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网络时代手机媒体与社会个体化的关系思考

一、手机搭上Web2.0 ：泛网络时代来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的《第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 中显示，截至2012 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 亿，半年新增网民2450 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1.6 个百分点，达到39.9%。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 亿，占网络用户的72.2%，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爆发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此相因应，各大互联网服务商也纷纷布局移动互联网。可以估计，在不远的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必将全面催生以满足细分人群之使用需求的技术和服务，并进一步推动手机网民的规模化增长。（图1）
手机成为网络第一终端，在深刻改变网民的内在结构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社会个体的网络使用习惯，进而改变着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对网络的原初理解。毋庸讳言，手机使用的高度习惯化，已使得这一便携式传播工具不再只是单纯的工具意义上的“机”，它分明已成为我们的“手”，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依托于它的技术发展，现在，这一高度“身体化”的传播工具又被全面插上了网络的翅膀——换个角度，也就是网络借助手机而便携，并在这便携中更全面地渗入使用者的生活，进而也开始“身体化”。一旦身体化，网络也就不再是原来的网络，而成为“泛”进我们身体和生活的空气、阳光或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当手机全面升级为网络第一终端之后，泛网络时代，也就不可阻挡地来了。
1. 泛网络时代：手机不再是那个手机？
回顾手机的成长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73 年。我们不难发现，在短短几十年的变迁中，无论是外观形态还是内在功能，手机都已经不再是诞生之初的那个“手机”了。
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是1983 年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DynaTAC8000X（图2），其重量超过1000 克，充电时间超过10 小时，而通话时间只有半小时。这个被称为“手机”的昂贵的“砖头”，不仅只能进行语音通信，而且还不能保证收讯效果。显然，无论是外观、价格，还是实际效果，这款所谓的手机，与普通人的生活需求都可谓距离遥远。
1994 年上市的摩托罗拉3200（ 图3）， 是第一部进入国内的GSM 数字手机。相比第一部商用移动电话DynaTAC8000X，摩托罗拉3200 重量已缩减了近一半，约520 克，但它依然保持了“大哥大”的造型。
自从2000 年诺基亚推出中国首款WAP 手机——诺基亚7110（图3）之后，中国市场上的手机，不但外形越来越小巧、轻薄，便于随身携带，而且功能也有了质的飞跃。从此，手机从1G 时代——只能语音通话的时代，进入2G 时代——既能通话，也能短信、彩信、蓝牙、WAP 上网的时代。2004 年4月1 日，中国移动TD-SCDMA 正式放号，标志中国手机正式进入3G 时代——手机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相结合，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的时代。于是，我们分明感到，3G 时代，手机似乎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那个手机了，远远超越了“通话”这一初始功能的手机。现在的“手机”似乎已经可以满足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信息需要：除了最基本即时语音通话和短信收发功能之外，越来越智能化的手机可以充当信息库，储存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信息；可以充当信息处理加工平台，编辑各种文字、图片和视频；可以充当信息获取的接收终端，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看电影电视、看微博、看小说、看地图，听广播、听音乐、打游戏、找对象；可以拍照片、拍视频；还可以充当信息传播发布的平台，发帖子、发微博、发图片、发视频；甚至还可以充当信息交互处理的综合平台，交电费、交罚单、买东西……手机，完全强大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信息终端。
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功能背后，有人开始质疑对手机的界定，业界和学界也似乎正试图从功能入手对手机进行新的解读。这一点，我们无论从“新媒体”与“第五媒体”的称谓之争，还是从大众媒体与人际媒体的内涵争议，都不难看出：当前，人们对手机界定之争，似乎正在聚焦于手机强大的媒体属性。对此，笔者认为：如若以此界定手机，那么手机之为“手机”的特殊性何在？这个被赋予了强大媒体功能的信息终端又如何与同样具有强大信息功能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本、iPAD 等新媒体相区别呢？
2. 泛网络时代：手机还是那个手机！
透过手机日益强大的信息功能来看，无论是其信息存储功能，加工处理功能，还是信息获取功能，其实都是为手机的信息传播功能服务，而且最根本的是为通过信息的传播，为作为手机使用者的社会个体能更好地建构与维系自己社会关系而服务唯有立足手机这一功能性的本质，我们才能把手机内涵界定清晰，从而才能把手机与其他同样具有信息终端功能的工具中区别开来。
