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

一、产业之问
从历史上来看，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曾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五代时期，吴越国的统治者每年都要向中原进贡“秘色瓷”，以示修好。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贡器的使命迎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到北宋中期，龙泉已经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陶瓷产区。北宋覆灭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再次给龙泉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此时，北方地区的汝窑、定窑等传统名窑相继衰落，大批优秀瓷匠移居江南，龙泉窑的烧造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南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大力鼓励海上贸易，龙泉青瓷做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从此名扬天下。从我们到的溪口窑遗址来看，这里目前存留的瓷片虽然已又碎又小，但漂亮的釉色以及仿佛“夹心饼干”般的器壁胎釉还是能够令人依稀感到那个时代青瓷的魅力。

溪口窑遗址现场挖掘出来的瓷片

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到元明两朝，龙泉窑的烧制盛况依旧。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系列烧造遗迹，使当年生产面貌得以完整复原。[2]在小梅镇大窑村的大窑窑址考察时，我们不禁惊叹于当年龙泉制瓷产业规模之宏大，路边仍随处可见的古瓷片也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那辉煌的过往。然而，釉薄胎厚、色泽黯淡的瓷片已经与全盛时期的溪口窑址无法匹敌。重量轻质的状况已然预示了龙泉瓷业此后的历史走向。

大窑枫洞岩窑址

晚明至有清一代，全国陶瓷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景德镇，加之审美风尚变革等历史原因，龙泉窑渐渐没落，几近断烧，辉煌一时的青瓷产业成为了过眼云烟。但是，青瓷的魅力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如冰似玉的青瓷之美亦依然扣动着世人的心弦。龙泉，似乎正在沉静地积蓄着力量，以迎接它的再一次辉煌。

1. 恢复与国营厂时期
1957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要恢复全国五大历史名窑的生产，强调要优先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的生产。国家轻工业部旋即做出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并在同年于南京召开的全国各省轻工业厅长会议上进行传达和部署。1958 年，龙泉瓷厂从民间艺人和本厂选拔了8位专家，开始了龙泉青瓷的恢复和仿制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以及中央工艺美院教授梅健鹰、浙江美院教授邓白等人。[3]翌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又成立了以省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挂帅的“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点燃了恢复龙泉青瓷的第一炉窑，从而使濒于失传的龙泉青瓷制作工艺得以复苏。

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龙泉一面生产日用瓷，一面恢复继承传统青瓷的研究和生产。并提出了“以青为主，青白结合，古为今用，面向群众”、“科学与实践结合，恢复与提高结合，工程技术人员与老工人、老艺人结合”的生产方针和办法。[4]这段时期，政府主导的国营厂在恢复与发展龙泉青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奠定了后来龙泉地区青瓷业的技术基础，也培养了大批青瓷制造方面的人才。现在几位国家级大师，包括几家规模较大的老牌青瓷厂的创始者大多是国营厂时期的主力干将。像现龙泉青瓷行业协会会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徐定昌最早进厂是搞釉色的配方，其余几位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原为青瓷研究所所长，主攻陶瓷造型；毛正聪原为青瓷厂党委书记、青瓷研究所所长；夏侯文原为青瓷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青瓷产品的设计和工艺研究工作……据统计，龙泉瓷厂在1985 年2 月改制前一年，全厂共有职工424名[5]，这批工人构成了后来青瓷行业从业人员的基础。

云鸾盘，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人民大会堂宴会用瓷，邓白设计

1958年，龙泉专门成立了龙泉青瓷仿古试制小组，并于此后配合邓白教授等专家研制完成了“国庆瓷”、“人大瓷”等等国家重要任务，这些都对龙泉青瓷的振兴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龙泉青瓷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几件50年代的龙泉青瓷作品，其中以仿古造型的作品居多，例如邓白教授设计的龙虎瓶与国庆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虽然种类较少，但在工艺上已不输于古代青瓷，稳重的釉色与严谨的造型无不浸透着新中国第一代陶瓷制作者心血与汗水。从这段时期一直到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厂一直在龙泉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老艺术家们也曾经与龙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在为龙泉提供着学术与科研等方面的支持，像张守智、韩美林等就曾经与毛正聪共同设计制作过中南海紫光阁陈设用瓷。这样的友情已一直持续了到今天，而工艺美院已故老教授尚爱松先生为毛正聪大师的青瓷研究所与徐定昌大师的青瓷厂所书写的题名，更已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正聪青瓷研究所的题名出自工艺美院老教授尚爱松先生之手