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社稷”辨：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行脚

我所说的“非社稷性”同样也有以下两点可供讨论。

首先，是开放性。非洲联合馆的一大优势便在于交流开放，参观勿须排队，仅这一点在本届“世博会”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可能民众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发达的“社稷”价值，所以某些“热门馆”不得不以限制人流使凌晨排队成为“常态”。但是，在焦躁与无奈的举步维艰中，谁又曾细细想过，那些堂皇的场所之规划，居然敢于坦率放弃对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极端高密度人群的可能的“设计关怀”。博览的全民性，被“社稷精神”摧残得几近体无完肤，而实现这个最浅白也是最应费心思量的设计操持的，竟是那些手头多不阔绰的黑人兄弟。

真正贵重的是人民，而非展品。一如在国内的几大重要图书馆，我屡次用最卑弱但坚决的声音提醒过，值得珍视的是让人掌握知识的行动，而非一味地“善本”保护。若果善本因人民的“消化”能成就出更多的创新知识，我想它们断不愿被深锁高阁，以致“公器私用”，只为那些“出身极尊”的“股肱之臣”效力。

设计亦然。它是全民智慧结晶的最高级标本，但其来源与宿命却又是在民众的体温“亲炙”中实现的升华与涅槃。

其次，是寻常性。设计从来不是特权的代称。所谓“限量”的设计至多只意味着某种物态资源的相对匮乏，却不是将之作为一类人蒙蔽另一类人、一类人逼迫另一类人的借口。非洲联合馆内“无心插柳”式的售卖活动，是从实践层面将艺术和工艺，以及恶和善的设计观念统统地并置在观者面前，任其挑拣。

这或许是自由经济与商业带给人们的某项好处。不过，“好处”也是有条件的。当窥见非洲青年在讨价还价中展现出的淡淡的狡黠时，不禁令人思忖，可能那些“商品”并未“善”到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而反作用于人心——人非圣贤，但设计的理想形态起码在最抽象的层面又是“圣贤”行止的一种载体，它可以改造人、督促人、完善人、成就人。而这一切的“行止”又要落实到最习以为常的活动当中，而好的设计恰能承担这个任务。最关键的还在于，当“设计”极好时，它已是一个有了生命的“圣贤”，它来源于人，又在人那由点滴和倏忽构成的世界中重新给人以恒长的教诲。

如此的“设计”非“社稷”可以约束，更不是为了早已胶着不堪的“社稷”的小集团——城市——服务。如此的设计，才是“人”这样一具开放的“设计体”，最自主和自为的日常的“仁”的“新集体生命循环”。

狂热地执着于拍照和“盖章”的人浪到了非洲联合馆却突然没了主意，以致大感懊丧——没有激动人心的未来誓词，没有刺目耀眼的科技光芒，没有美艳多姿的宝马香车……但，这儿却是人类始祖之一“露西”的“故园”。

“走出非洲”的若多年后，政治、经济作为人群间活动所表现出的两种最高级的关系形态，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据我所见，在从古至今的生存活动中，“设计”完全可以被视作第三种关系形态。前两者的重点在于抽象化的社会交互行为，而设计所代表的，则是公共与私人进一步密切相连，并指向具体化了的审辨、造物、用度、感知等等情势。然而，面对政、经充分合谋后形成的“社稷”言说的强大压力，“设计”事实上又是全面失语和失范了。换言之，设计的“社稷性”与“非社稷性”之间的矛盾，成了当前最紧要的一对矛盾。

只是，我们不能忘了，这第三种的社会关系实际才是破除一切魔障的助力，而人类不断战胜困窘和艰难的制胜法宝，无外乎“设计”罢了。

连冕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