其实，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手机的诞生，就会发现，手机出现的革命性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它使个人的信息传播能力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实在在地诠释了麦克卢汉 “媒介是人的延伸”的传播学命题。在漫长的传播和媒介技术发展史中，人们一直试图寻求能够集信息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并能让人在空间移动中实现互动的信息传播媒介。手机的诞生，使这样的传播梦想历史性地变成了现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媒介研究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才认为，一种媒体越是符合人性化的模式，就越是能在各种媒体的生存竞争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手机满足了人们走路说话的需要，接近人类的本能状态，这就是手机媒体生存与扩张的胜算所在。[2] 手机，以其强大的即时通信功能，使跨空间的即时传播与延时传播都被紧握在使用者的手掌之间。它以其理想的便携性，解除了体积较大的传播终端（如电视机、固定电话）对人的传播束缚，使使用者无论置身何处，都能自主地对外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手机媒介在实现使用者之间时时保持动态联系的同时，还生成并强化了以使用者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把“手机”从各种表象化的功能特征中剥离出来，并把它抽象化为一个符号，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手机之所以被称为“手机”，要旨在于它是为作为使用者的社会个体建构和维系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这一根本属性。只要这一本质属性仍然居于其功能的基础性地位，手机就还是那个手机。

1. 2012 年6 月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 摩托罗拉DynaTAC8000X 手机

3. 摩托罗拉3200 手机

4. 诺基亚7110 手机

二、手机推进了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程度升级
1. 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个体化
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之与社会现代化发生内在关联的核心机理乃是在于传播既是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更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就如同齐美尔在追问社会因何可能时所说的那样：社会因传播而可能。这一点，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个体的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中。人处于世，传播也就如同人的神经系统，延伸人的感官，扩大人的认知范围，使人们可以摆脱空间和时间的束缚，接触到更广的世界，认识更多未知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传播的发展丰富和创造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方式，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的形貌。当一个社会的传播方式发生突破性的变化，原有社会关系围绕新的传播方式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社会因此得以重塑。手机作为新媒体之一种的广泛普及，极大改变了作为人的社会活动之一种的传播活动，所以整个社会时间和空间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也都会受到影响并发生相应的改变。随着手机对使用者生活的深度介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场景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改变。而这改变的核心，就是“个体化”。
“个体化”本是主张风险社会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笔者借用这个概念，意在强调手机对作为使用者的个人的社会意义。必须说明的是，此处的“个体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化”或“个人主义”。一般而言，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人化，既有自我、自私甚至不负责的负面意义，也有个性、独立等较为正面的意义。在贝克那里，“个体化”是人类在进入第二现代，也即后现代之后出现的。在他看来，进入后现代，个人第一次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个人成为基本社会结构。[3] 同时，他还强调，虽然个人逐渐取代社会机构成为后现代能动的塑造者，但个人化的形成和发展却有赖社会机构提供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的个体化，实际上是一种机构化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泛指个性化、自我中心、自由意志之类的一般定义。
当个体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也就拥有更多的自由和个人选择；一旦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基于个体的社会交往方式也就自然会发生改变。于是，我们也就看到，正是新媒体和个体化的叠加，改变了我们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方式。现代化理论大腕级的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大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亲密关系的变迁。亲密关系的变迁，使自我建构于生活方式，从而成为生活政治，给人们提供多元选择，指向社会平等。此后的汤普森认为，自我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差异，在于自我在传统社会是给定的，而在现代社会是需要自我经营的。