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社稷”辨：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行脚

二、设计的“非社稷性”
“非盟”组织在这次展区策划上有一种“点、线、面”的内在思路，应该说作为展陈的基本或传统形式，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已算是成功了。

“点”的角度当然首推41个国家和1个组织（即“非盟”）的各自展列小区。尽管在展示的艺术和科技先锋性上无法与欧洲国家以及相关主题馆媲美，但展览所需要完成的基本教育性，通过展柜内琳琅的静态工艺品和展陈手段的综合运用，也可谓大体实现。同时，辅以专设舞台上的每日原住民歌舞表演，其总体的观感不可不谓尽致淋漓。

而“面”的角度，则是特地“集合”起来专区置放并安排有讲解人员的各国主要工艺精品区，包括马里陶器和织染、博茨瓦纳的草藤编，以及各国木器、金属器等等。至于“线”，一条周折环绕于26000平方米展馆中部的各国工艺品销售摊位，可能算得上是整个“世博会”销售活动里最壮观的场景了。

“世博会”在创办初期当然也包括了一种人类向未来的展望意趣。不过，作为欧洲王公贵胄假日的消遣和猎奇，上海这次的“非洲联合馆”的思路倒可能更贴近其原始的目标。也即，在科技性较弱的背景下，“博览会”首先是欧洲“博物学”的“动态”分支，那些被集中于一时一地的人和物，便是上层阶级用以丰富闻见、以资谈助的“观赏品”。其内的“社稷性”自然也就再明显不过了——那怕丑陋如机器都是大的国家与民族对于弱势的小国、小民的怜悯与调笑。

只是，欧洲人在进入现代后，对于“博物学”的重视却比之东方诸国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博物”之术在某些悠游于四海之间的高级文人和官僚的推动下，实际成为民主与科学的先声，而达尔文就是一例佳证。至于中国，在几乎相当的时段，纵然英才辈出，但事实上也只有一位精心于历算天文的玄烨和一位声色犬马但又留心格物的弘历可与之相颉颃。

按着“设计”的理想，后两人已是乾纲独揽的祖孙皇帝，他们掌握了精妙的思路，难道不能向下传递，以令全民迈入自觉、民主的“创意时代”？当然，我们也清楚如此的问题提得有多么可笑，但谁曾想过这实际又是“社稷”的一个巨大陷阱。“社稷性”促使“创意”成为密不可宣的神器，犹如巫术的道具——诸葛孔明的借东风、木牛流马等等在精神上不是民主的庶众用度，而是刘玄德为了维护“汉家”统治的“左道”与“旁门”。所以，不少研究者慨叹，康熙帝本身就是中国近世一位重要的科学家，可惜那些真正值得晓谕万邦的“奇技淫巧”竟又出不了乾清门半步，终落得个烂死宫闱的境遇。

然而，我们也不必如此沮丧，因为设计在“社稷性”之下仍有一股“非社稷”的潜流在汹涌澎湃。如何抑制“社稷性”并驾驭“非社稷”的那一面，这又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倾力关注并不断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