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社稷”辨：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行脚

一、设计的“社稷性”
上海“世博会”以城市和美好生活为主题，在黄浦江两岸充分铺排了都市的极致魅惑与人的战天斗地的勇力。设计在这里面的确扮演了煊赫“社稷”的重要传声筒的角色。可以说，近年来，得益于国力的强盛和世界大范围上的基本和平，中国设计已初步展露出一种磅礴的“社稷感”。广为大众追捧的“中国馆”，基本就是这一思路借“设计”之手而出的典型例证。当然，世博园区内各国家馆也多莫不如此。似乎，“世博会”参与的主动和被动方对于在“博览”之中展现“社稷”实力都颇了然。只是，还有几个例外，如英国馆的奇思妙想，显然已不仅仅谨守在“国家”命题之内了。而非洲联合馆的表现形态，就我个人理解，却是这种“社稷”与“非社稷”之间角力的典型。

应该是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交界区，马赛马拉大草原上十几颗伞聚状的金合欢树吧？它们与那些可人的非洲动物构成了该馆巨大的外立面“幕墙”中核心的表现主题，并凸显于紫红的天际朝霞辉光之上。（图1）这种笼盖一切的效果，恰与对面独立的南非馆曼德拉先生头像互为对照。很显然，那更为磅礴的气度已胜过了南非作为一国的“茕茕孑立”，反倒让人觉得曼氏超越种族的理想情结更应被非洲大地旷野之美所包纳，而非轻率地动用更多的金钱独立成馆。相较于南非“凤凰涅槃”的主题，非洲大陆上其他国家则通过“联合”的形式，将“社稷性”巧妙地“弱化”为一组组更微观的叙述语言，明确了其中具备创新和可借鉴价值的案例在博览会上应有的意义。就此言之，“非盟”（即“非洲联盟”，AU）作为牵头组织的策划可谓成功，即在国别差异与个性诉求间做出了堪称完美的平衡。

我所说的“社稷性”在这些例证对比之下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特点：
首先，是“国家性”。中文的“社稷”代表国家，这很显然。但在现代社会，相较于“社稷”，“国家”是中性的，没有褒贬，只是一大类人群在地缘上的大集合，其内包含了各种小的集合，特别是被称作“城市”的，以及“泛城市化”的乡村。而“社稷”所代表的，却是盈满了一种神性的贯注，曼德拉的头像在南非以及通过南非国家馆所展列出的，恰恰就是那种基于神性而来的崇拜精神。

其次，是“民族性”。“国家”某些层面即可直接代表“民族”集团，这也是地理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上不争的定论。不过，“社稷”所指称的却又是一种民族的独断和霸权意旨。它通过相对类似的人群复合，体现为一种极端的内敛和紧缩，并推动着形成以血脉维系的利益共同体。不少非洲族群在进入现代后不断出现的内部战争，实际上演的正是这种“社稷”精神主导下的，国家与民族间的暴力竞赛和武力劫夺。

这两个层面，如若反映到设计上，则是非洲馆内分出国别陈列的各地王朝、领主和酋长的摄政“道具”。从一件件个案中，我们又瞥到了一种恐怖的“设计力量”——迷狂的、巫术的、肃杀的、政治的，可以说这些在非洲广袤热土上诞生的各色静态作品，绝不是借着简单、天真的“陈设”便可以轻易领悟、感知的。

两相相合，就是我们常常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即当设计的动词性价值凝固为工艺的名词状态，内里实际还包含了一种对于人性之社会化的曲折反映。当它落实为最终的审美对象时，民众往往忽视了其之形成所须付出的惨烈代价——越是精致、机巧，越是指向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其所努力希望遮蔽的则越纠结而悲情，其所极力企图展现的则越刻意且辉煌。

这，就是“社稷性”。而其最高级的表征便是“抽象”的用以弹压的法律、规约和修撰成文的典章、制度。质言之，“设计”与“工艺”无外乎一个我们尚未命名的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在“社稷”的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某些程度上就是融国家地缘与民族人性为一体的，可控的“法条”的具象衍生物——只不过，设计是具体地负责操持执事，工艺又承担了名分的赐予。

在如此的“社稷”中，设计是被动的，工艺是被动的，其所重蹈的，仍不过“成王败寇”的覆辙。假使“美”是设计与工艺最终的成果，那么，这样的被作为附庸而遭到胜利者掳掠的“美”，目的也仅是用来装点苟活，或变现而谋恶，一如那颗颗“血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