出身决定一个人的身份标签、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伴随现代化而强大起来的现代性让自我得到释放，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却也使之成了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努力建构。比如在现代性条件下，恋爱关系需要双方的自我表露和相互发现。而这种自我发现和询问的过程与现代反思性紧密相连。在现代社会，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个人问题，需要个人解决。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类似手机的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自我的形成和表达，自我被他人认同界定不仅仅是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更是经由使用者个体自主掌握的媒体的自传式叙述。繁忙时，我们稍有机会，就会掏出手机，看看有谁和我们联系过。我们依靠手机这样的新媒体，通过信息传播完成社会交往，我们用我们的传播活动造就了社会。进而这个社会既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个体化活动中，也存在于个体日复一日对其相互关系进行反复重塑和磋商形成的所谓“社会”中。社会和个体双方都不会长时间保持不变。因此，“个体化”的含义始终在变，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因为它过去累加的后果不断设定新规则，不断增加新的交往方式。
萨特有言，人注定要个体化。在个人权利被唤醒，现实社会又以手机之类的新媒体及其社会运行使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被赋予自主性之后，为自己而活的冲动及其可能性也就难免带来社会的高度分化，进而人们的行动逻辑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相互之间难以兼容，所以他们被迫牢牢地将有支离破碎之危险的那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为自己而活”。个体总是在不同的功能世界中徘徊，他们只能部分或暂时地被社会整合。
2. 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流动化和个体化的叠加
流动，首先关乎地方抑或空间的变化。地方与空间，在日常语境中是一对几乎可以划等号的词语，但其作为一组语义范畴，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性地看，地方首先是一个关“现场”的概念，它强调社会行为在地理上存在于某个物理环境。换句话说，地方这个概念，强调同时存在于某个现场。比如在办公室，在酒楼，在…… ；而空间这个概念，不要求同时存在，更多的时候是与“不在场的他者”共处。这也就意味着，当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够发生在“不在场的他者”之间的时候，地方和空间就分隔化了。比如我们在QQ 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我们在一个空间——网络空间。
地方和空间一旦分隔，时间和空间也随之分隔。只不过，时间和空间的分隔，不仅有“分”的意蕴，而且还有“延”的寓意。因为时空在传播意义上分隔，所以我们只要借助媒介就能跟相隔遥远的人互动。如此，则空间意义上的距离也就被克服了。同时，时间和空间的分延，进一步带来了肉身的“抽离”。在传播学的角度看，抽离也就是把人的肉身从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中抽取出来。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分延，我们可以跟不在同一“地方”的人交流和沟通。这也就是说，正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使社会个体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可以即时性地闪离现场，以信息化在场的方式进入另一个“空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正是手机这样的新媒体重组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时空，带来了媒介化的历史性、媒介化的世界性、媒介化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手机的发展，不仅把我们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之时空局限中解放出来，也把我们从大众传媒的单向度接受中解放出来。作为传统社会主要的交往模式，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是社会交往的参与者处于同一个时空，参与各方能马上知道对方的反应，交流过程除了语言文字，还有表情、动作、情绪、服饰等语言文字以外的符号表达。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面对面的互动依然存在，但人们的交往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汤普森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并不处在同一时空，因而在表情、动作、情绪、服饰等语言文字之外的符号表达是有限的。信息的发送者也很难得到信息接受者的反馈。传者和受者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传者由于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而更处于主动性、决定性的位置，受者相比传者要更被动一些。
