时，但小孩很乐观，他也不知道城市的生活是怎样的，结果来到城市他不愿意回去了，甚至对原来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甚至怨恨父母为什么没有给他创造在城市里面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快与慢的原因。这因为有一种比较，因为不甘于人后，而最真实、本源的目的反倒不清楚。如果你的修为更好，可以看淡身边的烦心俗事，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现在常常会听到这种口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这个起跑线到底在哪里？中国的小孩从很小就开始战斗和忙碌，从出生就被这个环境触动得一定要往前走，但是为什么反倒没有人问。但慢是一种来自于自信的从容，对自身以及本民族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