在个体化时代，人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生长在一个城市，读书在一个城市，工作、结婚可能又会换个城市。我们离开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我们和朋友的交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而且更多地依赖手机。因为有手机短信、电话，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在一起，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这样的“在一起”是多元的、超越时空束缚的，迥异于现代更迥异于传统的。在流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祖辈们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永成过往；一生固守一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死于斯的人生模式也已终结。因为学习、工作、旅游等原因，我们很难一生固守在一个城市、村镇。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手机这样的新媒体，我们就能信息化自己以进入那个别样的空间。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手机要常开常带，因为很多朋友、很多事务都需要通过它才能找到流动着的我们；QQ 要常开，因为很多朋友、同学在上面；MSN 要申请一个，因为有些白领朋友和境外朋友只用MSN ；社交网络得加入，不少朋友在上面偷菜、种菜、做饭、转帖、投票和玩游戏；末了，微博还得申请一个，不管是新浪还是腾讯抑或搜狐，因为错过它，我们也许就错过了许多可能的有大用场的资讯和机会。
流动的我们，总会产生许多莫名的焦虑。我们需要有关紧要或无关紧要的资讯来换取我们的安全感。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让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明天会是怎样，或者为今天自己的得失而忐忑。我们努力向前，本来是为了过得更好，更开心，但流动着的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孤独与无助的状态，于是我们便开始缅怀和向往纯真和团结。
以手机为载体的传播活动，改变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现实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它出现之前的社会，人们一旦离家，便与家人、朋友难得一见。而在它出现之后，流动的人们即便离开家乡，也能轻松自如地与家里人保持联系。也正是基于此，作为人类美好情感之一的“思念”，在新媒体的裹挟之下离我们可谓渐行渐远。因为声音、容颜等“思念”对象在传播意义上的无阻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情感体验也就自然成为难以体验的描述。当然，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思念”不再是问题，所以我们的流动更无羁无碍。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不在身边的人交流。借由这个名叫手机的工具，我们的肉身可以随时出离当下的情境，嵌入远方的社会关系。进而我们甚至可以说，也正是手机这样的传播科技，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媒介化了；而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被媒介化时，我们个体化的程度也就在悄无声息之间节节攀升。

三、手机推进个体的关系变迁：碎片化与重新社群化
1. 泛网络时代个体的碎片化与社群化
作为一个概念或曰术语，“碎片”最早出现在电脑的磁盘管理工具中。而如果我们把属于同一个逻辑整体，原本有序的某类对象，分散摆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并把它叫做“碎片”的话，那不仅是电脑，即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碎片”也应该不少。孤立地看，任何碎片都是意义不大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如果系统地看、联系地看，相关联的碎片就是一个体系，在体系的有效联结下，在碎片化之上浮现出新的、更有意义的层级。
如果非要说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手机之作为传播工具的无所不在。在办公室里，在客厅，在咖啡馆，我们与外界的每一次交互，几乎都要借助于这个工具。作为代价，我们的时间、空间、知识、注意力、心智都被一点点切割成碎片——即时通信工具碎片化了时间；搜索引擎碎片化了知识；QQ 和社会化网站碎片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
《连线》的前主编凯文·凯利有一本叫《机器想要什么？》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与生命进化相同的趋势——走向普遍化、
多样化、社群化、复杂化。也就是说，技术正在向一个有机的生体演化，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意志。当然，就目前而言，这还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但是，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自主性时，我们是应该问一下，它想往哪里走？它想要什么？
当前，传播技术正在将社会个体编入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的对象似乎越来越多，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被”碎片化，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看，这样的碎片化为一些大型的社会行为创造了条件，比如维基百科、公民记者、网络慈善小组等。所以，如果我们联系个体化、流动化来审视碎片化，我们也许会发现，碎片化并非贬义，在泛网络时代，它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比如，2007 年10 月，有一家叫Freerice 的网站发起行动，只要你在该网站上参与互动，回答对了一个问题，该网站就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 粒米。两年多之后，他们捐赠出1.576亿粒米，相当于2200 万碗粮食。这是一个具有碎片化时代特色的社会活动，你回答一个问题只需很短暂的时间，做出的贡献也只有10 粒米。与这一案例类似，有人在社会批评网站上说：“我们不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个通过Facebook策划的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恐怖组织的大型示威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来自全球100 多个城市的500 多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单个“碎片”通过类似手机的新媒体传播而凝聚为颇具伟力的“整体”的事实就这样发生了。基于此，有人将这种利用网络组织小组、发布评论、转发帖子的行动称为“行动主义2.0”，以区别真正投身于一项行动。在这碎片化的今天，“行动主义2.0”正在凭借手机这样的“身体化”媒体进入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泛网络时代，类似手机的新媒体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但这也让我们，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关注公众话题的方式转变了。以微博来说，许多年轻人不是依靠媒体、学者、官员等意见领袖来关注公众话题，而是靠微博的“碎片化”存在的朋友，聚集这些“碎片”，就能很快形成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分解这个聚集的过程，碎片聚为小众，小众再聚为大众的轮廓性步骤也就自然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也就是说，如果说个体化与流动化之间有明显的逻辑关联的话，那碎片化和社群化之间也有同样的关联。当若干个碎片这样那样的因由聚合在一起时，社群也就诞生了。
2. 泛网络时代以手机为平台的社会关系
传统的大众媒介，提供给社会个体的更多的是信息的获取可能，还远远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个体的信息需要与社会需要，直到基于电脑的网络的发展，才为社会个体的个体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社会个体通过电脑与网络，在信息获取与传播上的能力空前提升，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与人的联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网络架构的虚拟空间里，通过各种虚拟社区的帖子、博文、视频、图片，通过各种网络聊天工具，社会个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曾经对社会个体来说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有机体（家庭、族群、单位等）遭受到了虚拟社会和虚拟社会关系的强大冲击。
但是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缺陷。电脑的不易携带性，极大地限制了网络的使用；同时网络建构的社会关系的虚拟性，也难以完全满足社会人的实际社会需要。而手机不但极好地解决了随身携带性问题，更是让网络彻底地泛在化。作为信媒介，手机真正实现了“人体的延伸”。具有强大功能性的手机，也成为社会个体进一步实现个体化的工具，使得个体的社会关系更具有独立性。3G 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智能终端，个人能够通过手机实现的信息活动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个体之“个体化”的实现程度愈加充分和自主。而且，这种自主性不但充分体现在社会个体的信息传播、信息获取和娱乐上，更充分体现在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建构与维护上。
泛网络时代，手机使社会个体即便在流动状态下也一样具有强大的信息活动能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状态下实现与外界的联系。他再也不惧怕社会流动会带来的人际关系的断裂。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曾经是社会关系断裂的重要原因。因为辞职换工作、搬家换街道换城市、转学升学等活动空间的变化，导致通信地址改变，座机号码改变，人与人联系中断。而在此泛网络时代，手机以一组号码的存在，便成为消解流动性的稳定符号，也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也正是在手机的帮助下，社会个体的高流动性进一步肢解了已经松散的社会有机群体，社会个体得以更加个体化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进而其个体化程度也再一次得以提升。
不过，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的个体化程度越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实现和社会秩序优化就越困难。首先，社会个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容易使社会在整体上陷入一种原子化状态。与代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流动性和个体自身的强大相互强化，对传统社会框架中的人的联结机制造成巨大冲击甚至是局部性解体。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体虽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关系解放，但无序的互动状态很容易使人与人之间只有碎片化的联系而没有长期相处而产生的有机联系。流动与个体化，强化了原子化的社会存在方式，进而导致人际疏离；人际疏离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的解体和社会失范的频发。
应该说，手机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强力介入，更是加剧了这一负面倾向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智能手机，社会个体增加了线上线下的转化频率。线上的社会联系明显增多。手机短信，手机网上通讯工具QQ、微信、微博等频繁使用，社会个体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手机媒介进行社会关系的联系，越来越习惯这种虚拟网络的联系方式。而其作为社会人，在现实社会空间里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孤单。人与人在现实空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同住在一个城市，可能保持着频率较高的在线联系，表面上维系着紧密的社会联系，却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对于社会存在的个体来说，在现实空间里，社会个体比以前保持着更多的孤单状态。而这种孤独的原子化生存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伴随着手机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个体的关系建构和维系，我们还需对泛网络时代下的手机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有更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越是手机依赖度高的社会个体，越需注意主动调整手机带来的线上线下的社会关系的黏度。在尽情享用手机便捷的线上社会联系之外，也应该注意增加线下的社会关系互动，增加实际社会纽带的关联黏度，对于消解社会个体化高程度带来的原子化孤单感，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以手机为平台而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中，手机便捷的线上线下切换和号码本身的易获，也可能导致人际关系在线上线下不负责的交替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屏蔽。前者，表现为自我随意性中断人际联系：前一分钟还在线上说话，后一分钟已经离线，留给对象没有下文的等待。虚拟社会网络所负载的在线与不在线状态的随意性，显然不利于现实社会关系的构建与维护。后者，表现为更换手机号码以实现某些关系逃避。所以，越是在泛网络时代，作为手机依赖症患者的我们，更需加深对手机的负面认识，尽可能避免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个人主义渗透到个体化的过程，以最优化手机作为现实社会关系建构和维系的纽带作用，而不是让网络的随意性损耗现实的人际关系。

四、泛网络时代手机与社会个体化的关系展望
与社会之滚滚向前相一致，信息技术也不断发掘自身日新月异的变革潜力。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产物与时代标识，手机也必将随之而不断演变。
泛网络时代，手机的功能还将不断增强，社会个体通过手机实现的信息存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传播的能力还将不断提升和延展。而手机功能的复杂化，在未来发展的趋势上必然走向分化——手机的功能将有不同的侧重。这就如同笔记本电脑的发展路径：笔记本电脑的出现，主要是为解决台式电脑的随身携带性问题。基于笔记本电脑的信息综合处理功能，又细分出了上网本和平板电脑。而很明显的是，上网本与平板电脑在功能上侧重于信息消费，更多地充当了个人通过网络而进行信息娱乐的工具。高智能化的手机，在未来也将越来越细分其功能：或侧重于信息获取（娱乐），或侧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或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其即时的信息通讯。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手机的外在形态和附加的功能怎样演化，手机的本质属性都不会发生颠覆性改变。因为这是手机之所以被称为“手机”的根本。立足未来，我们似乎可以说，随着泛网络本身的发展，手机这一概念也将进一步抽象化——脱离具象的物理形态，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指征。就像汉语中的“枪”：穿越几千年历史，枪的具体形态已经与建构这个概念的原初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无论其具体形态为何，只要它符合我们对“枪”的本质属性的理解，我们都可称之为“枪”。同理，无论附加在手机上的媒体功能有多么多样、多元和强大，无论个人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储存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变得多么强大，这一切能力都是为手机实现社会个体超越时空地构建和维护自身的社会关系而服务的。脱离这一点，手机就不再是手机；反之，手机永远是手机。

注释：
[1] 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special/cnnic30/
[2] 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第25 页。
[3]（德）乌尔里希·贝克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4 页。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
[2]（德）乌尔里希·贝克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请参见（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莹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 加） 达科· 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3] 可参见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 重庆出版社，2008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谈科幻小说》，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4] 有关这个方向的问题可参考（ 英） 凯斯·万·德·黑伊登：《情景规划》，邱昭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 ；（ 瑞典） 麦茨·林德格仑、（瑞典）汉斯·班德霍尔德：《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整合》，郭小英、郭金林译，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03；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
[5] 参见哈拉维的《赛伯格宣言》。有多个中译本。包括（美）唐娜·哈拉维：《生控体的宣言：20 世纪80 年代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载（美）史蒂文·赛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视角》，吴世雄、陈维振、王峰、陈明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